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信到叛徒:汪精卫与孙中山关系透视

汪精卫和孙中山从相识到相随,交往长达20年。综观这20年,汪在大部分时间里能够追随孙,坚持革命,孙汪之间长期形成一种领袖与亲信、导师与高足的关系。两人政治上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共同推进革命事业。但在反袁护法时期,汪孙关系曾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在这种关系框架内,两人时分时合,不能默契配合,这无疑削弱了革命阵营的力量。孙逝世后,汪利用他与孙之间长期形成的特殊关系,以孙的“继承人”自居,这确实为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表演提供了不少方便。同时,孙依靠一派军阀打败另一派军阀的做法,寄望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思想等,也对汪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然而,汪精卫后来的背叛,并不能败坏孙中山的英名,更玷污不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汪精卫投敌后蒋介石的策略及其影响

1938年冬,汪精卫公开投敌后,蒋介石采取了迟迟不公开定性的方式与之周旋。这种策略主要是出于对防范国民党内部分裂、团结地方实力派坚持抗战、国际形势复杂等因素的考虑。蒋的这一策略收到很好的效果,国民党避免了一次大的震荡;而汪精卫的一系列辩解反而起到了自暴其汉奸嘴脸的反作用。     

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探讨

汪精卫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从重庆出逃,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公开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堕落成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和卖国贼.汪精卫为什么从重庆出逃,叛国投敌?有人认为:汪蒋之间的个人倾轧,是江从重庆出逃首先考虑并考虑得最多的因素.把汪精卫叛国投敌,主要归因于他同蒋介石之间的争权夺利,这是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历史人物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①汪精卫重庆出逃的种种原因,必须从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潮流和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去探索.     

高崇武、陶希圣脱离汪伪事件述论

1940年1月3日,正当汪精卫汉奸集团在日本侵略者导演下,紧锣密鼓地上演傀儡丑剧开场之际,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崇武、陶希圣悄然离沪赴港;同月22日,香港《大公报》引人注目地刊登了高崇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和《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高、陶在信中公布了汪、日谈判签订密约的经过,以及密约中的主要条款。本文拟就日、汪密约的性质,高、陶事件对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冲击程度,以及对高、陶事件的评价等问题,略抒己见,以就正于方家先进。(一) 日汪密约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占中国,使中国永远沦为殖民地,成为日本军事、政治、经济上附庸的条约,而对于汪精卫汉奸集团来说,只不过是     

陈嘉庚抗战时的11字提案

1938年，时值抗日战争初期，正当众多爱国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后方广大同胞和海外侨胞全力支援祖国抗战之际，在海外的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多次风闻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主张对日和平妥协。起初，他不信真有其事，因为他与汪精卫过去有过交往，私谊甚好。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路透社电讯公开传出“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才确信汪精卫真的在唱投降论调，汉奸嘴脸已露端倪。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汪、蒋策略的演变

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前后多变。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未能根据这一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进而失去了对汪、蒋的制约。中共对汪、蒋策略的失误既有自身的原因 ,也有外在的原因。     

孙中山病逝前的一场中西医之争

1925年初,孙中山在病危之际采用了中西医并用的方法,在当时成为一件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事件,也是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上敏感的话题。而在医院之外也引起了一场中西医论争,以汤尔和与汪精卫之间的论战最为典型。这一过程折射出中国人普遍的、典型的对待中西医的态度,也反映了中西医并存的现实和大部分中国人的医疗心态。汪、汤之间的冲突,是北洋时期中西医之间明争暗斗的一个小插曲。     

大革命时期汪精卫急剧走向叛变的原由探讨

大革命后期汪精卫的叛变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他叛变的根本原因,是其资产阶级属性使然。然而,迎汪复职、拥汪反蒋中对汪精卫的过分迁就,导致了他随后的巨大心理反差,使其认为共产党不可依靠,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也不可依靠,国共迟早要分家;工农运动中的过激行动,造成社会秩序动荡,军心不稳,对汪精卫急速右转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莫斯科五月来信及罗易的泄密,更是在客观上加速了汪精卫分共的步伐。     

国民参政会与汪精卫叛国投敌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然叛国投敌,并发表媚日"艳电".汪精卫领导下的国民参政会和参政员对此采取怎样的态度,必然引起社会上的极大关注.截至目前,一些论著和相关论述认为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通电声讨了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但事实上国民参政会和参政员们对汪精卫叛国投敌行径并未予立即声讨.究竟是何原因?实有澄清之必要.     

试论汪精卫的民族失败主义

1938年12月，正当中华民族同仇敌汽，为抵御日寇的侵略而浴血奋战之时，汪精卫却公然认敌为友，叛国投敌。这位民主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曾经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而不惜坐牢流血的革命民主战士，为什么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竟然置国格、人格于不顾，抛却多年的信仰，宁做人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呢？对此众说纷坛。笔者以为汪精卫卖国投敌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民族失败主义的思想根源。本文就汪精卫的民族失败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他本人怎样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一步步走向叛国投敌的过程作一具体分析。一、盲目崇日是汪精卫民族失败主义产生的思想…     

《说文释例》对汉语文字学理论构建的贡献

王筠的《说文释例》一书 ,在阐述《说文解字》的编排说解体例的同时 ,探讨了汉字的产生与发展、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以及汉字的性质等问题 ,分析了汉字的结构条例和演进规律 ,这些都为汉语文字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 ,在清代的《说文》四大家中 ,王筠对汉语文字学理论建构所作出的贡献最大     

从王维诗画的接受看蓝田辋川文化旅游的开发利用

从历代王维诗画接受中可见,王维在生前和身后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以王维文化为核心的旅游资源开发是切实可行而且大有前途的。而王维文化开发中首当其冲的应是蓝田辋川别墅,这既是对王维文化、长安文化的弘扬,也有利于提高地方文化品位,提升国民文化素养,并直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造福子孙后代。然而目前的开发程度显然滞后,因此,当务之急应是吸引多方资金,邀请各类专家,逐步在蓝田开辟王维足迹、诗作旅游线路,并结合当地山川风光,溶洞奇景,综合打造知名精品旅游线路,在全国唱响长安文化生态旅游。     

论王鼎钧散文的怀乡情结

怀乡主题在王鼎钧的抒情散文中屡见不鲜,其中蕴涵了他独特怀乡情结。通过对作家人生经历及其散文文本的考察来揭示故乡对王鼎钧而言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存在,是参透其怀乡情结的关键。进而考察王鼎钧散文怀乡情结的特征,可以归结为包孕完美与残缺这一矛盾体的梦。     

雅雨堂本《谈龙录》删节因园本条目补正——兼论袁枚误解《谈龙录》的因由

袁枚《随园诗话》刊布以来,流传极广,为治清代诗学者案头必备,然此书关于赵执信《谈龙录》的评述却令人费解。王士禛与赵执信的论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上的著名事件,赵执信的《谈龙录》对王士禛的人品、学问、诗歌、诗学极尽嘲讽。而袁枚却说读《谈龙录》后,觉得赵、王论诗"无甚9牾"。此种言论显系误解《谈龙录》,不符合事实。袁枚误解的原因,当是袁枚所读《谈龙录》为卢见曾雅雨堂删节本。乾隆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以乡邦后学身份刊刻《谈龙录》,为调和王、赵分歧,尽删赵执信攻讦王士禛之言。此种删节本"于执信著书之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真"。雅雨堂本《谈龙录》使袁枚产生误解,流弊及于今人,故亟需探清辨明,以杜误说。     

王安石诗歌中的女性描写

王安石诗歌中刻画了西施和王昭君等历史人物和月里嫦娥、巫山神女等仙女、神女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寄托了王安石变法受压抑以及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生命情怀,体现出王安石反对红颜祸水论、注重女子幸福的进步女性观。     

从《阅微草堂笔记》看纪昀的伦理道德观

《阅微草堂笔记》作为纪昀社会思想的集中体现,也反映了他丰富复杂的伦理道德思想。纪昀一方面积极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对其弊端又大胆质疑和否定。这充分反映了在社会危机面前一位深具人文关怀的封建士大夫的复杂思想。     

本我回归——哈姆雷特向死而生的心路历程

哈姆雷特替父复仇的过程一再被其延宕,而延宕原因一直是研究者讨论的焦点。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批评者都试图探究延宕之谜,因此提出了种种解释和看法。其实引入海德格尔有关“本我”的死亡哲学观并以此为突破口,可诠释哈姆雷特的悲剧命运和揭示哈姆雷特由最初的犹豫不决到最后的果敢出击以完成复仇任务的心路历程。哈姆雷特由一个沉沦于世的此在,通过内心挣扎和对死亡的不断思考以及持续的焦虑为他隐藏的本我觉醒提供了一种可能,这种可能促使他求真,弄明白了死亡的真正意义,并用自己的死亡实现了超越“常人”的向死而生,最终完成了对自己的生命救赎。     

王十朋论史浩

王十朋论史浩是宋孝宗初年战守之争中的一段公案。在仕宦早期,王十朋屡有进言政事、弹奏大臣之举,逐渐赢得了崇高的公议地位。随着宋金形势发生变化,宋孝宗顺应公议要求,便擢升敢言的王十朋为台官。这些都成为他弹奏宰相史浩的有利条件。王十朋坚决主张对金作战,故在力赞张浚北伐的同时,积极上疏弹奏反对轻战的史浩并使之罢相、奉祠。不过王十朋在《论史浩札子》中加于史浩身上的罪名如主和沮战、结党擅权、压制言论等,多有虚而不实之处,难称平心之论。在符离战败后,宋孝宗开始反省台谏官的表现,对于王十朋论史浩的前后态度也有所质疑,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上述缺憾。     

王闿运《尚书大传补注》之辑补述论

伏生《尚书大传》流传至明朝,已经亡逸,清代为之搜罗辑佚者,多达十余家,成果颇可观。然清末湖湘学者王闿运不满意于前人之成绩,遂以雅雨堂、陈寿祺二本参校,并增补郑玄之注,以成《尚书大传补注》一书。王校于二家各有所取,并不专主一家,或兼弃二家,独出一己之见。由于此书纂著之目的,即是用作书院讲授之教本,故极为简明扼要,并不繁冗,实为初习者极佳之入门之作。而王氏另辟补注之举,则异于前人,此则有助于研读《大传》之理解。     

励志之魂:论王阳明之遗产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过几件借王阳明来激励斗志尤其是抗战将士之士气的事例:1939年3月28日周恩来以祭祖扫墓的名义特地到兰亭拜谒阳明墓,并向社会各界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演讲;1935年至1946年5月蒋介石等人多次视察修文阳明洞和贵阳阳明祠;1937年底至1938年初国民党28军军长陶广整修阳明墓并撰写碑文;1939年至1945年蒋经国多次赴大余、丫山、灵岩寺等地视察,并于1946年9月24日陪同蒋介石游览通天岩,两天后又陪同蒋介石等人赴孝女埠阳明去世地凭吊王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