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创新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并在几个方面有所创新.它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以新的内涵,使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对于新时期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对法的批判及其“普遍的人的解放”转向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将对法的批判纳入到"普遍的人的解放"的发展路径的起点,对法的批判是政治批判的重要表现形式,研究马克思对法的批判需放入法学发展史的脉络中审视.历史法学与黑格尔法哲学关于如何编纂民法典的形式对立是二者对于法律本质分歧的实质对立的表现.马克思通过批判历史法学派得出应从历史回到现实;基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人权的核心即"私有财产"是马克思从政治批判转向市民社会批判的关键纽带,最终升华至"普遍的人的解放",自由优先于法学领域的最高价值正义,由此形成了马克思对法的批判的独特分析范式.     

“应当”和“可以”的另一种法哲学解读——兼论对现代法学的启示

在我国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经常运用到"应当"和"可以"这两个词,然而对于"应当"和"可以"的含义本质,我们却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应当"和"可以"作为两个语言词汇,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应当"和"可以"作为一种关于人之行动的价值判断,早已存在于人类历史。人类正是在"应当"和"可以"的指导下进行着各种实践活动,也是根据"应当"和"可以"来制定或约定人类最早期的各种规则。法律必须根据人类之需要而制定,现代法学必须在"应当"和"可以"寻找平衡。     

狄尔泰历史哲学中的“生命”、“理解”和“意义”概念解析

在狄尔泰的历史哲学中,"生命"是指处于相互联系中构成社会历史文化中的个体生命,这样的生命与人类历史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理解"是对历史的理解,是连接生命和意义的中间环节,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意义"是内在于生命和历史中的意义,是在时间的过程中不断对历史进行理解所形成的意义.     

《圣经》“约”的精神与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作为逻辑设定的国家学说给西方乃至全世界的政治哲学带来了深刻影响.社会契约论思想的产生有其政治、经济的根源,更与《圣经》"约"的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圣经》"约"的精神养育了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彰显了《圣经》"约"的精神.古典社会契约论强调人类的理性本质,突出人的平等与自由的权利,而所有这一切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     

批评基点的百年困惑：“背景”和“历史”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开阔了人们对"背景"和"历史"的眼界,为文学批评实践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即便是纯艺术的西方现代批评也无法回避对"背景"和"历史"的考察,这表明它们是一切批评学的学术基点.但是,20世纪文艺理论的建设和批评实践的历史发展表明,各种学术流派在此问题上的理解不尽相同,分歧甚大,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历史观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消解的趋向,并对中国新时期文论和批评影响很大.对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超越和对西方现代文论的借鉴,"背景"和"历史"的考察现在应当上升到"个人"的特殊存在的层面.     

“国际河流水权”之于国际水法理论的构建

国际河流水权概念的提出深受国内水权理论研究的影响。水权问题在经济学产权与法学物权双重理论语境下的交替展开,直接导致了水权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国际河流水权概念的先天不足,决定了以其为核心范畴构建国际水法理论面临重重困境。套用国内水权理论研究国际河流开发利用问题的现象背后暗合的是国际水法超越国家主权界限的沿岸共同体论。现实的国际水法理论基础仍然是有限主权论,其核心范畴应当是水资源主权,而非国际河流水权。     

邓小平理论与“负的方法”

"负的方法"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方法,即从侧面阐明客体的某些性质的思维方法.邓小平理论在形成的过程中,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不同角度运用了一系列否定判断来表述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二是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述;三是表现在表达形式的文体风格特征上.     

环境伦理学中“人的预设”问题栈析

环境伦理学中存在着关于人的价值形象和人的本质的预先设定,我们称之为"人的预设".这种设定在根源上由社会实践规定,表现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把握"人的预设"对理解和进行环境伦理学研究非常重要.     

论布迪厄的社会语言学——“语言交换的经济”理论

"语言交换的经济"理论是布迪厄社会语言学的核心思想.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语言是一种可供交换的经济资本;语言交换有一定的市场与调节规则;语言交换是言说者运用策略与技巧的言语行为;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语言交换的经济"理论表明,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各种社会主体与有资本形式有很大差异.该理论也揭示了隐藏在言说者背后的诸多复杂社会因素,揭示了语言交换在权力关系的无形操纵下,人们为了利益运用各种策略进行"交换"的真实面目.     

方言“佬”的性质

方言"佬"所构成的词,在南方方言中比较常见.它不能单用,意义实在,称其为"类后缀"有一定的道理,但它并非"词根+词缀"的派生词形式,组合方式属偏正结构,是复合词构造,这种构造的大量出现与语言的"潜"、"显"理论作用有关.     

从“知识增量”向“知识升质”:以法学研究为例

"知识增量"作为一个有瑕疵的概念,没有反映出它所要表达的意思的实质,对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具有误导性,应当正名为"知识升质"。"知识升质"就是研究者对学术材料赋予新的组合形式,从而实现知识在"质"上的突破和创新。只有学术原创作品才配称得上"知识升质",它在本质上是天赋形式和经验内容的统一。我国法学研究的现状是"增量"胜于"升质",重"数量"而轻"质量"",体积"大而"密度"小,法学研究量多质差,大而不强,肥胖臃肿呈现病态。实现法学研究由"知识增量"向"知识升质"的转变,关键是改变学术评价体系和人才选拔方式。     

论法学范畴体系

范畴体系的建立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本文从法学范畴体系的建构方法、框架结构、中心范畴和基石范畴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建构法学范畴体系以及建构什么样的法学范畴体系的问题。     

试论邓小平“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思想

邓小平"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反复强调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哪些该变、哪些不该变,透辟地阐释了"变"与"不变"之间的辩证关系,明确提出了决定"变"与"不变"的依据和标尺.这无论是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是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研究

"非法占有"目的是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必要条件,合同诈骗罪作为目的犯,由犯罪目的决定其在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在客观方面则表现出仅是作为形式等诸多特点.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应当考虑综合因素.     

“无我之境”一定胜过“有我之境”吗？

探讨古典诗学中"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特点,认为这两种境界都是诗学所需要的,在艺术上难分轩轾.如"诗史"作品多"言欲"的"有我之境","简古"诗风时有"无欲"的"无我之境".     

“不确定的内在性”: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及其文学的关键词

美国后现代文学批评家伊哈布·哈桑通过对西方文学领域中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独到剖析,赢得了西方学术界的首肯,也使人们对后现代主义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哈桑在研究中创造了"不确定的内在性"这一专门术语,用以概括西方后现代主义及其文学的根本特质,即"不确定性"代表着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的结果,而"内在性"则代表着使人类心灵适应所有现实本身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结合显现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多样杂糅"或"多元对话"的活动.     

论“逻辑”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

逻辑在法律体系中具有何种地位,与法律体系的特征有重大关系。法学中的确存在"三段论逻辑"这样的逻辑形式,但"三段论逻辑"仅仅是对于法律思维的一种哲学概括,它与现代逻辑学中所谓的"逻辑推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同时,"逻辑思维"也不能用于指导法律思维,因为法学中诸如"公平"、"正义"等基本理念不是通过逻辑关系而定义的公理,而是根植于人心的价值理念,因此法学体系归根结底是价值体系而非逻辑体系。     

"样板戏"研究亟待整体性的视野——对当前"样板戏"研究倾向的理性反思

当前,"样板戏"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学理性批评正在成为研究的主流.但在研究的过程中,由于各自审美取向、价值尺度与方法观念的偏误,致使呈现出感情控诉、机械援引、妄加臆测的基本倾向,并在"样板戏"的生成史考察、艺术成就透视、内涵秩序界定及回潮现象研究方面,产生了种种误读与误解.廓清与拓展"样板戏"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建构整体性的视野,即只有把"样板戏"置于40年代以来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置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经验的生成关系中,置于中国戏曲现代化的构想与探索的艰难里程中,置于中华民族审美传统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独特图式中,有关"样板戏"的产生语境、生产机制、艺术表现,包括其衰亡与重现等一系列问题才能得到切实的解答.而且,对"历史观"、"集体写作"、"英雄形象纯洁性"等"样板戏"的基本创作理论在价值认定上也应当适度厘清.     

“三个代表”与人的全面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关怀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受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制约,其本质含义是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社会主义应为这一崇高理想创造现实条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体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赋予人的全面发展以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现实基础,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探索、新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