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法治”思想的形成与内容剖析

商鞅＂法治＂思想内涵丰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是历史时代和生活经历影响的结果;其提倡＂法治＂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秦国富国强兵、称王称霸,直接目的在于使＂权制独断于君＂;人君（生）而有好恶、明君治国不可须臾忘于法分别是其提出＂法治＂思想的人性论基础和法理基础;赏刑理论是其＂法治＂思想的核心,商鞅在＂赏＂上强调用赏明赏壹赏,在＂刑＂上强调任刑重刑壹刑,赏刑并用,重刑为主。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商鞅、韩非法治思想异同论

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之所以成于法家,也败于法家,是因为商鞅和韩非两位法家代表对政治和谐在法治走向公平过程中的价值认识和处理方式不同,即在法与权、君与臣、治与力三对关系的处理上出现重大分野所致。在法与权的关系上,商、韩二人一个奉行的是"中法"式独断,强调"任法而治",一个选择了"不共"式独断,强调君权第一,从法第二。两种君权独尊路径的不同导致法与权关系和谐的相异,最终使商鞅造就盛世,韩非导入暴政。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商鞅强调以法治臣,提倡君臣合作,共同治理国家,使秦国获得强国富民所需的和谐的政治关系与稳定的政治秩序。韩非强调君臣利益的对立,坚持以术御臣,造成君臣关系的极度紧张,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机器中的自我调整、自我纠错的公平和谐发展机制。在治与力的关系上,商鞅注重以法生国家之力,使秦走上了一条"刑生力,力生强","强必王"的变法成功之路。韩非注重以君主之术,生君权之力,最终失去了生力的重要源泉———臣心与民心。由此启示我们:要构建以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为首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把法治与公平放入政治和谐的视野中加以研究解决,而不能就法治谈法治,就公平谈公平,只有政治和谐发展,法治才能走向公平,公平才能得到最大实现。     

从功利到审美——梁启超文学思想之流变

学界在谈到梁启超的文学思想时,往往只关注其叱咤风云的"三界革命",而忽略了他后期与文学相关的学术活动。考察这些学术活动,会发现他文学观念前后期的巨大反差,呈现出鲜明的从功利到审美的发展路向。梁启超文学思想的流变,既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文学思潮变迁的缩影,也是过渡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典型反映。     

从“新国民”到“美术人”——梁启超典型思想探赜

梁启超的典型思想主要包括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形象、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典型化手法等四方面的内容,其发展以1917年的欧洲游历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阶段（1896—1917）,其立足于救亡图存的民族视野,注重向西方学习,以培养新国民为宗旨;后期阶段（1918—1928）,其立足于文明比较的世界视野,重评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以培育美术人为目标。梁启超前后两个阶段的典型思想虽具体内容与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启蒙理想、人格培养始终是其核心要素,发展脉络具有内在连续性,呈现出“变而非变”的演进特征。其典型思想奠定了20世纪中国现代典型理论的思想基础。     

借“翻译”以“新民”——梁启超翻译思想探究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翻译家,由于身处历史转折时期,他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政治,他将翻译视为一种宣教启蒙的工具,旨在以西方思想来启迪中国民众的智慧,从而达到强国的目的。梁氏这种借翻译以"新民"的思想指导着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并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法治民主”到“宪政民主”——当前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道路纲要

"法治民主"是在肯定民主原则的前提下,主张对民主要有所限制,强调民主与法制的统一,以弥补民主的不足,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但是仅有民主与法制的结合还是不够的,当前需要在这一基础上思考如何制约国家的权力与保障公民的权利问题。为此需要提出"宪政民主"这一概念。"宪政民主"是对"法治民主"的深化。宪政民主在我国的提出是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的时代背景下,强调如何实现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宪政民主"在我国具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内容。"宪政民主"需要在民主实践中予以具体落实。     

从“新民”追求到现代性判断——梁启超人学思想探微

论述了梁启超把握中国现代化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对新民的追求,又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并从中出现了社会主义诉求。指出虽然梁启超没有找到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途径,但却以一种＂初始性问题意识＂提出了关系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大命题。     

从“载道”到“言志”——论梁启超与晚清至五四时期创作观念的现代化进程

作为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转型中的过渡形态,梁启超的创作观念对后世的文学译介和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甚至使得20世纪中国小说的展开都笼罩在这种政治与实用的双重阴影之中。晚清至五四时期以来,从＂载道＂到＂言志＂的创作观念的总体走向也体现了梁启超早期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深远影响。     

从“问题对话”到“方法转向”——“李约瑟难题”研究进路分析

由于其理论视野的宏大性以及所表述内容的启发性,"李约瑟难题"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以及激烈论争。值得人们思考的是,该论题表述何以会导致不同的认识及角度各异的解答,该论题的最终旨趣应当在问题自身还是它所带来的现实意义追问;该问题是限定在本体论的阐述上,还是基于问题存在的基础上通过方法论研究去追寻问题带给人们的认识价值。通过对中国近二十年在该问题上的相关研究历程的回顾以及研究成果的定性定量分析,阐述了该问题表述所蕴涵的确定与不确定相统一的本质,进而探讨其研究转向的必要性和现实价值,以及该研究转向所应当坚持的原则。     

从梁启超的报刊实践看其“善变”与“不变”

粱启超的“善变”是同其报刊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客观上来说，处在激烈动荡年代的梁启超，不变才是奇怪的。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师康有为的多方掣肘，使他无法迈出革命的一步，最终还是回复到保皇的轨道。但是在其善变的一生中又有不变的一面，这就是一名爱国报人的抱负。     

从民本到民权的创造性接转——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之一面

如何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接转,这是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晚年的他对传统民本思想“淬厉其所本有”,“采补其所本无”,将之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接转。梁启超将中西文化融通化合,并以此探索中国民权政治的进路,这对中国当下如何利用本土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人权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智能技术革命与法治秩序转型——从传统法治到智能法治

当前,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公法秩序变革主要包括:权力体系重构:大数据、算法技术发展、社交媒体权力扩张与传媒监管体系变革,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政党化公司与选举代议制度变革;权利与权力边界的重构:金融科技发展与金融科技、社会信用监管体系变革,巨型平台公司及其监管制度变革。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私法秩序变革主要包括:野蛮生长的互联网金融、P2P爆雷潮与个人信息、隐私权、财产权保护制度变革;算法智能推送、信息茧房、娱乐至死与个人信息获取、消费选择权保护制度变革。智能技术革命背景下法治社会转型——从传统法治到智能法治,主要包括:法律价值体系转型(数据代码算法正义、风险技术控制、注重义务与安全);法律主体及法律关系体系转型(新型主体与复杂化关系);法律行为及法律救济体系转型(复合性行为与预防性救济);智能技术革命时代法治秩序转型需建立智能法治系统:建模系统+功能分区——公共信息流通+个人信息保护——系统控制+社会整合。     

从民本到民权的创造性接转——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之一面

如何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接转,这是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晚年的他对传统民本思想"淬厉其所本有","采补其所本无",将之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接转。梁启超将中西文化融通化合,并以此探索中国民权政治的进路,这对中国当下如何利用本土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人权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的思想矛盾困境解读

公德与私德是梁启超受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影响而提出的两大道德范畴,在论述这一对范畴时,梁启超分别对二者的含义和存在的必要性做了充分论证,以此表明公德和私德的重要价值地位和由公德到私德转换的应然选择。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前后思想不一致的矛盾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是特定的历史现实和思想冲击使梁启超表现出不同时期对公德和私德不同的倾向性;其二是在如何培养公德上,试图以"外推"的方式经由私德培养塑造国民公德,促使梁启超在后来特别强调私德价值和作用,这一原因是梁启超思想矛盾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法制”到“法治”——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比较

荀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注重法律的制定、完善和实施,强调法律要具有内在的价值精神.但是,荀子所强调的法律层面的治理,并不等于现代意义的"法治".而亚里士多德,则对"人治"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以其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风格阐明了"法治"的必要性.两者比较,有助于我们理清"法制"和"法治"的内涵,更深入地理解"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从传统权威和谐到现代法治和谐——从社会主义法治和谐视角探讨

关于和谐社会的论述,早已有之.在古代社会中对和谐社会的描述中大多属于一种"传统的权威和谐社会".这种"传统的权威和谐社会"建立在当时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基础之上,用权威树立社会的秩序,缺乏生气,不可持续,是一种畸形的"和谐社会".现代法治和谐社会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用法治来保障社会的和谐,促使社会良性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和谐则是在现代法治和谐的大环境中建设的一种崭新的和谐社会,这种和谐社会是以往和谐社会发展的更高社会形态.     

“发现”与“丢弃”——试论梁启超的小说观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无人可及的地位。本文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的近代小说观的得与失、贡献与不足。     

梁启超解决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实践策略——以梁启超对“世界主义”思考与应用为案例

由于汉字的表意性,汉语在引进外来词汇的时候常使用意译的方式造词,这就为西方思想的东方诠释提供了条件。梁启超的世界主义思想就是这样的例子,梁启超用中国古典主义的思维诠释了"世界主义",得出了"世界主义"应在主权国家的背景之下,通过文化融合来达到的理论路线。梁启超的这种世界主义思想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反抗西方话语霸权的立场,也是一种应对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实践,并以他的言行印证了世界主义方案。     

梁启超的“教育文学”与近代韩国文人的关系——以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申采浩的影响为中心

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国的"启蒙时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是韩国的"开化期",此时期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小说观的论文,同时韩国文人申采浩拿起笔来为祖国的未来奋笔疾书。梁、申二人把小说当成革命的工具,甚至视之为改变整个社会和政治格局的基本手段。本文通过中国近代文人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韩国近代小说的影响,分析了中韩文人在小说观上的交流,重点以韩国文人申采浩为例研究了梁启超对他的影响。     

从梁启超论史家“四长”看史学的客观性

梁启超一生兼政治与学术于一身,其在学术方面最大成就莫过于史学。梁氏在其著作中曾流露出建立史学史学科的愿望,并力求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其对“史家四长”的重新论起成为学界共识。今天,历史学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冲击,史学家具备了梁氏笔下的基本素质后,能否写出“好史”来,在后现代面前已显得底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