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的保护优先原则

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确认了保护优先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修订案鼓励不计代价的环境保护优先。国内外的环境法实践表明,极端化保护优先原则容易遮蔽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不恰当地缩减行政机关的裁量余地。因此,实现保护优先原则,一要考虑协调发展理念的制约,警惕极端化环境优先价值;二要考虑在具体保护领域通过具体规定实施;三要考虑对地区竞争的影响。此外,还需进一步探讨其排除适用的例外情形。     

《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之环境司法功能抽绎

《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为司法专门化理念、衡平性司法理念、预防性司法理念、判决优先理念等环境司法理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从制度设计来看,《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的大量管制性条款为环境司法的运行提供了准据法依据,其中诸多条款构成了环境司法的特有制度支持系统和环境司法运行的合理期待。从环境法治效果角度考量,建立超越《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环境行政与环境司法联动机制将是实现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规制--以?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三十九条为中心

我国现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以部门分权为特色、以达标排放为核心的环境规制权配置,实际上是建立在经典科学还原论和决定论图景之上,难以契合环境健康问题所具有的风险与不确定特色,导致环境健康规制处于高度碎片化状态。?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三十九条对此做出了回应,初步体现了健康优先、风险转向与整合取向的特点,标志着我国由基于污染防治的环境规制向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规制过渡。但由于该条仅是环境健康规制的纲领性条款,有必要通过专门立法予以具体化;在未进行专门立法之前,应通过对?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体系解释推动该项工作。     

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规制——以《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三十九条为中心

我国现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以部门分权为特色、以达标排放为核心的环境规制权配置,实际上是建立在经典科学还原论和决定论图景之上,难以契合环境健康问题所具有的风险与不确定特色,导致环境健康规制处于高度碎片化状态。《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三十九条对此做出了回应,初步体现了健康优先、风险转向与整合取向的特点,标志着我国由基于污染防治的环境规制向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规制过渡。但由于该条仅是环境健康规制的纲领性条款,有必要通过专门立法予以具体化;在未进行专门立法之前,应通过对《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体系解释推动该项工作。     

从协调发展到环境优先——中国环境法制的历史转型

协调发展是我国环境法的首要原则,但该原则的实施现状揭示了我国环境保护的困境：环境利益与环境法律的边缘化。环境优先是我国环境法律与政策中正在浮现的原则,应当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以环境优先取代协调发展原则,并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以实现我国环境法制的历史转型。     

“环境正义”视域下的环境法基本原则解读

2015年正式施行的新《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首次明确了环境法基本原则,体现了形式法治的要求,释放出环境法要以基本原则规范为中心来构建和发展基本原则解释体系的信号.环境正义理论体现实质法治的要求,虽源起美国,但中国也面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交织的环境正义问题.新法确立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四项原则的内涵与环境正义理论存在着深度契合.以“环境正义”为视域思考环境法基本原则,在丰富、深化环境法基本原则解释的同时,也为环境正义法律化提供路径思考,促成环境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     

政府环境责任的法律确立与实现--?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政府环境责任规范研究

经过重大修改后,我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得以通过,这是我国环境法治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为了应对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法?修订案全面规范了政府环境责任,强调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职责和任务。这些条款反映了环境治理的实践需求,体现了环境治理的规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当然,?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规定的政府环境责任,还有赖于政府环境职责的确立、政府环境责任的追究程序、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完善。同时,整个社会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对于政府环境责任的实现也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我国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分析——兼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相关规定

《环境保护法》修订案首次明确将公众参与确认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原则之一并确认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一项程序性权利。然而,《环境保护法》修订案并未就公众参与制度作出框架性规定,而是将完善公众参与程序的义务施加给各级环保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保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鉴于我国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制度的上述立法进展,本文将结合国际公约及域外立法经验,从微观层面着手纵向分析我国在不同的环境公共决策层次上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现状。此外,本文也将横向分析我国地方法规、规章和部门规章中公众参与制度发育和形成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厘清新法和既有法律法规所形成的公众参与法律制度框架,进而对《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涉及公众参与的条文进行评述,更加明确地识别我国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相关立法方面的进步与不足,以便在“查漏”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补缺”。     

政府环境责任的法律确立与实现——《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政府环境责任规范研究

经过重大修改后,我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得以通过,这是我国环境法治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为了应对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法》修订案全面规范了政府环境责任,强调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职责和任务。这些条款反映了环境治理的实践需求,体现了环境治理的规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当然,《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规定的政府环境责任,还有赖于政府环境职责的确立、政府环境责任的追究程序、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完善。同时,整个社会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对于政府环境责任的实现也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环境法治的制度设计

环境的法律保护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现存的经济发展理念、环保意识、地方政府的本位主义及现有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等因素导致环境保护落实不到位.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加强环境保护监管、提高公众参与程度、严格环评程序,而且要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优先目标和首要目的,将环境权益作为公民的根本利益来保障.     

西部大开发应增强环保意识

我们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 ,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和预防为主的原则 ,避免走“先污染 ,后治理”的老路。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中 ,要把环境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 ,树立环保意识 ,克服急功近利思想 ,制定环境保护措施     

论环境侵权的排除危害责任

排除危害是环境侵权中一种积极预防性的救济措施.环境侵权本身具有特殊性,加上我国现实环境不乐观及法律规定欠完善,排除危害责任在实践中形同虚设.有鏊于此,应该引入利益衡量原则、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健全和完善我国环境侵权救济制度.     

论归责原则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运用

环境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根本,近年来的环境污染事故已经对人类敲响了警钟。我国的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是基于环境权和环境诉权两个基础理论的;而归责原则是公益诉讼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归责原则方面,应突破传统侵权法的局限,介入以无过错责任为主、过错责任与公平责任为辅的归责原则体系。     

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评估

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评估，应该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需求性、适应性、可持续性和公平性相一致。依据《十年计划》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在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评估过程中，我们始终要以“一个中心”、“四个基本点”为主线，即以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为中心，从需求性原则出发关注基于利益相关者需求评估机制，从适应性原则出发关注状态数据采集平台机制，从可持续性原则出发关注内部与外部评价结合的校本评估机制，从公平性原则出发关注第三方评估机制。     

防范环境风险的法律对策

我国现在正处于环境风险多发和上升时期,防范环境风险是当务之急。面对严峻的环境风险形势,运用法律手段对环境风险进行防范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国在防范环境风险法律方面还存在环境风险防范专门立法缺失、政府对环境风险防范法律责任缺失、环境风险预警制度不完善、环境风险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和不足。为此,提出了制定专门的《环境风险防范法》,确立环境风险防范立法的基本原则,明确环境风险防范的管理机构和政府职责,建立与完善环境风险防范的具体法律制度(如健全环境风险监测、预警制度,完善环境风险信息公开制度,构建环境风险源调查制度,完善环境风险评价制度)等法律对策。     

农民环境意识的偏失及矫正——来自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的调查

安定区位于甘肃省中部,属于典型的生态脆弱型贫困地区。调查显示该区域农民的环境意识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偏失,表现在农民的浅层环境意识和深层环境意识不平衡、不同年龄段农民的环境意识不平衡和农民的环境知识与环保行为脱节等方面。为了提高农民环境意识,为区域环境保护及生态重建提供软件条件,亟需通过如下农民环境教育措施予以矫正：明确政府自身职责,强化对农民环境教育的战略认识;挖掘本土知识,实现环境教育内容的本土化;发挥中小学生的作用,积极推进环境＂反哺＂教育;注重利益需求,推动农民环境＂知识＂向环保＂行为＂有效转变。     

试论提高我国环境伦理意识的途径

从一定意义上讲,环境伦理意识的缺乏是引发我国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之一。因此,要加强环境伦理建设,提高环境伦理意识已是刻不容缓。本文对提高环境伦理意识的途径作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