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研究——基于流动性约束的视角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须转变为重视增加消费尤其是居民个人消费。本文根据陕西1985-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和人均纯收入数据,建立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型,对陕西农村居民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两者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进而针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

通过收入均值法和百分位转换矩阵法,对中国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差,存在较明显的收入代际传递现象;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显著高于西部地区;(2)对于各地区内部而言,处于收入分配两端的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都较为封闭;高收入组群子辈收入向下流动的趋势逐渐增强,低收入组群子辈收入向上流动的趋势逐渐减弱.     

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研究

运用《中国统计年鉴》(1991-2010)中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数据,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假定,建立消费函数模型对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自1990年以来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消费水平也在逐年增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96%用于生活消费。因此提出了通过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加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继续加强实施支农、强农、惠农政策的力度等措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进而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农村收入流动性与居民经济地位的动态演化

利用CHNS数据,对1989—2009年间中国农村的收入流动性与居民经济地位的动态演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整体上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呈现出不断下降且趋于稳定的态势,尤其是在2004年之后收入流动性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此外,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流动性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中等收入阶层的流动性最高,而最高收入阶层的流动性最低。（2）2006年之前收入流动性基本上有利于大多数农村居民经济地位的改善,但是2006年之后则不利于居民经济地位的改善。此外,1989—2006年间农村居民收入地位的改善更多地来自于较低收入阶层以及最低收入阶层强有力的向上流动的推动。（3）不同收入阶层经济地位的动态变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最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较最高收入阶层向下流动要相对更为强势;较高和较低收入阶层向底层分化的态势日益明显;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地位不容易巩固,其经济地位改善的前景不明朗。     

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比较研究

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来源结构进行分析后发现,1999年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扩大之势。从战略的高度讲,缩小区域农村之间差距主要应采取如下一些对策:以财政投资为主,着力普及农村十二年义务教育,重点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以“丰”字型的城市经济发展战略为轴心,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步伐;以中央财政为主,有计划分步骤地在中西部地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农业产业化为龙头,加快中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切入点,深化中西部地区农村税费改革;以统筹城乡发展为基调,走城乡协调发展的道路。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及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有较强的消费欲望,但是收入不足制约了其消费水平,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较显著,其中家庭经营收入的增加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最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消费的对策建议。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测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综合性指标.着眼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讨论了进行幸福感研究对于我国居民改善生活质量以及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提出应促进经济快速与良性发展、采用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建立以主观幸福感为核心的主观指标评价体系以及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等相关的政策建议.     

辽宁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研究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必须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总量。而由于农民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仅仅强调收入总量的增加还远远不够,需要根据农民收入来源多样化的特点,多渠道扩大收入来源,最终实现总收入的增长。随着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贡献度的增加,探讨如何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成为重要的课题．本文基于辽宁省的实际情况,分析辽宁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存在绝对数值小、地区不平衡等特点,指出增加辽宁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面临的困境和相应对策。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测度与分解——基于努力与机会不均等的视角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努力与机会不均等视角切入,识别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决定因素。结果显示:总体上,农村居民个人收入差距主要源自努力不均等,其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超过70%,而机会不均等的贡献率仅为26%左右。但与努力不均等相较,机会不均等程度及其对收入差距贡献率的上升趋势更为显著,收入获取过程中农村居民间机会不均程度在加深。此外,众多收入差距决定因素中,受教育程度、迁移、职业等因素是农村居民努力不均等的重要来源,年龄、性别、所在地等环境因素是农村居民机会不均等的重要来源。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优化,不仅需提高努力回报来强化努力因素对收入的影响,还应重视弱化环境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并致力于将补偿环境差异作为主要措施。     

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

近些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总体上增长较快,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状况,进一步论证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相对低下,是导致农民增收困难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此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对策。     

乡村教育与社会流动：对皖南宅坦村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宅坦村是以胡氏宗族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共同体。为了弥补国家在乡村教育上的"缺位",胡氏宗族积极整合宗族内部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胡氏宗族在乡村教育上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宗族成员的文化素质,进而推动着宗族成员的社会流动,完成从"民"到"官"或"民"到"商"的身份转换。社会流动并未导致胡氏宗族分崩离析,反而强化了宗族认同。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收入来源角度的分析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收入来源和构成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走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选择从居民收入来源角度分析浙江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对该关联的一个尝试性研究.GE指数及要素分解法在国外文献中常用于研究收入差距,尤其适合于城乡差距的研究.运用GE区域分解方法计算浙江省各个区域收入差距的大小和变化趋势,并利用要素分解法分析各项收入来源对城乡区域收入差距的贡献,通过研究可以找出各项收入来源的贡献和变化情况.     

社会流动与流动渠道:农民城市打工现状的理论解释

从社会流动的相关理论、特别是社会流动渠道的角度出发,分析我国现阶段的农民工城市流动现象,可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农民工流动绝大部分为水平流动,向上的垂直流动少之又少,其工作现状令人担忧;(2)农民工流动的渠道单一,大多仅依靠自身的社会资本,其它流动渠道堵塞,由此形成诸多社会问题;(3)农民工水平流动的渠道是社会资本,而导致其向上垂直流动的主要渠道是人力资本.     

基于需求收入弹性的农村准公共物品供给研究

农村准公共物品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ELES模型及相关的数据计算了农村居民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结果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两类准公共物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农村准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不足。文章分析了农村准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分析农民增收问题

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依据 ,通过分析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说明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不全在于农业制度的变迁与物力资本的投入 ,核心挑战是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     

中国农村收入分配的动态考察:结构性收入的流动性测度与分解

收入流动是衡量收入分配的重要动态指标,绝对收入流动在反映收入分布变化的同时还包含了经济增长及收入序位的变化。本文利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固定观察点1995年至2013年的调查数据,对农村人均纯收入及四项结构性收入的流动性进行了测度和分解。结果显示,各收入流动性分解后占比最大的均为交换流动性,而此类收入序位的变化是基尼系数所难以捕捉的,故而单纯以基尼系数为参考可能会对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产生高估;除财产收入和补贴收入之外,各收入流动性均以下降为主,农村劳动力质量趋同背景下,工资收入的流动性下降幅度最大,加强教育及职业培训是提高农村收入流动的重要手段。     

基于收入构成的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及其演变

为了探索农民收入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本文选取1995-2009年的省级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利用基尼系数从收入来源角度探究农村地区差距的构成及变动,找出最主要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是构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家庭经营收入始终起着差距促减作用。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拉大主要归因于结构效应。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实证研究

以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因子分析,从全国31个地区在3项收入来源变量和8项消费支出变量中提取出2个公共因子（非工资性享受型消费因子和工资性生存型消费因子）,并对各地区的因子得分进行排名;再运用K-Means聚类分析将全国各地区消费水平分为5个层次,通过因子分析比较该5个层次在收入来源与消费结构上的异同,在得出一些特点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层次,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的动态演化

运用收入转换矩阵和惯性率指标,文章对1989～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的动态演化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转轨时期,我国居民收入的相对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部分居民的经济地位存在改善机会。收入流动整体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位置呈现固化趋势,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地位比较脆弱;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总体状况优于城市,农村的顶层缺乏流动,而城市的顶层和底层都较缺乏流动。改革现有分配制度,打破高收入群体的固化状态、以教育投资促进低收入群体改善收入地位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应是我国未来社会政策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