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

作者通过对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后发现，在农民工“子弟”中间盛行着类似《学做工》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小子”的反学校文化。但是，由于制度安排与社会条件的差异，“子弟”与“小子”的反学校文化却是形似质异的。“子弟”的“反抗”更多是一种自我放弃的表达形式而非对支配秩序的洞察与抗争。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子弟”反学校文化的生产机制后指出，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导致“子弟”高度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难以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从而以拒绝知识的形式放弃了学业，也因此完成了作为底层的社会再生产。     

从“策略”到“伦理”:对“依法抗争”的批评性讨论

受“依法抗争”概念的影响,当前的农民抗争研究过于强调抗争过程中的策略,忽略了抗争中伦理的重要性。笔者在概括“依法抗争”洞察力基础上,指出了其局限性,并试图引入伦理视角以弥补这一缺陷。本文继而评述了伦理视角的研究进展,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伦理视角在研究农民抗争中的独到解释力。     

“批判诠释论”视角下的“争吵”事件——一个国际项目实施中的冲突与转向

摘要：社会工作是承载“强烈价值”的专业实践,而“强烈价值”的介入,常常伴随着冲突,其背后正是“批判诠释论”所强调的“理解”与“沟通”的缺失。从“批判诠释论”角度看,“争吵”是彼此缺乏沟通与理解的产物,是实践“沟通互动论”中相对激烈的讨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项目“充权”存在异化,专业关系中带有压迫的痕迹。依照“批判诠释论”的社会工作范式,坚固项目过程中平等合作的角色定位,立足自我觉醒与最大可能的相互理解,通过最大限度的沟通对话,才能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农民“种房”的行动理性——对W市S村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考察郊区城市化过程中的“种房风”现象，选取了W市近郊一个行政村为个案，进行田野调查，主要以访谈法，辅之以观察法和文献法来收集资料；从“种房”现象主体主观的角度，考察农民“种房”成风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民“种房”是非现实需要的行动选择；选择“种房”主要是基于超额补偿效用，也有经营和增加收入效用、心理平衡效用、情感归属效用；农民“种房”行动是主观上的目的理性行动，且有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特征；而农民“种房”行动理性的诱因是种种政府因素，这是种房现象成风的根本内在原因。本研究的结论认为，更深层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是政府应如何调整自身的行为。     

“汽车梦”的社会建构:对《南方周末》（1998～2007）汽车广告内容的分析

今日中国,拥有汽车已成为大多数城市家庭幸福生活的一种理想。在“汽车梦”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作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的汽车广告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本文以《南方周末》（1998～2007）为例,对近十年的汽车广告内容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个体享乐性想象认同”和“社会参照性成功认同”是汽车广告用来建构“汽车梦”的两个重要的“认同策略”,其影响作用远远超过了汽车广告中的“功用策略”,对广告内容分析的结果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文章最后对“汽车梦”为什么在近十年得到极力建构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探讨,并对其所带来的潜在的社会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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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眼中的“国家”——对华北一个乡村预防“非典”事件过程的考察

本文以民族志方法,详尽考察了华北一个乡村中不同人员为预防“非典”（SARS）而付出的诸多努力及其社会政治影响。基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我们借“非典”预防事件考察了日常国家实践和普通百姓对于国家的观念。当地的“非典”预防过程大致经历了村民自我防护行动和官员与百姓联手共同防治两个阶段。研究表明,中国的“国家”,在当地村民看来,既是一个完整的官僚体系,又是一个由分化的且时而矛盾的机构、场域和过程拼成的复合体;更为重要的是,它有不断变化的形象和脸谱。     

上海“麦工”意义世界的人类学解读——基于田野体验的视角与洞见

本文以2008-2010年在上海市静安区和黄浦区的麦当劳门店所进行的田野研究为基础, 通过检视其员工在日常工作环境中所采取的一系列调适性策略,探讨“麦工”(McJobs)在全球化和地方转型特殊语境中的多重含义。本研究初步发现, 上海“麦工”的意义世界不仅仅是实在的文化生态景观和精英话语制造出的符号，而且还受到跨国主义和地方转型这两股结构性力量的主导和型塑；本文在考察和分析普通“麦工”的地域文化认同、价值观念和工作策略的同时，强调社会分层和日趋多元化的城市生活方式对“麦工”体验过程的关键作用。     

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个体与不同类别的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出发来讨论。笔者以为,类似的模型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里找到,仅从这一视角出发肯定有所偏差。事实上,费孝通认为存在两种“社群”：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团体”和由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圈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在于西方只存在“团体”,东方只存在“社会圈子”,而在于这两种“社群”在社会构成上的不同。笔者由此指出,“差序格局”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     

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

本文在疏理西方代际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流动模式的三种理想类型,并分析其制度条件和结构特征,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趋势分析有所启发。本文认为,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相应的流动模式是不同的。本文提出三种理想类型对应于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分别是（1）依据绩效原则的自由竞争模式,其特征是流动机会按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对应于完全市场制度的社会;（2）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模式,其特征是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的地位获得有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因此而代代相传,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越大,跨阶层流动越困难,代际的地位继承性特征越突出;（3） 国家庇护流动模式,其特征是国家通过政策和制度设计,干预社会流动进程,特定的阶层将拥有更多的流动机会、或被剥夺应有的机会。文章最后对中国改革开放后流动模式的转变和现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判断。     

工作单位性质与利用网络求职的差异性:来自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市场转型研究一直关注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其市场化程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伴随着职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在求职中并没有减少对社会网络的使用,只是越来越少地使用先赋性的亲友网络,越来越多地使用在职业流动中新建的社会网络。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不同性质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影响了农民工对求职方式的选择。农民工进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工作单位,可以较多地通过市场途径求职;进入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工作单位,则需要较多通过社会网络途径求职。     

扩张的中国高等教育：教育质量与社会分层

本文利用2011年首都高校生发展状况调查的数据，分析北京高校学生的分层现状，并讨论了1999年高等教育扩张对大学生入学和就业分层的影响，发现这一轮扩张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复制而非再生产。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来自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有更大概率进入具有更好教育质量的精英院校，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具有排他性的特征；家庭的社会阶层背景对子女教育分层的影响在中学阶段更加明显；家庭背景对专业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后，教育质量与学生选择市场化部门就业的概率和工作起薪显著正相关。如果高等教育扩张降低了教育质量，就可能削弱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促进作用。     

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趋势：1982-2010

本文使用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四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详尽、统一的职业分类系统,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职业的性别隔离水平变化趋势及其原因。研究发现,全部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自1982年至今持续上升。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高,自1990年以来不断下降。本研究明确区分了职业结构的变化和性别构成的变化对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后者对理解性别不平等更有实质意义。     

Market Transition,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Mobility

On the basis of data from the 2008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ing organizational job mobility patterns of members of society in a 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 structure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is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the power of different labor sectors to distribute social resources, leading to further differences in their power of “attraction” or “repulsion” that influence people’s organizational mobility. These forces are strongest in the primary labor market, lessen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workers will leave their jobs and raising the possibility of cross-sector mobility.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changes in the power to allocate social resources have entailed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changes that have been reflected in organizational mobility. Our examination of changing modes of organizational mobility reveals that the structure of urban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has changed from being mainly systemic at the outse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current coexistence of systemic segmentation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本研究利用1995和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检验了教育获得、家庭责任（婚姻和子女）和家庭经济状况三项个人或家庭因素对女性就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它们效应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在1995年至2002年间,教育的正面效应变小,即教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下降,但婚姻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上升。对照1995年, 2002年时家庭收入高的已婚妇女更有可能不工作,表明这是城镇女性就业决策走向理性化的一个过程。另外,作者并不认同“沮丧的工人”观点,认为失去正式工作的低收入家庭女性因生活所迫更可能进入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继续就业,而不是对再就业失去信心而永久退出劳动。     

职业特征对中国城镇就业人员收入差别的影响(英文)

职业是决定就业人员劳动收入,继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重要变量。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子样本,对职业与收入差别之间的关系做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职业间收入差距可以解释城镇就业人员收入总体差距的12-17％。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各职业对就业人员人力资本上的要求有差异,从而导致了职业间劳动要素报酬上的差异;二是劳动力市场、地区分割所带来的不同职业问人员自由流动的障碍,造成了这种收入差别。前一种原因强调了人力资本的作用,这应当是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成效;而后一种原因反映的却是现阶段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彻底。因此,为了缩小职业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我们还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尽可能地排除由于市场、地区分割造成的不同职业间人员自由流动的障碍。     

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与测量：一个综合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网络闭合”和“结构洞”两种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提出“信任”和“网络位置”是企业社会资本的最主要特征的观点,并从组织和群体两个层面及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部分对企业的社会资本测量进行了分析。在本文所提出的企业社会资本测量的分析框架中,在组织层面上,将企业看作是网络中的节点,关注企业的正式关系以及网络结构特征;在群体层面上,将企业社会资本看作是企业“班底”的内部信任程度以及在他们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位置。     

职业流动的途径及其相关因素对上海市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职业流动”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对于这一现象,经济学家往往站在“理性人”的角度上,把劳动者解释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霍夫曼,1989:20),流动与否、采用何种途径流动以及相应的结果都是其理性决策的过程。在他们看来,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如果不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职位空缺需要有人去填补(White, 1970; Tuma & Hannan, 1984),就是因为劳动者预计流动后的收益大于不流动的收益(陆铭,2002:135 137)。但在社会学家看来,这些解释显然不够充分,因为他们发现职业流动中劳动者的行为往往混杂着对非经济目标的…     

跨国资本与中国中产阶级的生产:以在华跨国公司中方高端劳动力为例

本文认为,在跨国资本的作用下,中国形成了三位一体金字塔式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跨国公司巨大的资本优势建构了高端劳动力市场的过度市场化和高端劳动力的碎片化。在华跨国公司高端劳动力人员与公司的权威控制关系受到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影响,在任务管理取向下,高端劳动力人员超强劳动,且因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激励效应而呈现甘愿性顺从的倾向;此外,高端劳动力人员依靠自身的专业技术资格与竞争能力发展出积极的职业生涯策略。跨国资本在建构中国分层的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重组造成影响,产生了新的阶层--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