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性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典律构建”的基石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典律构建”基石的经典性阅读,既指阅读要选择好经典性著作,也指要用“经典解码”的方法认真开展阅读活动.当今文学作品经典性累积过程中的“选辑”、“论述”和“改编”环节的大众参与性越来越明显.文学经典具有“历史逻辑修正中的丰富解读性”,这种“历史逻辑修正”首先是由生活于不同“历史时空”的中国人/华人提供的.文学经典的创造性阅读,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经典解码:一是综合运用传统解码方法;二是重视文学本体的解码;三是关注文化多元背景下的经典解读.     

当代文学经典化建构的三个维度及反思

文学经典化过程是文学作品的动态价值汰选过程。从学术源路看,文学经典化的论争有本质论与建构论之争。无论对文学经典予以过分地政治化解读,抑或固守审美自律的本质论经典观,都存有一定罅隙。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文本生产、文学传播、文学史书写以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观念共同运作并集各种权力斗争相互交织的结果,建构当代文学经典应从文学自身艺术品质、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三个维度去把握。伴随消费文化的兴起,当代文学经典化需着重把握文学经典化尺度标准的相对性与冲突性之问题、文学经典化中的话语权力与功利主义之关系、文学经典的继承与发展之问题等。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从“注经”到“论文”——刘勰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

“经典”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要,尽管此前儒家典籍已经经典化,但是刘勰的贡献在于进一步将之“文学经典化”。《文心雕龙》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主要有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将儒家经典文学化,对之进行文学分析和解读;二是将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用来讨论更为广泛更为根本的文学问题。     

现代华文文学经典在法国

本篇论文探讨现代华文文学作品在法国经典化(canonisation)的过程。首先从相关的人物与体制着手,一一检视两者如何相互作用,而赋予了某些作品"经典"(classiques)的地位:就教育系统来说,本文述及教科书、教师资格竞试必读书单和学术著作的影响;就出版面向来说,出版社特别重视某些作品,提供数个重译版本或将它们纳入具有威望的丛书之中,乃作品经典化不可或缺的一环;字典和百科全书同时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其次,从布迪厄式的观点出发,本文考察了参与某些作者经典化过程的不同权威立场,诸如汉学家、媒体、文学奖评审及文学经纪人,并思索了中国与法国双方对华文经典的认定,是否有值得注意的差异。论文最后一部分转向台湾文学在法国出版界的现况:台湾文学尚处于边缘的地位,使其至今仍不受潮流效应所囿。文末介绍了由笔者与其他两名学者共同主编的Lettres tawanaises(《台湾文学》)丛书的创立原则。本丛书是目前在法国唯一一套专门引介台湾文学的丛书。     

论经典文本生产的惯例系统——以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为例

文学经典的产生不仅与文本的原创性密切相关,而且与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以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为例,"传统"作为一个层次分明的惯例系统直接影响文学文本的经典化进程。具体而言,这一系统至少以文化惯例、常规惯例和专业惯例等不同形态,在文学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它既影响到作家对创作风格、手法及内容的选择,也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欣赏、接受与评价。总之,任何文学经典的产生,都必然受到文本生产惯例系统的深刻影响。换言之,任何脱离了传统的文学作品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经典。     

“红色经典”:在“现代性”叙事中理解和阐释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将“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性意义。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红色经典”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乃至是与否,而是将其归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进行考量和审度。在这样的阐述视野中一方面求证“红色经典”本质上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叙事进程中一种特定的审美表述形态,从而确认其价值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论析“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的经典性存在,其经典价值的艺术缺憾和当代意义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知识与控制——论三本中国当代文学史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再评价、再生产和再传播

大学并非只是实施教育的机构,同时也是掌握知识并加以再生产的传播中心。在文学教育方面,大学承担着讲授、评论、组织文学史生产,并将作家作品经典化的一整套程序,在此意义上说,大学教授变成了现代知识的裁判者和传授者,拥有教育体制所赋予的多种权利。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三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所作的再评价、再生产和再传播,发挥了"重说"经典、规范知识的作用。     

“五四”新文学经典构成

从今天或将来的视点看,“五四”文学经典构成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最关键性的内容。“五四”文学经典构成包括原创和经典化两个阶段。其原创是由新文学派、复古派和学衡派共同参与的,其经典化则由多种因素参与,而文本品性又是“五四”文学经典构成的基本因素。     

文学经典的“生成”语境与“指认”困境——以“十七年”散文的文学史叙述变迁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其"经典指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其经典指认特点主要集中在"当下语境"给予它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性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性",所以"审美进化论"思维支配着文学史叙述,同时设定了"文学经典"价值的逻辑前提。二是"本质主义"写作受到普遍推重,具体表现为文学因素的"等级划分"。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受"五四文学正统论"的普遍影响,研究主体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文学经典性作为指认当代文学经典的基本参照和厘定标准。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指认亦产生诸多困惑,比如,随着"经典"作家在论证分歧中逐步趋于集中,文学史观的矛盾性也日益凸现出来。"文学本体"论和多重关系中的"文学存在论"之间的裂隙,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弥合,反而更加扩大了。纯粹审美视野及其以审美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现象的观照方式,与从整体的社会文化演进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对文学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之间,体现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上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差异。     

当代小说研究领域的人文关怀——评李兴阳《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

数年前,由丁帆先生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标志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将我们弘扬多年的“人文关怀”落到了实处。众所周知,由于地域和历史的特殊原因,如同在经济、文化上被边缘化一样,中国西部在文学上也长期被边缘化。固然不乏有着一些对西部作家作品的具体研究批评,但长期以来,作为一种独特文明形态下的一种独特文学存在,中国西部文学在整体上一直没有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更遑论像研究“京派文学”、“海派文学”、“文学湘军”、“东北作家群”等那样成为关注的热…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中的误区分析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女性文学始终占据着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潮流,曾涌现出众多优秀的女性文学作家及作品。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女性文学逐渐走向蓬勃之时,女性作家群体中却突然产生了一股“异流”,一部分自诩“前卫”、“先锋”的女性作家们在其作品中充斥着性欲望、性描摹等内容。她们对于女性身体的过度关注及对性体验的细致描绘,又体现出她们在创作中心理的庸俗的逢迎情绪,从而使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走入误区。其实,这些作品已经不是真正的“女性文学”,她们在创作的发轫阶段就迷失了自我,从根本上背离了女性文学展示女性自我价值的要素。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外国文学影响研究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之方法论

外国文学深刻地影响了新文学的发生、发展。研究外国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有助于对现当代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准确定位和评价。作为方法和作为学科的外国文学研究应有所区别,中国现当代文学视域的外国文学研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组成部分,它以现当代文学为本位,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服务,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性质、来源和发展变化。     

胡适的小说题材接触佛教经典进化论

胡适文学思想的核心是进化论,认为文学进化有两条规律:一是文学的自然进化,二是文学的接触进化。文学接触进化论成为胡适考察中国文学发展的思想方法与价值准则,他提出: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住不进步,只有不同的文学互相接触、相互影响才能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中国文学接触佛教经典,创作题材深受影响:一是小说题材直接改写自佛教经典,二是借用佛教经典母题创作小说,不仅丰富故事情节的布局技术,最关键的是拓展了作家的想象空间,丰富作家的想象力,激发了作家丰富多彩的创造力,把中国小说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试论区域文学与民族文学融合的价值及文学教育意义

西藏当代文学以其与众不同的区域文化为基调,汲取多方文学资源,创作出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70多年来,西藏当代文学在题材、主题、视角、立场、风格、语言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独特性,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多种面向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构成,这不仅对西藏当代文学本身意义深远,对中国文学版图的重构和中国文学多样化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西藏当代文学教程》在历史与文类的双重线索中展现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征,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西藏当代文学的成就。教程结构清晰、通俗易懂,不仅为初学西藏当代文学者提供了便捷,更为西藏当代文学研究和传播开拓了途径,也为中国区域文学和多民族文学教育提供了范例。     

五四“人的文学”的历史逻辑与价值承传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伴随对“人”的关注,“人”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的核心关切,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导向不断参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五四“人的文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是一代人的思想共识,也是文学与时代、社会碰撞的精神结晶。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绩给予了“人”新的内涵与阐释,同时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也实现了与“人”的深层互动。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当代文学继续高扬“人”的传统,延续五四以来对“人”的精神和个性的关注,展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学面貌。     

从文学活动"四要素"看当前文学经典的重构

经典的重构已成为当今文学创作日趋浮躁、日趋世俗化、感官化、日趋追求"明星化"文化策略和时尚效应中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经典得以重构是文学活动"四要素"互动的结果.就作品而言,内涵的丰富性、深刻性、震撼力及独特的技法是经典重构的前提.社会生活的多元化、文化价值追求的异质化,作家"影响焦虑"下的颠覆冲动、时尚欲望化追求,读者求新尚奇、狂欢化效果的阅读期待以及时尚批评家的引导,是导致经典重构世俗化、通俗化趋势的外部原因.经典重构过程是一个经典文本与社会生活互动的过程,社会语境影响下的作者和读者作为最活跃因素互为影响地参与了整个过程.     

地方籍·地域性·文化叙事与经典

“地方籍”作家不一定都是“地域性”特别强烈的作家,而且,并不是任何乡土性、民族性强烈者,都能成为中国有代表性的作家,还要看是否具备与世界相通的文学精神。中国现代极富地域性的作家中,出自沿海一带较发达农业地区的少,而从偏僻的乡土所谓“边地”走来的却相当多。这造成一种“五四传统”,即在批判封建性的落后、愚昧当中更接近中国的本相。包括由乡土加深了解中国都市的特色;由地方文化的不平衡性,更好领会现代中国的复杂性;由边地民间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体察到中国文学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总是具有一种不断“寻根”的倾向。我们不妨将地域性作家的“寻根”看作是一种文化态度。但凡具备“大文化叙事”品格的作品,就可能成为“经典”。这种经典文学从“地域”出发,最终是应超越“地域”的。     

文学场域中经典建构的社会动力分析

经典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取决于文学作品内在的美学品质,还有赖于文学外部各种社会动力的合并推动。文学场域视野下的经典建构是一个文化熟知化的过程,通过广泛的社会化和机构化过程,作家及作品才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经典建构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各种力量和关系较量的过程。为获取对经典的合法垄断,文学场里的机构和行动者必然展开竞争,由此推动了经典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