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受贿罪的共同犯罪问题

受贿罪是职务犯罪的一种 ,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受贿罪共同犯罪不同于一般的共同犯罪。无论在犯罪主体上、共同行为上、共同故意形成的时间上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均有其特点。本文着重探讨了理论界争议较大的问题 ,诸如国家工作人员教唆非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 ,对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的定性问题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之机直接收受贿赂或索取贿赂的行为的定性问题 ,以及共同受贿人受贿数额的认定及其刑事责任问题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的思考

根据《刑法》条款,可知非国家工作人员可构成受贿罪共犯。目前,导致认定共同受贿受阻的原因主要有:立法上的不协调;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规避法律;司法机关突破受贿案件的策略影响。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有两种最典型的情形:国家工作人员家属构成受贿罪共犯;请托人向第三者行贿。     

解析医务人员收回扣构成受贿的司法解释

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收受回扣应当犯罪,在性质上宜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不同性质的医院不会影响收受回扣的医生被定为受贿罪或者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医生的处方权是医院药品管理权的一部分,医生利用处方权受贿属于利用职务便利行为,应被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论非国家工作人员在共同受贿中的角度认定

受贿罪作为典型的身份犯,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受贿罪共犯认定的困难,非国家工作人员当然可以成为共同受贿罪中的教唆犯或帮助犯,但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共同受贿罪中的共同实行犯仍有待商榷.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独立法定刑的法理分析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一般受贿罪在本质与外延上存在较大差异。行为主体应扩大至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具有影响力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行为人所利用的条件,应是非制约关系的社会影响力。分析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的独立性,从学理与实践上论证对其进行独立立法的根由、为加大反腐倡廉力度提出具体的立法构成要件,可为严密我国刑事法网提供一种新思路。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共犯

国家工作人员与关系人实施共同受贿犯罪时,要立足实行行为并综合考察受贿故意和职务、取财行为的时间和内容等要素,判断核心角色以确定共犯性质;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共犯时,与受贿罪形成观念竞合,应以受贿罪论处以实现罪刑均衡,关系人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     

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若干问题的探讨

非国家工作人员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可否构成共同实行犯?我国刑法缺乏明确规定,学界观点不一。根据我国刑法现行规定以及身份犯和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认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及共同实行犯,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记者受贿与索贿的定性问题探讨

记者的采访或报道具有公务特点,应当归入＂国有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因而记者可以成为受贿罪主体。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记者索贿案件是按敲诈勒索罪定罪判刑的。当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记者,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向被批评报道的单位索取财物,更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对冒充记者而索贿的,则可以界定为敲诈勒索罪。＂非国有事业单位＂与＂企业法人＂中的记者受贿、索贿,应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混合主体共同贪污定性问题研究

混合主体共同贪污定性在理论上存在很大争议，而司法实践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做法也不一。因此。对混合主体共同贪污问题进行正确定性，有利于维护司法的统一性。根据修正的犯罪构成要件及身份的连带作用，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能够构成贪污罪的共同犯罪，而非国家工作人员从主体部分及时空条件方面具有构成贪污罪共同正犯的可能性。同时，混合主体共同贪污行为特殊性在于有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及具有分别定罪量刑情形，结合以上两点，可以明晰混合主体共同贪污犯罪与盗窃罪、贪污罪犯罪圈的对应关系。     

非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国有款项行为的定性问题研究

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国有款项行为的定性,我国《刑法》并未予以明确规定。本文在明确界定诈骗罪、职务侵占罪及贪污罪的界限后,认为应当将非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国有款项的行为认定为贪污罪。另外,本文对职务犯罪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进行了反思,针对其不足之处,提出了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主体的规定、转变我国职务犯罪的处罚理念及扩大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的适用范围等完善建议。     

贪污贿赂知情不报行为的犯罪化

在近代责任自负的法律理念影响下,我国抛弃了对知情不报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传统。现有的反贪污贿赂机制的缺陷使反贪污贿赂工作耗费巨大却收效甚微。在借鉴古代及域外对知情不报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下,提出对国家工作人员知晓他人贪污贿赂行为而不报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职务犯罪立法,进而为惩治贪污受贿犯罪有所裨益。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的实质解释

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密切的人”是指实际上影响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人,不是指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实际关系“密切”.“关系密切的人”与受贿罪共犯中的“特定关系人”适用的场合不同,抽象地比较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意义.国家工作人员也可成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政府采购领域中商业贿赂治理对策研究

政府采购作为一种新兴的市场经济行为,是调节宏观经济最直接的手段。通过政府采购不仅可以节约资源,保护民族产业,而且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防止腐败。然而在政府采购货物、工程或服务的过程中,供应商以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以牺牲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向政府采购相对人及其职员或代理人进行的提供或许诺某种利益,从而实现采购交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即为商业贿赂。政府采购领域的商业贿赂不但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也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妨碍反腐倡廉进程,影响社会主义     

商业贿赂的全球治理及其启示

商业贿赂的危害和影响超出国家界限,呈现出全球化特征,需打破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诉求新颖的全球治理理念。商业贿赂的全球治理在国家、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三个层次上展开,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商业贿赂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私营部门内贿赂犯罪之比较与评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私营部门贿赂犯罪在我国刑法典中就是指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罪,向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行贿罪。两者对私营部门贿赂犯罪的规定在犯罪主体、贿赂物的范围、主观要件、客观行为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别。我国刑法应采取扩大私营部门惩治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扩大惩治贿赂的范围,改变现行刑法典以"利益"为核心构建的贿赂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等完善措施。     

新型受贿罪与信赖保护说及其贯彻

影响力受贿将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扩展到国家工作人员之外的“关系密切人”、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由此导致对受贿罪作为职务类犯罪的疑问,进而继发性地引起对本罪保护法益的思考;将“国民对公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作为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以此为指导扩大“贿赂”的范围实有必要。     

贪污贿赂犯罪主体二元化立法模式下的刑法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根据贪污贿赂的主体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罪名与刑罚,如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行贿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这种立法模式直接导致了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刑法保护上的不平等现象。无论是国有公司、企业,还是其他所有制公司、企业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挪用公司、企业财物,收受他人贿赂的,都统一定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将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的主体限制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内。同时,应当在现行刑法规定的基础上,适度降低挪用公款罪、贪污罪的刑罚。     

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

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涉农职务犯罪主体应该包括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村党支部工作人员和村经济合作社工作人员。基于＂从事公务＂的标准,可以区别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构成贪污贿赂类犯罪还是其他类型犯罪,并进一步解决管辖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