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改革与国家治理:中国经验分析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集权体制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影响了财富的生产,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权化成为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精简机构、2000年以后的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改革表明,虽然政府改革的主题不断变化,但改革的总体方向保持了持续性——分权化。但是,这种分权化改革也产生了国家权力"碎片化"的倾向,没有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均衡。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种分权化进一步表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的经验显示,国家治理需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要解决好国家发展活力不足以及部门本位、地方保护、寡头分割等问题;分权化的目标不是重新切分"权力蛋糕",而是实现治理变革;分权化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是让企业、社会和公民最大化受益;分权化改革必须与促进统一性和均等化的制度变革同步进行。     

中国改革中的渐进主义和国家集权的作用

中国改革中的渐进主义和国家集权的作用〔澳〕Ｌ．Ｈ．利乌在强调分权化和加强市场作用观点为主流的理论讨论中，一些政治学家赞同在经济改革中加强政府的集权功能和实行渐进主义政策。中国与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相比，改革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本文就此强调了有力的中央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两国地区发展政策比较分析

中俄两国都是幅员辽阔的转轨经济国家,两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巨大,需要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加以宏观调控.中国区域政策的核心是缩小区域差距这一经济目标,而俄罗斯区域政策的核心是维护国家统一这一政治目标.因此,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管理模式是分权模式,而俄罗斯则采取了集权管理模式.两国不同的选择基于基本国情的差异.     

日本地方政府行政体制的建立及其管理机制

按照什么样的模式建立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模式相适应的,只有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适应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才能发挥出有效的组织管理作用。战后,日本按照美国的模式建立起了集权与分权并存共融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实行了中央政府集权管理和地方政府分权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乍一看,地方政府的组织管理机制的运作与建立什么样的地方政府行政体制关系不大,即不管什么体制下的地方政府都将行使一定的组织管理功能,然而,在以自治为保障的地方政府确能更积极更有效地切实结合本地的实际特点和需要,发挥出富有实效的组织管理功能。     

价格形式·价格体系·价格职能

价格形式价格形式是指由定价方式不同而形成的价格类型。在传统体制下,占统治地位的价格形式是以国家定价为特征的单一固定价格,其诸多弊端已为实践所表明。价格形式的单一化,既是集权模式的产物,又是集权模式赖以持续不衰的经济原因。因此,以模式转换为其目标的经济改革,必然带动价格形式的革命,反过来,价格形式的革命也会成为实现模式转换的重要条件。 1.划分价格形式作用范围的依据如果国家完全具备相应的人力、物力及技术     

集权与分权结合：多校区大学管理的必然选择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多校区管理问题越来越复杂,这其中包含集权与分权的问题。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是大学多校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运用集权与分权的策略在于授权,在授权过程中求得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苏共执政地位丧失原因探究

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两个原因,斯大林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和高度国家军事化,使苏联社会结构蕴藏着潜在的重大危机,这是苏共执政丧失权柄的社会历史原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如雪上加霜,伤口撒盐,又使苏联各个阶层、各派人物对政府和苏共极端的不满,戈尔巴乔夫和苏共领导核心为保全自己的利益,步步退让,直至自动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苏共执政地位丧失的主要原因或直接原因。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传统与创新

财政联邦主义是当前公共财政领域研究的前沿课题.自从50年之前,蒂布特模型将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置于财政联邦制基础之上,这种制度就作为矫正市场和政府失灵、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成为分权国家的制度选择.特别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在经济转轨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掀起的以分权为主的改革,促进了在此背景下财政分权理论的研究,形成了以新古典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财政学为视角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价格改革浅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时间里,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也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了较全面的改革,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而进一步重视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改变了传统的国家计划价格模式,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统一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不同形式并存的管价格局。并且做了大量的具体改革工作。这主要有:从农副产品上看,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棉、油、鲜蛋、生猪、水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在取消粮棉统购,实行合同定购的基础上,将原统购价和超购加价办法改为按比例     

中共八大前后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两条思路探析

中国是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切实的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了改变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中央开始向地方分权,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渐进式分权和激进式分权两种方式,各自取得了不同的成果,这为今天处理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子系统量的变化对封建结构的影响

封建结构作为一个总系统,其质的规定性受子系统量的变化的影响很大。子系统量的变化不但影响封建结构的稳定性,而且往往是封建结构振荡或瓦解的主要因素。所以要剖析封建结构的发展变化趋向,必须从研究其子系统的变化着手。一、对封建结构中几个主要子系统的分析封建结构中的子系统很多,对一些不太重要的子系统如果弃而不论,最重要的子系统有四个。它们是:权力分配系统、土地分配系统、产品分配系统、信仰分配系统。权力分配系统是指封建统治权力的配置情况。可分为集权型和分权型两种配置。集权型又可分为个人集权和集团集权两种;分权型分为壁垒分权和离散分权两种。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取集权型的权力配置,而且又以个人集权为主;分权型的权力配置只在少数情况下才出现,而且出现时又多采取壁垒分权的形式。个人集权型权力配置以秦始皇为代表,其特点是:“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一     

第六届苏美经济学家讨论会

据苏联《经济问题》杂志1981年第9期报道,第六届苏美经济学家讨论会,1981年7月8—11日于苏联阿拉木图举行。讨论的题目是《国家与苏美两国的价格形成》。价格形成机制是经济管理和鼓励合理利用各类资源的重要杠杆。这一论点在本届讨论会上业已得到充分肯定。讨论会分四组进行。苏联国民经济科学院经济学博士亚科维茨着重说明,价格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管理体系中具有与日俱增的作用。同时指出,完善价格体制对实现发展计划管理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有着重大意义。它可使     

集团公司组织架构模式比较与分析

集团公司组织架构有三种模式 :过分集权的U型组织结构 ;过分分权的H型组织结构 ;集权与分权有机结合的M型组织结构。这三种模式的选择 ,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未来大庆石油集团公司的组织架构 ,应在选样M型的组织结构基础上 ,再进一步改造成新型组织架构。这种架构能否实现有效率的运转 ,关键在于集团公司对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管理与控制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效应研究——基于东、中、西部省际面板数据(1988-2005)的分析

财政分权衡量指标体系的设计;同一计量模型对不同国家、地区的解释力;样本数据时间段的选择是解释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因素.我国的财政分权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同时存在着较显著的地区间差异,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与各个地区经济的原发达程度大小成正比关系,分税制改革以后财政分权的积极效应更加明显.     

财政分权:理论与国外实践

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主要模式。随着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财政分权实践也在不断深入,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文对财政分权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评述,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国家——美国、俄罗斯、日本的财政分权的实践,分析比较了这三个国家的财政分权模式,并对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提出了建议。     

当代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形成、转换与改革方向

宏观经济调控的根本问题是经济体制的运行模式问题。本文通过对苏联的计划管理模式,美国的需求管理模式,日本的供给管理模式这三种基本模式的生长背景、时代意义、基本特征、转换条件及其类型变化等运行机制的比较分析,认为宏观经济调控作为一个历史进步和客观规律,其具体模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各国一致的。按作者的看法,极端的管理模式必然引起改革,而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又受生产水平、政策取向、微观经济的组织性、经济开放度等条件的制约;优化产业结构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模式改革的目标,供给与需求的双向调控是基本道路。     

干部管理体制宏观模式研究

一、我国现行干部管理体制模式的历史渊源我国现行干部管理体制,是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显著特点是“中央集权制”,外化表现形式为党管干部。它的产生、发展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的、经济的和国际的根源。首先,从历史上剖析。一是由于我国曾是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其历史悠久、体制完善,是世界上少见的。封建社会那种等级分明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历史文化传统,对我们的干部管理制度发生了一定影响。几千年封建社会“忠君孝悌”的道德伦理观念、君主集权制传统,已构成一定的社会心理倾向(亦称社会定势),也是我国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战略性演进——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政治变革是21世纪中国改革的重要主题.中国在30年经济改革开放基础上,朝着政治现代化方向迫切需要实现六个方面的战略性演进,即从国情价值转向普世价值,从荣誉导向转向问题导向,从经济契约转向政治契约,从集权制衡转向分权制衡,从工程建设转向制度建设,从行政治理转向法律治理.     

代理人困境与国家治理:兼评“风险论”

向下分权是治理幅员辽阔之国家的必然选择。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者采取向下分权的时候也会面临治理风险,即如果地方政府取得足够的资源和权力,它们可能对最高统治者构成威胁。曹正汉在考察中国古代统治体制演变时,提出郡县制是帝王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制度安排,因为郡县制具有避免让单一地方政府强大到可以挑战帝王权威的作用。本文探讨向下分权对于集权体制政治稳定的影响。分权在为最高统治者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为统治者创造了规避责难的空间。但向下分权在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给统治者造成了多重代理人问题。具体而言,代理人如果没有受到有效约束,他们不但会削弱国家能力,还可能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引发社会风险。如何约束代理人始终是最高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个演进的理论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１９７６年以后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期间，中央政府由于不同的原因没有可能在其与地方关系的变革上迈出更大步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徘徊，也正是中央与地方的不稳定关系对国民经济的制约使得从１９７６年开始的变革成为可能。作者总结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过程，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不同时期存在的不同问题，特别指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经济改革之后随着地方经济的自主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