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汝纶与森槐南的交游兼及桐城诗在日本的传衍

晚清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于1902年赴日本考察教育时,与日本文人多有交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明治汉诗人森槐南。通过史料爬梳,可以考察二人在四个月的时间内诗文交游的具体过程。在一来一往的诗歌唱和和互相品评中,森槐南在吴汝纶的影响下,一改之前所崇尚的空灵诗风转而学习屈强撑挺的桐城诗学,在诗学取向上发生了明显转变。二人的交往不仅是文人风雅,也可作为桐城派海外传播的重要一环。     

从目的论看严复译著《天演论》

目的论认为翻译作为一种行为具有目的性，翻译过程是一个涉及多种选择的复杂过程，而每一次翻译行为及其参与者所做出的种种选择都是由诸多层次的目的决定的。严复译著《天演论》在原著、文化立场、翻译策略、翻译方法、文体语言、遣词造句等各个层面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警醒世人的翻译目标。     

论严复传播西学的积极影响与贡献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化大师兼翻译家 ,他在传播西学新知识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严复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出发 ,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先进的科技著作 ,将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并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影响启迪了梁启超、陈独秀等一代后来者 ,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革新和进步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近代中西学之争与严复译介西方逻辑

近代以来 ,西学东渐 ,严复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 ,特别重视介绍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哲学与逻辑学理论 ,他力倡逻辑学为“一切法之法 ,一切学之学”,深刻批判了中国旧学的逻辑方法论 ,真正启动了西方逻辑学在中国的传播     

严复和福泽谕吉的西学观之比较

严复和福泽谕吉都处在国家面临西方冲击、需要克服封建主义的危机、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转型期。他们虽然接受了西方不同思想和学说,但是能够根据中日两国具体国情的差别而选择有利于自身环境的学说,进而影响所在国家,以使各自的国家脱离原有的旧体系,回应整个西方世界的冲击,走上近代化的国富民强的道路。     

严复对西学的传播及其成就

在近代中国,严复出于救亡图存的强烈责任感,遂积极传播西学。他系统地传播了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思想、民主自由思想、科学思想以及科学的方法论,给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以巨大启蒙。     

复古与开新的变奏——严复译著文体论略

文化阐释的演变 ,是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标识、改造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文字 ,则是推动文化阐释演变的切入点。严复运用先秦文体所独创的一套话语系统 ,不仅有助于涵化中西文明 ,而且为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开辟了路径。严氏译著形式复古实质开新的文化阐释 ,源于传统文化的深沉积淀和异质文化的强势冲击、旨在应对转型中的中国文化定位 ,实现文化载体的复归与超越 ,既昭示社会文化的变革、亦折射出思想启蒙的光辉。     

严复的“会通”与自由

从清末开始,中国与西洋接触的规模迅速扩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两个强劲文化体系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现象。由于文化上的非对等关系,又加上政治和经济等原因的影响,与西洋文化的接触便带上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感,显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从而使中国在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积极导入西洋文化的潮流与执拗维护传统文化的潮流并存,欲以欧化破坏中国传统的倾向与固守旧有礼教政俗的倾向并存,问题的两面性非常显著。在其夹缝之间,严复摸索出了独自的中西文化"会通"方法。     

严复之困顿——试析严复的译著及其思想

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走进并深刻理解世界的人,其思想一直受人关注,特别是他晚年的思想颇具争议,本文对严复的译著以及其思想进行初步阐述,力求窥探一下他的心路历程,以此来加深对他的了解。     

从《办学公文稿》看吴汝纶教育思想与实践

创办安徽省第一所近代学校——桐城学堂,是吴汝纶实施近代教育的唯一一次实践,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办学公文稿》则凝聚了吴汝纶在中国处于危亡之际为救亡图存而改革教育的诸多思考,是研究考察吴汝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重要文献资料。     

吴汝纶与京师大学堂

吴汝纶是清末著名的教育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赴日本考察教育,是他个人教育生涯中的辉煌一页。本文较详尽地介绍了吴汝纶受任总教习的曲折过程,以及他为了寻求近代教育的真谛,东渡日本悉心考察,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建立有筚路蓝缕的肇基之功。     

吴汝纶与维新变法思潮

吴汝纶虽然在某些具体主张上与维新思潮不谋而合,甚至有超越维新思潮的地方,但从本质上分析,吴汝纶与维新派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吴汝纶属于维新派或者吴汝纶赞同维新变法的判断均不能成立。     

目的论映照下的严复翻译策略解析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方法或策略必须通过译文的预期目的或功能来决定.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三个法则是: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忠实法则.依据目的论的基本原则重释了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并基于严复所处时代对翻译的特殊需要,从目的论视角解析了严复在译著<天演论>中为启发民智、保种自强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即在内容上对原文有选择地进行取舍和改造,叙述人称用第三人称进行译叙,文体上采用古雅文体.     

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对严复与林纾翻译的影响

分析了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对严复和林纾两位伟大的翻译家翻译目的、原著选择、语言运用以及他们的翻译方法的影响。阐明了严复和林纾翻译的社会效应,即他们的译文对当时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更新,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改革方向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反作用力。认为对译本的评论不可和这一译本产生的特定历史文化条件所决定的客观因素以及译者本人的主观意愿相分离。     

杜甫为何没有当即哭悼严武之诗作

杜甫与严武关系密切,但于严武之死却无即时哭悼之作.对此,学界有三说:一是“失传”说,认为哭悼诗作失传;二是“为郎离蜀”说,认为杜甫在严武死前就离开了成都;三是“隔阂”说,认为杜甫对严武执政的某些做法不满.以上三说均存有疑点,应该从文学创作心理的角度去做解释,文学创作时应该具有相对平和的心态,感情太过强烈的时候,人的审美活动会受到影响,而难于正常进行.     

从目的论角度解析严复和林纾的翻译策略

在翻译活动中，翻译目的直接影响着译者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出于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改革社会思想的目的译介外国作品。特别重视其中的思想性。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出发点．他们的翻译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也加快了中国现代化和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     

严复与实证方法

实证方法的传入是实证哲学传入的先导。曾留学英国的严复最早把实证方法介绍到中国来 ,对于传统治学方法的变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把伴随着西方近代实证科学而来的实证方法归结为两条 :一条是经验原则 ,另一条是逻辑原则。尽管严复受英国实证论者影响很大 ,但不能把他视为“中国第一个实证论者”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对严复、林纾翻译的文化解读

20世纪70年代,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使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模式,上升为一种文化反思.翻译作品被视为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建构,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译作沿用了传统的意义传递,遵循译入语的文学和文化规范,通过对原文的文化改写和重置,来实现译文在译入语环境中特定的时代和文化功能.清末民初著名的翻译家严复和林纾的译作是这种释译的文化观点的很好的个案.     

吴汝纶与张之洞课程观之刍议

自从洋务教育开设了"西文"、"西艺"课程之后,就打破了以"四书""五经"一统天下的传统课程格局,但是西学课程尚没有制度化、系统化.经过吴汝纶、张之洞等有识之士的努力,1904年颁行了<癸卯学制>,对西方课程的引进开始制度化.文章通过对学制的奠基人吴汝纶、张之洞二人的课程观进行比较,进而反观中国近代课程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