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金泽荣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与接受

朝鲜文人金泽荣对司马迁与《史记》非常推崇,不仅从史学、文学等角度高度评价《史记》,在评价他人时,更是以司马迁与《史记》为准的,论述他人文学渊源时常常追溯到司马迁与《史记》。在编撰《韩史綮》、《校正三国史记》、《韩国历代小史》等朝鲜历史著作时,金泽荣积极向《史记》学习,践行司马迁的史学观,秉承"实录"精神进行撰写。     

浅谈《史记》人物的悲剧美与司马迁审美理想的形成

关于《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上的意义与价值，人们已谈的不少了。本文想就《史记》中人物的悲剧美与司马迁审美理想的形成谈一些看法。一、关于《史记》中人物的悲剧美。悲剧美是美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涉及社会生活和艺术两个领域。在前一个领域，它是一种表现为特殊冲突状...     

郭沫若传记文学的历史地位

郭沫若的传记文学,从数量到质量,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阶段 传记文学作品早在古代就出现了。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则是现代形成的。 我国传记文学的最早萌芽,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左传》与《战国策》等史书。比如《左传·曹刿论战》与《战国策·触(尤言)说赵太后》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它们既有史料的实录,又有形象的描绘。但在总的倾向上仍属史书性质。到了《史记》,便出现大量传记文学作品。它们的特点是“不虚美,不隐恶”,坚持“实录”原则。它们“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故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

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倾尽生命写就千古卓著《史记》,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笔法、对历史人物饱满深厚的情感、“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以及“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修史目的导致了《史记》戏剧般跌宕起伏的命运。司马迁以敏锐、独到的历史眼光洞察到汉初社会潜在的重重危机,痛斥汉代最高统治者们的荒淫残暴、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相互残害和上流社会道德沦丧,尖锐批判的矛头甚至直指“今上”汉武帝。一部《史记》,颠覆的是王道,古今史家敢于这般直斥当朝天子者,仅司马迁一人。     

《史记》“曲笔”刍论

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学巨著,《史记》的伟大成就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早为学界所公认,无须赘述。其中,它最为学者称道的,是它忠实于史实的“实录”精神。稍后于司马迁的汉代史学家班固这样评价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一部史书,能做到“文直”、     

茅坤《史记抄》文学价值探微

在古文评点系统中,《史记》尤为后人所重。明代是《史记》文学评点的兴盛期。茅坤的《史记抄》用心独到,评论精妙,且多发明,是明代具有代表性的《史记》评点本之一,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茅坤极为推崇司马迁叙事才能,着眼于探求《史记》章法严谨、摹画精妙、手法多变的"叙事之法"。并且抓住历史人物塑造的个性化特征,挖掘《史记》的写人艺术。茅坤认为史迁之文独具"风神"之美,呈现出"遒逸疏宕"的文章风格。     

论《史记》的三种继承与三个创新

我们说《史记》是一部文学的历史和历史的文学,它将历史著作的实录与叙事文学的创作、将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融为了一体,这种双重意义的融合不是简单的合二为一或者叠加,体现了它在史学和文学领域写作上的新拓展,体现了司马迁的创造性探索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宏深蕴含,其具体表现在《史记》的三种继承和三个创新上。     

济慈"三颂"新论

济慈的《希腊古瓮颂》、《夜莺颂》与《秋颂》为英国诗歌的不朽之作,本文对“三颂”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解释,其依据是以往研究忽略了许多重要事实──古瓮功能为贮藏骨灰、夜莺后面有血腥故事、《秋颂》隐藏着诗人对名画的印象,等等。通过本事探寻、文本对读和跨类比较(不同艺术品种之间的对读),以及引入“文本间性”和“缺席的在场”等概念,本文对“三颂”中“美”与“真”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入分析,从弘扬人文艺术精神的角度肯定了济慈的审美追求。     

浅析《人生颂》之美

郎费罗是美国19世纪最受欢迎的诗人，他的《人生颂》是英语诗歌中最早译为汉语的一首。全诗主题鲜明，感情强烈，为世人传诵。我们通过对其音韵、结构、修辞和精神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欣赏《人生颂》的艺术之美。     

《史记》易学管窥

《史记》作为一部实录性历史巨著,记载了一些与《周易》相关的资料,这些记载既可以窥见中国易学发展的概况,又与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及情感体验相关,理解这些,对于全面把握《史记》的意蕴有重要意义。     

从历代艺术表演形式看《史记》的传播与接受

歌舞表演、说话艺术、杂扮问答、戏剧演出是《史记》传播的四种主要艺术形式。以艺术表演方式传播《史记》呈现出雅俗共赏、与时变迁的特点。艺人们的表演还原、改造《史记》人物、故事,使《史记》更接近人民生活,取得接受者的心理认同,也使《史记》垂诫后世的理性精神得以传承,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给接受者以文化陶冶。     

《史记》辨旨——关于《史记》创述宗旨三种观点的现代解读

自司马迁创作《史记》以来 ,古今学人对《史记》的创述宗旨提出了多种见解 ,实录说、发愤著书说、谤书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看法。这些观点都包含着深厚的历史意蕴 ,立论各有所据 ,但均对《史记》的创述宗旨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误读。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解读 ,探析出现这些误读的原因 ,探讨隐藏在这些观点背后的时代文化内涵 ,既可加深我们对《史记》及《史记》研究历史的了解 ,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不同历史文化心态的视角     

浅谈司马迁《史记》中的文学实践

司马迁写《史记》,其实录精神为后人所称道。所谓实录,当然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地秉笔直书。可是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看,《史记》已经突破了历史著作的界限,不失为一部价值很高的文学著作。司马迁的笔下,妙叙事物之状,活写人物之容。兵起大泽忽见江海浩浩,歌哭垓下顿觉风雨凄凄。刘邦的诡譎刁诈,历历在目;项羽的喑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之《史记》情结发微

金圣叹是明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对《左传》《水浒传》《西厢记》皆有评点。由于受明代＂史汉风＂的影响,金圣叹在评《水浒传》时,常常与《史记》相比照。指出《水浒传》在撰写笔法、体例方面对《史记》的继承以及两者的异趣,从中亦可洞悉金氏之《史记》情结。     

《史记》优秀人物传记的超历史指谓性分析——兼辨“李陵之祸”

司马迁是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伟大的史学家,这一结论被普遍认可。显然,这两个判断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司马迁写了一部《史记》。那么,《史记》一书自然应该是文学和史学相结合的范本了。可是,我们不难理解,由于文学与史学各自规律与法则的不同,它们从来也没有,永远也不会结合得让人十分满意。《史记》没有例外。通过分析《史记》优秀人物传记的超历史指谓性,我们发现,《史记》里最为人称道、流传最广的人物传记,往往最愧为“实录”,最不可信。     

湘妃事迹可能出自上古《佚书》——《列女传·有虞二妃传》的文献源流

论文以《列女传·有虞二妃》中＂焚廪＂、＂掩井＂、＂鸟工＂、＂龙工＂为核心词,搜讨南朝、唐、宋时期各种相关文本十一种,并与《孟子》、《史记》加以比勘,分析其文献来源。认为十一种文本均源自刘向《列女传》,进而推测《孟子》、《史记》、《列女传》三种文献的相关记载当有同一来源,三书取舍不同,各自独立引用,其间不存在＂层累＂关系,亦不存在造伪问题。     

论《史记》的修辞与“不隐恶、不虚美”的关系

着力体现实录精神,大胆使用审美性修辞两方面统一在《史记》创作中,构成了其独有的叙事风格。司马迁不但巧妙地将二者结合起来,很好的实现了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载,而且通过文学的视觉完成了对历史的“思辨、复原和保鲜”,使《史记》真正走向了永恒。     

论《史记》中的战争场面描写

《史记》中的战争场面描写,五彩斑斓,雄浑大气。以史传与战争小说为参照,《史记》战争场面描写呈现出以下特征：峻洁简净,不枝不蔓;战斗描写,泄郁抒愤;自然描写,点到为止;小说倾向,实中有虚。《史记》战争场景之所以具有强大的震撼力,与司马迁敢于打破史家＂潜规则＂密切相关,也源自他对前代艺术经验的广泛汲取。司马迁叙战除了以史为鉴,还有要把曾经发生过的战争活灵活现地再现于笔端的自觉意识,描写英雄们酣畅淋漓的战场搏杀也是他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     

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形象

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形象,具有人格魅力、传奇色彩,《史记》还进一步揭示李广性格上的优缺点,以及不封侯的原因。这是司马迁在坚持"实录"的基础上注入主观感情所致。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