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交流、认证知识与消费者安全食品信任评价

食品安全认证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的重要政策工具.基于山东省济南等城市的实地调查,研究了消费者对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及有机食品等安全食品的信任评价,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个体特征、认证知识和信息交流对消费者信任影响显著,且信任对购买意愿的积极影响得以验证,但食品安全意识对消费者信任的影响并不显著.促进信息交流,提高消费者认证知识,可有效提升消费者信任.     

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标识支付意愿实证研究——以南京市猪肉消费为例

消费者对质量安全标识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行为是决定食品安全标识制度能否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准确测度消费者对质量安全标识的支付意愿对于食品安全标识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国内以往研究多采用假想价值评估法(CVM)对单一标识的支付意愿进行测度,但由于商品价值通常由其内含的各种特征的价值共同决定,单独测度某一标识的支付意愿会忽略不同特征间的交互影响。以猪肉质量安全标识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选择实验模型法(CE)测度多种质量安全标识共存条件下的消费者支付意愿。研究结果表明:对食品加贴不同种类的标签标识都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的效用水平;我国消费者对质量安全标识的支付意愿较高;可追溯标识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消费者对安全认证标识的信任度进而提高其支付意愿;原产地标识对安全认证标识的支付意愿影响不大,但可以强化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品质的信任度。     

杭州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研究

杭州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总体上偏离了实际风险水平,消费者忽视各类食品的安全风险,夸大各类食品危害因素的风险程度。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还表现出了显著的矛盾性,在蔬菜农药残留问题上,安全性评价和风险性评价出现了正相关的情况。影响杭州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主要因素是“失去控制”,次要因素为“严重后果”和“政府失职”,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对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有显著影响。     

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信任影响因素分析

食品安全事件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性的信任程度是影响食品消费量回升的重要因素。采用最优尺度模型,以武汉市433份消费者的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研究消费者对液态奶安全性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对政府、企业、奶站的信任及液态奶对家庭的重要程度、年龄、家庭月总收入等对消费者信任有正的显著影响,而易感人群、品牌、文化程度和家庭月食品支出等则对消费者信任有负的显著影响;信息知晓程度和消费者对奶农的信任对消费者信任没有显著影响。政府要提高消费者对液态奶安全性的信任还必须从增强消费者对政府、企业和奶站的信任度着手。     

影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因素分析——基于天津市消费者乳制品消费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在对影响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因素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识别损害或增进消费者信任的因素,通过食品安全规制对风险认知的影响,得出食品的品牌,对食品安全信息的及时公布等为影响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企业方面因素,电视媒体对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有正向引导作用,消费者的年龄、性别,影响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认知,提出提高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对策.     

品牌、认证与消费者信任倾向——以有机牛奶为例

以山东省570个消费者样本为例,基于中欧比较视角,探究消费者对不同品牌或认证的有机牛奶的信任倾向,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消费者信任的前因。结果表明,消费者个体特征、感知价值、有机食品知识及行业环境对消费者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食品安全意识和信息交流对信任的影响较为复杂;消费者对中欧品牌或中欧认证的信任存在差异,形成前因也略有不同。提升公众消费信心,应着力于推动有机知识宣传普及、增加消费者体验以及强化行业监管,乳品企业应根据消费者中外品牌或认证信任的差异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     

消费者对安全食品购买倾向的实证研究——来自厦门市的调查发现

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分析框架,利用在厦门进行的“消费者安全食品购买倾向调查问卷”获取的抽样数据,试图分析中国大陆地区消费者对安全食品购买倾向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安全食品的利益信念、安全食品的熟悉程度和对安全食品公共机构的信任程度均对购买倾向有正向影响,对安全食品生产的风险信念则有负向影响,在社会经济和人口统计变量中,只有年收入对购买倾向产生影响。     

论我国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现,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是规制食品安全的一项重要制度。鉴于食品及其安全信息具有信任品特征、不对称性和公共产品属性,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不可缺少,而公民生命健康权、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共同构成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权利基础。面对我国新成立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主体尚需长期磨合,信息披露内容狭窄、信息披露方式可操作性差的缺陷,应从建立促进信息传递的协同组织、构建信息披露豁免制度和依申请披露制度,完善信息披露的程序和监督机制四个具体路径完善我国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     

添加剂滥用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与公众恐慌行为研究

随着各种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关注和担忧。其中,添加剂风险已成为食品安全风险中比较突出的风险之一。文章基于江苏省内经济发展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的南部(苏南)、中部(苏中)、和北部(苏北)三个地区657名消费者的实际调研数据,以计划行为理论与结构方程模型为主要分析工具,研究了影响公众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感知及其恐慌行为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食品安全认证标识如何影响消费者偏好——以有机番茄为例

以有机番茄为例,引入BDM机制拍卖实验研究了食品安全标识的消费者偏好,并借助多变量Probit模型对相应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对加贴欧盟有机标识的番茄的出价远高于加贴中国有机标识的番茄,与同时加贴中欧两种标识番茄的出价相差不大;不同个体特征消费者偏好存在显著差异;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与有机知识对支付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而环境意识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不显著。政府认证制度安排与厂商战略决策应充分考虑消费者对不同认证标识的偏好倾向,以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认证食品消费行为与认证制度发展研究

食品安全认证制度影响到消费者的福利,消费者行为将会诱导食品安全认证制度的变迁。运用消费者行为模型,分析了当前中国食品安全认证制度选择和未来认证制度发展问题。结果表明,消费者对检测与认证机构的信任关系到实施食品安全认证制度的有效性;只有当认证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时,认证制度才能在满足消费者质量需求和提高消费者福利方面发挥作用。     

农户参与食品追溯体系激励机制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了食品追溯体系对农户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激励作用,得出以下结论：提高食品追溯体系的有效性、增加对提供安全食品的农户的报酬以及加大对提供不安全食品的农户的惩罚力度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必要条件。食品追溯体系的有效实施可以降低农户的隐匿行动,增加其生产安全食品的努力水平。通过对最早推广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北京市蔬菜种植户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检验,得出影响蔬菜种植户参与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正向激励因素主要有：蔬菜种植的高成本收益率、可追溯蔬菜高价预期、加入产业化组织、接受政府补贴和参加技术培训,逆向激励因素主要有：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不安全食品供应商的惩罚力度、农户对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风险预期。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与购买行为的差异分析——以南京市蔬菜市场为例

一般认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应当与收入水平成正相关.但是,一些调查表明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超过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有的甚至表现为支付意愿高于发达国家消费者),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仍然购买通常自己也认为不太安全的食品.本文以南京市蔬菜市场为例,通过实证方法表明:(1)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与实际购买行为并不一致;(2)二者一致与否受消费者教育程度(包括其他个体、家庭特征)以及对食品安全的一般认知程度等因素的影响;(3)二者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被访的部分消费者认为"各安全等级的食品的安全性其实都差不多",该类消费者不相信行业以及政府对食品质量安全的现有监管措施.因此,用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的意愿调查去预测市场、制定政策可能产生与预期不一致的结果.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感知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西安市区消费者的调研数据,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感知风险的认知程度,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影响感知风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不同人口特征在转基因食品感知风险上存在显著差异,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转基因食品知识、社会信任与感知风险呈显著负向关系,对健康的关心与感知风险呈显著正向关系。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论食品侵权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我国《食品安全法》确立了食品侵权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旨在通过对加害人实施经济制裁和惩罚,防止出现食品安全问题。这一制度对于促进我国食品安全、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缺陷,应适时予以完善。     

消费者网购食品安全信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网购食品消费者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消费者网购食品安全的信心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对网购食品安全问题普遍较为关注,但对网购食品的食品安全状况缺乏信心;消费者网购食品的频率、网购食品的花费、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态度、消费者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等是影响消费者网购食品安全信心的重要因素.由此建议通过健全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完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建立网购食品安全诚信体系等提升消费者网购食品安全信心.     

有机粮食的消费者质量安全信任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郑州市381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河南郑州市381份调查数据统计分析表明,消费者对有机粮食质量安全的关注和信任程度分别为59%和25%,进一步运用主成分回归法分析消费者对有机粮食质量安全关注和信任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机粮食行业发展有巨大潜力,具有更多生活经验和知识的消费者以及对有机食品了解越多的消费者,对有机粮食质量关注程度及信任程度也就越高;价格是影响有机粮食销售的重要因素;现有的有机粮食的营销方式和消费渠道,降低了消费者对有机粮食质量的信任程度;口碑对信任程度有重要的影响,相关职能部门认证的公信力有待提高。     

城市居民对蔬菜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信任研究

食品质量安全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备受公众关注的问题,食品安全事件引发了消费者对整个食品行业的信任危机,食品安全既是生产出来的,也是监管出来的,食品行业的信任危机也就是对监管体系的信任危机。本文基于江苏省568位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城市居民对蔬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信任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城市居民对蔬菜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信任度总体不高,而且情感信任程度低于认知信任程度;城市居民对蔬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信任度的高低主要是受被调查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饮食消费习惯和对蔬菜安全质量监管体系的认知特征等方面的影响。     

安全食品的消费者购买倾向动因研究述评

从三个层次梳理了安全食品的消费者购买倾向动因研究,并结合中国本土相关研究的实际背景,提出了开展中国食品安全的消费者购买动因研究的建议:(1)注重基于中国的现实背景对安全食品概念的内涵进行厘清和界定;(2)注重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以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安全食品的消费者购买倾向进行研究;(3)注重从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发展趋势和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改变等方面来开展安全食品购买倾向动因的研究。     

我国进口食品不合格率的影响因素

针对我国进口食品安全问题突显现状,建立进口食品直接供求主体,即经销企业与消费者的博弈模型,分析企业经销进口食品的不合格率与消费者对进口食品监督维权概率的均衡策略及其影响因素,并且通过选取2010—2014年我国四类大宗进口食品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进口食品不合格率的监管、消费等影响因素。主要结论表明：进口食品量、食品消费支出对进口食品不合格率具有负向影响,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对进口食品不合格率具有正向影响。据此,从进口食品监管和消费者监督维权角度,为保障我国进口食品安全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