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正史史传载文的演变轨迹

两汉时期成书的《史记》《汉书》,其史传载文代表了唐前正史史传载文的开创与成熟,正式开启了正史史传载文的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传载文,在继承发展中不断创新,《三国志》史传载文关注“切世大事”,极少载录文学性强的诗赋作品,《后汉书》史传载文既重视与现实政治相关的作品,也重视文学性强的诗赋类作品,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史传载文亦文亦史的价值和作用,《宋书》《南齐书》《魏书》的史传载文则体现出繁富与浩瀚的特点,同时,也有追求文辞骈俪的倾向。     

曹植辞赋艺术特征简论

曹植辞赋较之汉赋有着显著不同的艺术特征。在美学风貌上,植赋以纤小为美,以阴柔为美,以哀怨为美;在抒情方面,表现出无比强烈的个性色彩;在语言运用上,植赋明显地表现出骄俪化倾向。     

建安文学以辞赋为宗

建安时期的诗歌创作成就突出 ,这使人们很容易认为 :建安文人所倾注心力进行创作的是诗歌 ,当时的主流文体是诗歌 ,而不是辞赋。本文将从辞赋发展的承传关系出发 ,结合有关历史资料 ,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论理学对南宋后期辞赋文学精神的规范与重塑

文学精神是文学于哲学思想层面诸多意义的集中呈现。在南宋后期理学一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精神的基本问题是理学以何种方式对文学进行规范与重塑,并以何种形式在文学中展示出来。人生之本然,是文学创作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但当时的辞赋创作,对生存意义思考的热情大大下降,此期人文精神的核心体现在个人道德人格的臻于纯粹。当时的抒情言志赋热衷于是,深于忧患的人文情怀被道德自足代替了,文学中的乡居描写也为理学的齐家观念所重塑,重在描绘其乡土情韵,更具生活气息,更具醇厚之美。南宋后期理学家的治平理想是构建一个超稳定、超和谐的封闭社会,因此,对家国的忧患意识逐渐淡出辞赋,代之以对风俗醇厚的社会图景的憧憬与描绘。     

论韩愈的辞赋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而道济天下之溺。”陈寅恪《论韩愈》中评说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殊为经典之论。本文无意就韩愈历史地位再作赘论 ,亦因现有韩愈诗文之论详矣 ,而对其辞赋显得相对漠视 ,或者说论赋较多隐没在文论诗论之中。本文则试图立足于辞赋这种文体本身的演进流变和它与古文的相互比较中观照韩愈的辞赋观念与辞赋创作。一、韩愈的辞赋观念(一 )与韩愈明道奉儒的文论观念相对照的是韩愈在赋论观念上的重情崇骚。作为古文运动极盛时期的核心人物 ,韩愈以孔孟儒…     

论两汉辞赋与书法

两汉辞赋和书法 ,都与小学 (文字学 )息息相关。两汉的主要辞赋家和书法家 ,都精通小学 ,大都有小学著作 ,也都极富才学。两汉的辞赋和书法 ,既为人所轻视 ,又同时为人所喜爱 ,所以得以蓬蓬勃勃地发展。武宣之世 ,是辞赋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灵帝之时 ,辞赋及书法同时攀上发展的另一个高峰。     

鲁迅论辞赋

鲁迅对辞赋的研究 ,从时间上而言 ,集中在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他没有对辞赋进行系统、完整的考察 ,但在他的有关论述中 ,隐含着一条辞赋沿革的线索。     

三国蜀汉辞赋考论

蜀汉辞赋虽不是时代主流,成就也不高,但它是当时文学的组成部分,反映着当时政治、文化诸多因素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也是当时文学的一个有价值的部分。一般认为,三国时期蜀汉辞赋处于＂无文＂的状态,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蜀汉辞赋逊于魏、吴的主要原因在于本身的文学基础不厚;归晋后蜀人政治地位低下,坎坷沉沦,文章不易流传。     

"史传精神"与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学资源

文学传统是经由诸多作家不断开掘的文学主题,而文学资源的影响也成为当代作家无法轻易摆脱的内在规定.在作为当代长篇小说重要文学资源的"史传传统"那里,这种影响呈现出不同层面的形态,既有无法预料的庞杂,也有可以认真梳理的潜在关联,它们不仅是文学创作精神的凝固,也是叙事要素、美学经验的彰显与延续,正是在这样的矛盾语境中,作为当代长篇小说文学资源的"史传精神"对当代长篇小说文体构成了深层影响.     

论苏轼的辞赋创作

苏轼是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辞赋家,他的融汇古今的辞赋创作思想和深湛的辞赋艺术修养深刻地影响着北宋后期的辞赋创作。辞赋创作贯穿于苏轼文学创作的各个时期。苏轼的赋论与创作密切结合,综观其辞赋和辞赋观,有以下几个特征一、重视辞赋创作与作家素养的联系;二、融会贯通的集大成意识;三、寓深刻于平淡之中,追求理趣盎然;四、融聘词于流畅自然中的艺术表现。苏轼的辞赋观和辞赋创作代表着北宋后期赋坛的主调,众多赋家深受他的影响。     

独造之域的开掘与文学本位的固守——郭建勋《先唐辞赋研究》简评

《先唐辞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是郭建勋近20年来先唐辞赋研究成果的选集，内分楚辞与楚辞学、楚辞的文体学意义、骚体文学研究、汉魏六朝辞赋研究等四个专题。     

论南朝辞赋的题材选择

南朝文士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退缩,陶醉于家族门第的光环,自傲于脱略事务的清高,沉溺于贵族生活的享乐,其气质变得愈采愈纤弱、细腻,造就了贵族特有的病态文化人格。这种人格必然会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深刻影响,使其烙上了明显不同于汉、魏、晋文学的特征。文章探讨了南朝赋在时代背景下的题材特征,主要表现为所咏之物趋于纤弱,赋家笔下多是日常的琐细的东西,花花草草、风花雪月之类;所咏之人趋于柔媚,笔下多是女性神态形体世俗的矫揉姿态;所咏之情趋于低沉,极少吟唱高迈的节操和抱负,高蹈、旷达的情怀。     

刘克庄晚年的辞赋革新理论

辞赋这一文体,自楚辞发轫,经过近千年发展,至南宋走向衰亡。宋末文坛领袖刘克庄晚年致力于辞赋创作,提出了许多革新理论。包括在赋体源流上以《离骚》为赋源;反对蹈袭模拟,主张“仿其意不仿其辞”;推崇体式上多有新变的柳宗元“小品赋”和宋代兴起的“新文赋”,力主辞赋创新。虽然此次革新最终失败,但是作为辞赋发展史上最后一次比较系统的革新尝试,仍有其重要意义。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     

论北宋后期辞赋与文人的文化生活

北宋后期,辞赋在点缀文人生活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辞赋与文人生活的密切结合也促进了辞赋的发展。在当时,文人雅事常有辞赋等来助兴。赠答、赠别、吊死问生的赋在当时颇为流行。在表现燕居生活的艺术性方面,辞赋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文人们还喜欢用辞赋来表现对书画的看法,他们优游的园中小亭、草堂台榭,点缀雅趣的砚、茶、酒、药,也是辞赋表现的重要题材。文人们也喜欢品评前代和当代的辞赋作品,以显示才学,展示胸襟识力。辞赋创作与文人文化生活的密切结合,开拓了辞赋的表现范围,深化了辞赋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辞赋议论化倾向和科举改制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了辞赋内容与风格的同一性。     

略论建安辞赋观的转变

建安时期是赋学观念的转折期。建安赋论重视赋的艺术功用 ;强调赋的抒情特征。在表现形式方面 ,建安文人主张对汉赋的“华丽”进行批判继承 ;在题材选择方面 ,他们要求在广阔的现实生活中拓宽选材领域。建安时期辞赋观的转捩 ,是时代环境和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试论秦汉散文的辞赋化倾向

散文的辞赋化倾向早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就有了端倪,到了秦汉这种表现更加突出。秦代李斯之文,汉代不论是诸子散文还是史传散文都具有明显的辞赋化倾向。这主要体现在语言上的文采华丽、辞藻丰富,创作手法上的铺张扬厉、踵事增华,以及结构方式上的“主客问答”、散韵相间。推究其原因,既与作家的创作思想及创作初衷相关,也是文学发展中的必然性。     

论晁补之的辞赋创作

在北宋后期的辞赋作家中,晁补之是一位具有独特地位的辞赋作家和辞赋研究家,其成就主要在骚体的创作和楚辞的研究方面。晁补之的辞赋观颇有独到之处,他没有把屈原的作品看作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将其视为道统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认为创作楚辞也不单单是文学创作,而是在发扬忠君的精神。他的辞赋很少涉足现实政治内容,而是着重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表现自己对人生的种种感受。和同时代作家的辞赋相比,他的辞赋哲理思考的成分要少些。晁氏赋作长于罗列词汇,铺张扬厉;善于谋篇布局,追求萦纡曲折的结构。他还擅长模仿,对前人、别人的辞赋往往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     

论田锡辞赋的新变

宋初文坛承接五代平弱的文风,流连忘返。田锡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探索宋赋的发展之路,以革除文坛积弊。田锡论文重视文学自身的价值,主张表现真性情,这是他变革赋风的理论基础。在辞赋创作中,田锡追求雄豪壮大之美,以革除繁采寡情之弊;追求清丽深婉之美,以革除枯槁憔悴之风;追求理趣韵致,初露成熟的宋赋风貌;追求文气的圆转流畅,变革骈体文风。     

耶律铸的辞赋创作与元初的三教思想

耶律铸的辞赋创作以五十岁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表现出来的儒家思想比较浓厚,后期则以释道思想为主,释道思想给他的赋作带来了鲜明的艺术特色.耶律铸赋作中的三教混杂交错是元初社会文化风气的产物,也与其家学有一定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