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中国”与中国式现代化

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手段。“数字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其中既包含了“数字中国”概念的学理性问题,也包含了“数字中国”建设的实践性问题。因此,探讨如下问题对建设“数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数字中国”这一概念展开分析,研究“数字中国”的概念源流,并以此作为“数字中国”概念的分析背景;其次,研究“数字中国”的范畴演变,重点分析“数字中国”概念的内涵以及外延;再次,研究“数字中国”的框架逻辑,以此解释如何建设“数字中国”;最后,研究“数字中国”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分析“数字中国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影响。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讨论,不仅可以对“数字中国”产生更为科学理性的认知,也有助于把握“数字中国建设”的实践性问题。     

主义与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理探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符合“当代中国”“大众”的要求,代表“当代中国”“大众”的根本利益。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解读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又是当代中国“大众”的实际需要．它反映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观”的根本转变,即由以传统的“主义”为中心转变为以民众现实的“问题”为中心。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问题观的指导下,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大众”的实际需要、根本利益和现实问题,以解决“大众”关心的重大的现实问题为突破口。     

中国哲学的近代化与民族化——从冯友兰的哲学观念说起

冯友兰注重甄别“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照着讲”与“接着讲”、“中国的哲学”与“中国底哲学”、“就哲学说”与“就民族说”、“现代性与传统性中的中国哲学”等观念。本文对此加以阐发 ,兼及熊十力、梁漱溟的哲学重构 ,凸现了后“五四”时期中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诉求与实践     

“中国模式”的概念探析

中国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中国模式”的提出正是基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本文从“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中国模式”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中国模式”与其他发展模式的对比三个方面来理解“中国模式”的概念,最后总结出了把握“中国模式”需注意的三点。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中国"称谓的起源

本文以确凿史料证明 ,“中国”在西周时已具有国家名称性质 ,并借助于文化人类学方法进行逻辑推理证明“中国”称谓起于夏代。还分析春秋战国时“中国”一词的多种意义都是“中国”在西周时取得的国名意义的继续和变化 ,从而揭示出先秦时“中国”词义的变化轨迹 :从原始社会末期“中国”一词产生 ,经过“城邑”、“京师” ,至复发展为国名 ;夏、商、周皆称“中国” ;春秋时“中国”初指东周 ,后指“攘夷联盟” ,由此派生出“礼乐文化”和“中原”的意义 ,至春秋末演变为时人的“统一理想” ;战国时人确认“中国”为“九州” ,为秦汉统一中国奠定了观念基础。     

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的“三化观”

彭立撰文指出,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的“三化观”,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提法。一、新闻传播的“中国化”定位。“中国化”,指涉着当代新闻传播的空间定位,即这是在中国所进行的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的“中国化”,就是指其内蕴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实质就是要坚持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传播的生存与发展的模式。二、新闻传播的“时代化”特质。     

"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

在中国书法界和书法理论界,“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命题影响很大,但这是一个缺乏学理和事实根据的命题。如果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的话,那么中国书法既不在中国哲学之内,也不具备哲学的性质。中国书法不可能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因此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它部分地体现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但中国书法的文化精神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中国书法是一种很宝贵的,有特色的中国文化现象。但在中国文化中它不居“核心”地位。我们要充分认识肯定它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又要避免将中国书法神秘化,神圣化的倾向。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状态之比较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充任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源”和证人角色。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格局中逐步走向主导,具有了“元话语”身份,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学科”的“学科性”和“科学性”的认同与首肯。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被普遍崇奉的“正统地位”开始受到质疑。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对象性”得以凸显,其学术品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方法引借: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一项反思

本文借用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两个标志性词语——“方法”与“真理,”尝试解读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方法引借”是近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必然选择,它作为研究工具,一方面奠定了“中国哲学”学科的现代基础,一方面导致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真理缺失”。把握“方法”与“真理”的内在玄机,是解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关键,是当今学者建构“中国哲学”亟须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中国重新崛起现象研究兼谈“中国威胁论”

中国的重新崛起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新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壮大会对亚洲的稳定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形成挑战。我们在研究中国重新崛起现象的基础上,回应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的历史记录和当今的表现,均找不到足以支持“中国威胁论”成立的基础。追求绿色发展,实现绿色和平,树立“绿色GDP”观念,内建“和谐社会”,外构“和谐世界”是中国重新崛起的必由之路。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     

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构建新时代中国学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近代中国历经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而奋起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建“青春之中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在历史中国延续和发展的基础上,开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新纪元,开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国家不断富强,人民更加幸福。中华文明绵延发展,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力量与不竭源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于是,走进中国、了解中国、认识和传播中国,业已在世界范围内日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和学术风气,中国学也成为一种国际“显学”,并促使其由过去“他塑”的“汉学”“海外中国学”“国外中国学”发展而为“自塑”“他塑”交流互鉴的“世界中国学”,特别是观照历史、观照时代,呼唤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推动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国史研究特别是国史哲学,赋予新时代中国学以新的时代内涵和自主知识体系。发展新时代中国学,就是要在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历史中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同时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     

理论思维的冲动:“中国模式”的哲学考量

从本体论看,“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但从认识论看,“中国模式”尚在建构之中.“实例的总和”表明我们只是认可而非认识了“中国模式”.学界应对“中国模式”多作形而上的探究,藉以实现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必须对“中国模式”作思维着的考察,才能获得关于“中国模式”的确切的知.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虽说不是普世的,但也不是一个孤本,至少可以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方法论.     

国外中国学的流变、现状与思考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近代中国历经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而奋起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建“青春之中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在历史中国延续和发展的基础上,开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新纪元,开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国家不断富强,人民更加幸福。中华文明绵延发展,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力量与不竭源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于是,走进中国、了解中国、认识和传播中国,业已在世界范围内日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和学术风气,中国学也成为一种国际“显学”,并促使其由过去“他塑”的“汉学”“海外中国学”“国外中国学”发展而为“自塑”“他塑”交流互鉴的“世界中国学”,特别是观照历史、观照时代,呼唤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推动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国史研究特别是国史哲学,赋予新时代中国学以新的时代内涵和自主知识体系。发展新时代中国学,就是要在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历史中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同时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     

革命至建设时期中共“新中国”话语的变迁——兼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转向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即从“建立新中国”转向了“建设新中国”;“愚公移山”寓言寓意也从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转向了挖掉“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这两座大山”。从技术革命视角,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新中国”话语,大致经历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工业化新中国和实现“两个”“三个”或“四个”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新中国两个阶段;工业化新中国、现代化新中国的建设目标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均致力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社会革命视角,革命时期党的目标是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建设时期党的构想是以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作为过渡,进而发展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将来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社会主义新中国构想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和苏联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标识了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新中国”话语,通过对“旧中国”贫穷落后与“新中国”日新月异的比较,呈现出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阐明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     

出场、演变与形塑：现代化的概念史考察

从“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概念从西方语境到中国语境,经历不同时期不同主体的形塑与赋义,在跨文化话语旅行中不断生产新的语义。概念的出场、演变与形塑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变革,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的变迁亦见证着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见证着中国突破西方现代化模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事实发生而凝练提升的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核心话语。围绕“以中国为立场”“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道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话语表达的外化,将现代化的书写由被动转为主动,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建构。     

“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

近几年讨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问题,也就是金岳霖提出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的问题。“金岳霖问题”揭示了中国哲学内含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胡适(“疑古”)、冯友兰(“释古”)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实践中得到鲜明的反映,并在张岱年的“文化创造主义”中获得积极的回应。     

论"浙商"从边缘到主流——基于"世界之中国"的视角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和大规模地开启了“世界之中国”的经济之旅,“浙商”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和一个商人群体,存在和需要经历一种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浙商”起始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影响和现代经济文化的边缘,而目标是成为“世界之中国”的主流商业群体。“浙商”的“个众”人文特性既依存又丰富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促使“世界之中国”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塑造“世界之中国”和“主流之浙商”一致的主体结构。“浙商”要实现“主流之浙商”的目标,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其核心和关键是循着和超越自然历史发展。     

中国解释学与解释学中国化

创建中国式的解释学逐渐成为国内和海外汉语哲学界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 2 0年来 ,学者们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本体诠释学”、“经典诠释学”、“中国解释学”等构想 ,对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途径与方法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 ,中国解释学问题的提出首先面临的是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 ,它本质上折射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现实境遇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和学科门类的“中国解释学”是中西文化交流后的产物 ,今天所谓“中国解释学” ,乃是人们以某种取自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解读中国历史上非解释学的文本创造出来的。在此意义上 ,要厘清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解释学”和“解释学在中国”、“解释学中国化”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