20世纪以来合作社发展的纵向比较——以冀中定县为例

合作社常被作为解决分散的小农经营困境的主要途径。从20世纪以来定县合作社实践来看,定县实验时期的合作社稳步推进,取得了一定成就。合作化运动初期合作社的发展基本是积极稳妥的,对农村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但随后"左"的错误蔓延打乱了合作社的正常发展路径。80年代中期以来,定县各种形式合作组织不断发展,但总体看很多合作组织更多带有公司性质,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对小农水治理的引致效应分析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路径大致可分为启动、调整和深化三个阶段。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产生的直接效应在于:农民个体经济理性强化、村庄基层组织公共事务管理功能弱化、农地细碎化。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引致效应是导致小农水治理出现困境:建设之困、管护之困和使用之困。要化解小农水治理困境就要进行多元化制度创新:培育声誉资本、开启声誉机制以提升农民合作理性;积极发展农民水利合作组织以弥补村庄基层组织公共事务管理功能的不足;创新和完善农地产权流转制度以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创新和完善财政支持小农水建设和管护的长效机制以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效介入。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未来发展模式的应然路向:基于目标与环境的考量

由于以前开放式发展形成的路径依赖,我国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模式,每一种模式都内含深层次的生成机理并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中小农合作型一般是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符合经典合作社的罗虚代尔原则.但通过对益贫和农业产业化这双重目标的达成度及城市化、耕地碎片化、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等国内外环境的适应性考量后发现,龙头企业领办型和大农领办型具有显著的优势.只要保证落实小农的退出权以倒逼龙头企业和大农不过度剥削小农,以及加强小农的社会保障,龙头企业领办型和大农领办型合作社以及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股份制合作社及联合社就是一种前瞻性的发展路向,能够加速完成我国的农业发展战略.     

强互惠行为视角下的合作社农产品质量供给治理

考虑到龙头企业和合作社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我国农户日益"原子化"的现状,完全依靠外部直接监督合作社农户生产行为的成本是极为高昂的。农户"搭便车"行为容易陷入合作社内部的集体行动困境,导致合作社农产品质量供给的低效率。论文在"行动者/结构"的分析框架下,尝试将强互惠理论拓展到合作社农产品质量供给治理中,探讨通过强化强互惠行为来重塑合作社结构的可能性,从而实现合作社农产品质量供给的高效率;最后的数值仿真表明强互惠行为的存在确实能有效提高合作社的农产品质量。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研究 ———以河北周村修路事件分析为例

国家外部资源在试图进入村庄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顺利地与村庄内部资源结合,完成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存有小农理性的村民在决策过程中对于公共产品供给的关联因素的权衡选择以及目前在农村实行的"一事一议"决策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实践偏差,是导致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执行困境的主要原因。从外部进入村庄的强制力试图通过对于村落理性的限制而解决现实困境的效果甚微,一种基于村落新的共同体认同和民间权威认同的内生约束力量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村庄决策执行的真正行动力。公共决策的顺利实行有赖于在村落中寻找基于"公"的认同而发挥约束作用的公共产品与理性追求个体私利的村民的联络点,以最终实现公共产品的决策与供给。     

价值论视野中的科学发展观及其发展价值取向的协调与整合

发展的本质问题是价值观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将发展过程中的"事实"与"价值"问题进行有效整合。传统发展观是"物本主义"的发展观,它把人的价值归结为物的价值,从而导致发展的价值理性的缺失及发展目的与手段的倒置,产生了发展的诸多价值困境。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一致,体现了价值理性之至上的终极关怀原则,也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价值理性的缺失这一不足的积极回应。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理想出发,要摆脱现代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价值危机,走出发展的价值困境,克服发展的价值悖论,出路就在于实现发展价值取向的协调与整合。     

乡村精英参与与合作社治理法治化研究

当下中国农村,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已发生质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和联结模式正在剧变。合作社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组织,从其发展的历史渊源,以及对乡村治理作用与影响的内生机理分析可见,一直都离不开乡村精英的参与。在农民合作社治理法治化的道路上,乡村精英承担着治理主体的功能与作用,引导社员利益理性与经济需求,发挥民主协商功效和社会资本的张力,推动合作社治理法治化进程。但是,在"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合作社治理法律实践中出现了若干困境与问题,质的规定性发生漂移,结构与逻辑也随之变迁。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促进企业家成长、优化外部制度环境、加强社员培训提高村民法治观念等具体策略将有助于合作社快速健康发展,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法权理性的意义及困境

法权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但由于传统的法权制度本身存在着整体意志与个体自由的"冲突",从而使其在表现自身意义的过程中,陷入了无可避免的价值困境.本文着眼于此,集中讨论法权理性的积极意义,同时分析了它的价值困境,以图在分析传统法权的缺陷当中,反思"法治"的现代意义.     

乡土场域的信任逻辑与合作困境：定县翟城村个案研究

分散的小农必须合作起来才有出路,这在理论上已为学界所公认,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积极回应,但在实践中,农民往往难以合作。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这一困境,但都忽视了信任这一重要因素,因此难以解释农民合作中的种种复杂、甚至矛盾的实践。文章从转型期乡土场域中特有的信任逻辑出发,探讨农民特有的合作理性,而这些合作理性解释了我们在合作实践中遇到的种种困惑。乡土社会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关系形态锻造了小农特殊的信任逻辑——差序信任和具象信任,而当前传统村庄的急剧转型使得乡村社会的信任结构发生失调,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农民特有的合作理性和合作行为。     

论小农存在的价值

“去小农化”的思想和主张是当前农业发展的主流,这是对小农存在价值否定的体现。然而,小农的存在从社会稳定、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社区秩序、景观创造、乡村复兴和文化保护等方面依然发挥着积极的维护和促进作用。这是小农存在价值的集中体现。不顾现实发展环境,一味推进小农改造项目不仅对小农发展无益,还会损害社会原有的发展基础。尤其是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小农存在的价值更需要被认真审视。     

规则与秩序:庭院空间生产的小农行动逻辑——以丽江金山白族Y社区为例

规则可用于分析国家权力制度变迁和乡土社会秩序流变。社会规则生产的终极目的和无意后果在某种程度上权威性地投射出个体与社会关系重构图景。规则作用于社会秩序的调节与其在制度建构中的演化和生存独立性相关。以庭院空间生产中小农的行动逻辑来解析规则的生产是从微观视角对农村社会秩序的生发与规则形成进行解读。小农作为农村最重要的劳动力主体和社会组织,透过其在庭院空间生产中的行动逻辑,可分析农村社会秩序变迁与规则生产过程。农村社区庭院空间生产过程是规则运作下小农行动策略的连续调整,从复杂多变的乡村社会变迁场域中抽离出庭院空间这一小农行动空间,探析"规则—行动"框架下小农行动逻辑是了解小农行动的新视角。     

农户合作行为形成与发展——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案例分析

阐述了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过程,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影响该合作社形成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农户生产过程中的资产专用性,以及相应而来的交易过程中交易对象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农户成立合作社的的主要动力;对农户来说,通过成立专业合作社可以提高农户市场谈判地位,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进而获得更多的收益,这是农户合作行为产生的内在诱因;农户成立合作社离不开政府引导和推动,单靠农户自发成立合作社将遭遇“集体的逻辑”的困境,政府的引导或者在一定程度上的行政强制手段,对合作社的成立及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公平偏好、强互惠倾向和农民合作社生产 规范的演化分析

面对农民合作社的现实发展困境,在充分考量我国农户社会心理的基础上,将公平偏好和强互惠倾向纳入合作社农户的效用函数中;构建了合作社农户的生产行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情形下合作社生产规范的演化逻辑;然后通过数值实验演示了公平偏好、强互惠倾向、守规农户初始比例等参数的变化对合作社生产规范演化趋势的影响。研究发现,守规农户越强的不公平厌恶程度以及搭便车农户越低的内疚程度,越容易导致合作社陷入全体农户生产低质量产品的困境;守规农户的强互惠倾向有利于维持合作社的稳定性;初始阶段较大的守规农户比例、生产高质量产品较低的额外成本以及较高的质量价格加成系数都有助于合作社向良性的生产规范演化。     

重新发现小农——解读《新小农阶级》

正小农研究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持有不同社会思想和观点的人交锋的战场。对于"小农"命运的探讨以及"小农"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汗牛充栋,产生了"小农消亡论"和"小农稳固论"的争议[1]。在实践中,试图将传统小农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息,然而,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期试图消灭小农的战争中始终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小农仍旧广泛存在于世界的各个地区。范德普勒     

马克思小农特点论述的宪政分析

马克思对小农的特点进行了系统的论述。马克思所言小农的这些特点,可以解释相当一部分国家宪政道路坎坷蹒跚的缘由:小农的脆弱使它呼唤专制和集权;小农的隔离状态使它淡漠民主;小农的安于现状使它排斥政治变革;小农的听命于天扼杀了对自由和人权的强烈需求;小农"打土豪分田地"的均平渴望开掘了财产权的坟墓。就宪政的角度而言,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在于实现农民向公民的身份转变。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生发困境研究——基于江苏省实地调研的分析

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部分地区还没有成型的合作社。本文选取江苏省农村为样本,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对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概况作一定划分;接着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建立博弈模型,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发机理;最后给出了合作社欠发展地区如何促进合作社产生发展的政策建议。     

论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的基础和条件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新型的合作社，有利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降低制度成本，提升农业综合效益，保护农民利益。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可能在分散的小农生产基础上自发产生，而是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专业化的社区合作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基础，而专业化生产、合作者之间资源的异质性、合作社领导人的存在和政府的推动等因素，构成了专业合作社产生的基本条件。了解中国专业合作社产生的基础和条件，对有效地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避免盲目性具有实践意义。     

粮食主产区小农水治理绩效分析

利用实地调研资料,对河南、山东、安徽、江西、吉林5个农业大省的小农水"建""管""用"情况进行分析表明,小农水治理绩效并未完全释放。原因在于:小农水"建"的环节,乡村基层组织投资意愿及农民投工投劳意愿微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对接失灵、小农水建设项目质量监督失灵;小农水"管"的环节,真正管护主体缺位、管护经费不足;小农水"用"的环节,用水农户与灌区基层水管单位之间对接失灵、小农水承包者与用水农户对接失灵、用水农户之间的合作失灵;小农水"建""管""用"之间对接失灵。因此,要提升小农水治理绩效,就要全面推进小农水"建""管""用"的协同共治与协调发展。     

关于发展与完善农业合作社的探讨

当前,要解决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矛盾,发展农业合作社是现实的理性选择。然而农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运行机制不合理、服务不到位、外部环境不够优化等问题,为此必须采取措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资本下乡背景下“中农”的生存智慧与应对策略

下乡资本的商业逻辑与农村社会的乡土逻辑存在张力,资本下乡过程中面临土地成本、生产秩序、劳动监督等困境。中农借助国家农业政策防止“非粮化非农化”倾向以及资本悬浮性特征,遵循乡土本位和市场理性双重行动逻辑,通过内生性优势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密切联合小农以增强发展根基,争取与资本优势互补、分工合作获得共存发展空间,充分体现出中农群体在强势资本挤压下的生存智慧与应对策略。实现中农与资本长效合作,可以有效衔接资本要素和乡村本土资源,健全资本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乡村产业平稳、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