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传统儒家经典的新阐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破除传播西学的舆论阻力争取中国知识界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认同和支持,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宗旨,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传统儒家经典,使传统经学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诂与重建:康有为"新经学"的特征与意义

康有为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观念等中国古已有之,只是由于荀学之拘陋、刘歆之伪谬,未能使其延续。因此,在其整个的经学诠解中,他尽可能地将西方民主思想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力图将西方政治思想引入经学文本之中。康有为这一“移花接木”的做法,无疑为西方政治学说蒙上了一层儒学的外衣。但实际上康有为并不是要“西化儒学”,而是要“儒化西学”。这种西学的“儒化”诠释方式虽造成了诸多牵强附会之误,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来看,不仅有助于释放研究者的主体精神,而且也囊括了文本之外更广阔的意义世界。      

试论康有为的终极关怀

康有为以大同理想作为终极目标,从道德和宗教两个层面同时建构其终极关怀体系,不仅实现了"仁"的本体境界的深化与突破,而且使传统儒学的核心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首开近代终极关怀思想之先河,深刻影响了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终极关怀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康有为列为新儒家的先驱或启蒙,似不为过.     

当下中国新儒家之宪政诉求及其省思

当下中国的儒家宪政论有刚性和柔性之分。儒家与宪政是否能够实质性勾连,需要先对何为现代宪政这一前提性概念进行澄清,才能论及儒家与宪政间的关系问题。儒家宪政论者忽视了宪政本身的复杂性。另外,还需要对不同论者的儒家精神之内核的争辩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出,不同论者争辩背后的更深层问题是彼此所选的参照物不同,并导致判断尺度不同,进而引出普世性价值是否存在的一般性问题。儒家与现代宪政之间的可能性距离,取决于是否能从儒家精神内核中开掘出现代宪政的最基本的价值与制度性构建等方面的元素。     

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的形成及其与第一次上书的关系(续完)

康有为信奉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之道,以实现“治国平天下”作为圣人的事业,因此他对世界的看法不是近代的国家民族观念,而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这一观念是康有为认识西学,接受西学的一个思想基础。康有为的天下观即世界的观念正象梁启超批评的那样:“中国儒者动日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横渠西铭之作,视国家为渺小一物不屑措意。”     

西学视阈下康有为儒学思想探析

康有为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折衷中西思想的探索者,是一位从儒家内部出发并努力调融中西思潮的思想家。近现代中国最明显的特点便是向西方学习,由被动的接受到主动吸收、升华、再创造的发展过程。儒学也是如此,只有以儒学为主体,不断吸收并消化西方先进知识,使之成为儒学的有益补充,儒学才能真正获得新生,才能更好地的发展。西学视阈下康有为对儒学的改造,开辟了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转型,是将经学研究与救亡图存相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     

大言炎炎却詹詹——又答陈乔见博士

陈乔见博士在其《＂儒家伦理新批判＂的贫困》一文中对笔者的《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尤其是其中的＂序言：我为什么要批判儒家伦理？＂及＂对一年多来这场争论的总结性回顾＂进行了反驳,这些反驳充满着误解和谬见。他对儒家与现实生活（包括个人遭遇）的关系的理解很成问题,他对笔者提出的＂文化模式＂的比较的评析也是误读,他对儒家义理或西学经典的解释暴露出更多的逻辑盲点,而他对笔者的＂总结＂所做的＂总结＂则表明,他根本没有对问题的方方面面加以通读,更未加以深入思考。     

试析现代新儒家的理论特质

在近现代中国三大文化思潮中,作为保守主义色彩相对较重的一派,现代新儒家旗帜鲜明地以传统的儒家思想和精神作为自身理论建构的源头活水。现代新儒家的理论,更多地以形而上学的理路阐扬儒家思想,在明确地以承续儒家之＂统＂为精神抱持的同时,又蕴涵着相当浓烈的现代诉求,从而呈现为既充满矛盾却又有其一贯性的理论形态。     

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师法西学之异同

在 19世纪与 2 0世纪交会、中西文化冲合之际 ,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是师法西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对待西学问题上既有共同点 ,又有差异性 ,趣异而旨同。近代中国 ,西学东渐 ,由旧趋新 ,自东徂西 ,乃中国文化近代化发展之潮流。     

“不言《新学伪经考》”与“民族是历史之主脑”——梁启超民族史观论略

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大胆地吸收西学改造思想。就历史现而言,一方面,以“不言《新学伪经考》”的新学术突破了早期所深受康有为影响的“三世说”史现,另一方面,他侧重用近代民族国家学说解释历史,建构了以民族史现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完成这一转变的学理则是以“人群”的进化观念,改造康有为“政制”、“文教”进化“三世说”变革中国的历史现,并在建构中赋予了民族国家为突出特征的史现,以此为出发点呼吁“史界之革命”。     

论康有为思想在当代儒学复兴视域下的“延续”与悖论——兼论“新康有为主义”思潮

在儒学复兴的众多思想流派中,康有为思想在近年逐渐被一些学者所尊奉和宣扬,并在当下语境中形成"大陆新儒家"学术热点。以"新康有为主义"作为儒学复兴纲领的学者们,逐渐形成以"大陆新儒家"联合"康党"的思想阵营,他们秉承康有为对儒学宗教化的思想建构倾向,以宗教学的办法肆意歪曲儒家思想。无论是从学术特征、思想谱系、共同价值以及阶段人物,都表现出强烈儒学宗教化特点。反思表明,康有为所论的儒学思想不但背离了孔子之道,而且利用宗教化的儒学达到"改制"的政治幻想。"大陆新儒家"把康有为作为其理论源泉,其目的是利用康有为思想实现"改制"思想的逻辑延续。这非但不能为儒学复兴提供可靠的致思理路,反而将儒学复兴潮流引入极其危险的歧途。     

康有为“孔子为教主”意图和意义

“孔子为教主”是康有为的基本观点,并由此推出了一个孔教时代。无论是康有为的“孔子为教主”还是由此推出的孔教时代均具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图,是为通过保教来保国、保种的救亡路线服务的,表达了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这使孔教成为中国近代以中学应对西学的第一个国学称谓,也是以西学为参照,对中国本土文化进行内容转换和现代化的最初尝试,因而具有不可忽视的多重维度和意义。     

当代新儒学的西方因素

西学对当代新儒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西方术语成为新儒家研究的当然用语,西方学术思想体系也为新儒家积极吸取,展开中西思想家的比较研究。西学的挑战是推动新儒学研究进展的主要动力,新儒家明确自身在多元文化对话与交流中的平等地位。     

“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大陆新儒家反思

号称大陆新儒家的"康党",不但没有正本清源之理论自觉,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以吊诡的"超越牟宗山,回到康有为",效法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否定牟宗山等现代新儒家。康党不惜背叛儒学道统,以"儒家两期说"改造儒学传统与制式,为了投机政治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否定儒学所具有的哲学与科学性质,任其妄为,势必使儒学再次产生"罪天下"之后果。是故,对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的"托古改制"进行反思,认识其丧失儒家根本立场及其背叛儒学思想原则,以还其"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之本来面目。     

宪政“中国化”的另种文化取向——胡适“充分西化”观述评

在宪政＂中国化＂问题上,与张君劢等那种意在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统摄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省超越式进路不同,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大师胡适代表着另一种文化演绎取向：以＂充分西化＂为表征的外化适应式进路,致力于寻找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在中国历史文化空间里的安身立命之所。从＂造因＂方案到＂幼稚园＂宪政,大致体现了胡适对推展宪政＂中国化＂命题的理性思考以及执着探索精神,也在方法论意义上向世人表达了中国政治转型中现代性成长与乌托邦诉求之间的张力关系,从而抒写其卓越的宪政情怀。     

国学之真的寻求——论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译述的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国学修养深厚,对中国传统文化能从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给予批评。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存在“好古忽今”的基本倾向,而且将政治与伦理混同,没有真正的政治学。从社会的实效考虑,他反对儒家的德治,主张法家的法治。然而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又为严复所肯定,其晚年又以儒家的价值观念为立国之本;他坚持中学与西学的分立,以为中学之真与西学之新互为消长,而真正的国粹必将长存。近年来,怎样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又成为新的学术问题,严复的见解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历史记忆的建构及其被误读——康有为“虚君共和”思想与“丁巳复辟”辩

报纸记载、时人回忆以及学界论述对史实的描述,建构了国人有关康有为在“丁巳复辟”中的言行及其“虚君共和”主张的历史记忆。这却可能有意或无意间忽视了对康有为这类处于转型中的文人参与政治时其内在历史困境的考察。于是,则形成了对康有为此种言行的误读。同时,笔者也意在以此个案分析,来描述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     

熊十力与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

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历史哲学在古代发展中呈现出以儒家历史哲学为主导的基本特征。但在西方文化东来的近现代,儒家历史哲学遇到了各种进化论历史观的严峻挑战。从康有为到冯友兰,几代中国学者以不同方式对进化论历史观作出了理论回应。但是,直至熊十力,才以“本心”本体论的历史哲学思想建构,实现了儒家道德决定论的历史观与进化论历史观的有机融合,从而将儒家历史哲学推进到进化史观的现代形态,并在理论上对中国与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给出了创造性的回答,为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开辟了道路。     

新时代背景下的宪政——对季卫东《宪政的复权》的解读

宪政是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制度基础,不同的时代背景应赋予其不同的含义。在当今全球化、地域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宪政在许多方面都被赋予了崭新的涵义,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新论＂。法学家季卫东先生从新时代背景出发,运用法社会学的视角,用复眼式的观察方法为我们诠释了新时代背景下的宪政的新内涵,同时也指出政治变革乃中国当前避免权力合法化危机的必由之路。     

中国传统哲学现代价值之构想：前提与方法

反思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应遵循三个共识性前提：＂无全民性的宗教神信仰为华夏文明之典型特征＂、＂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于今人仍有影响＂和＂人是需要信仰的＂;由三个共识性前提而推演出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可以作为今人信仰重建的参照,因而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应从态度、原则、制度与方法四个层面去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