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雷雨》的神秘色彩

本文首先分析了曹禺剧作《雷雨》始终表现的一种“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不可言喻的憧憬”。其次探讨了《雷雨》表达出来的深层语义，使它带有现代主义色彩。最后论述了《雷雨》又是一个神话祭礼的世界，一个原型象征的世界。因此曹禺的《雷雨》不仅是仪式性，也是象征性的典范。     

《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探微

曹禺的《雷雨》时时显现出神秘的命运色彩。基督教文化和古希腊悲剧对《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影响最大;西方戏剧思潮对其影响更多地体现在表现手法上,但是某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往往与附着在其上的思想内容是共生的,不可能完全脱离其思想内涵而独立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对《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也有一定影响。     

曹禺早期剧作中“蛮性的遗留”解析

我们在各自的研究中，已愈来愈深切地感到，曹禺早期剧作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意念——“蛮性的遗留”。且看《雷雨·序》中的一段自白：“《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说是我‘蛮性的遗国’，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与“蛮性的遗留”语义相近的还有“原始的情绪”、“神秘的吸引’等等。而且，这些意念虽只是在论及《雷雨》时提出来的，可事实上，“蛮性”是贯穿在他早期的心态与剧作全过程的，不单单是《…     

曹禺与斯格里勃和奥尼尔──再论《原野》是一部佳构剧

曹禺与斯格里勃和奥尼尔──再论《原野》是一部佳构剧李树凯＂《雷雨》是内行人的制作＂。这是戏剧家李健吾先生评《雷雨》时说的第一句话。①李健吾先生作为曹禺的同窗好友，非常了解曹禺，一语道出了曹禺写戏的优越条件──他是懂得戏剧艺术的＂内行人＂。曹禺的戏剧崇...     

《雷雨》与《屏风后》与《群鬼》

话剧,本是“舶来品”。对我国话剧影响最早最大的莫过于挪威戏剧家亨利·易卜生了。早在中学时代,曹禺就在易卜生的戏剧中担任角色,《雷雨》受易卜生戏剧、特别是他的名剧《群鬼》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但我们认为,《雷雨》还受到我国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的《屏风后》的一些影响,而这一点却被人们所忽略。其实,欧阳予倩也受到易卜生的巨大影响,他译他的戏,演他的戏,“一脑门子易卜生”。(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欧阳予倩的《屏风后》早《雷雨》四年发表,对戏     

“原野”简论

一《原野》是剧作家曹禺四十多年前的一部旧作,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的《文学季刊》,一九三七年八月第一次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是曹禺登上剧坛后的第三部作品。在此之前,他的《雷雨》和《日出》已经震动文坛,获得广泛的赞誉。但《原野》问世后,情况却有些异样,反应远不如《雷雨》《日出》那样强烈。原因大致有两方面:一方面,当《原野》问世时,中华民族的危亡已经迫在眉睫,这部以民国初年农村阶级矛盾为题材,与抗战救亡运动“无关”的作品,已经不可能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了;另一方面,这部作品本身,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缺乏象《雷雨》和《日出》那样震撼人心的力量。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的影响并不很大。建国以后,曹禺的     

论《原野》

《原野》自1936年发表以来,评论者多执否定态度。杨晦的《曹禺论》在40年代是一篇有影响的长文,文中判定“《原野》是曹禺最失败的一部作品”。20余年之后,远在海外的刘绍铭博士写了一部同名论著,对曹禺的全部作品做出了一概否定的评价:“失败”、“浅薄”、“写得坏得可以”。后来他考虑到“几点客观因素”,觉得这种“论点失诸持平”,但仍然认为《雷雨》、《日出》和《原野》“三剧的观点,都是随波逐流的”。甚至作者曹禺在1978年5月和赵浩生的一次谈话中,也说“《原野》不算成功”。当然,也有执肯定态度的,这从唐弢的文题即可看出:《我爱<原野>》。1987年吴建波发表的《重评仇虎的复仇悲剧》一文,从心理学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对《原野》作了新的考察。他的结论是:“仇虎是一个复仇的农民形象。他的复仇性格,凝聚着中国文     

对《雷雨·序》的一次接受学细读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雷雨.序》作为一篇研究曹禺创作的重要文献,标示了《雷雨》早期接受史上的错位接受现象,也折射出作者原旨、读者释义和文本意义三者的复杂关系,更隐含着曹禺对文本意义的理想接受模式的期待。     

一个独特的戏剧空间——曹禺《雷雨》的微观分析

空息、闷热,焦灼地预示着一场“大雷雨”的到来。旧中国三十年代漆幕似的上空,随着一声震憾人心的霹雳,在人们惊喜的眼前展开了一部不朽的巨著——《雷雨》,也烘托出了一个二十三岁的天才——曹禺。文学发展史上经常有这种情况,即一部优秀作品的出现,不能立刻为时人所注意,只有经过年代的推移,生活的变化,才逐渐为人们所瞩目,所“青睐”,成为醒世的名著。而剧作家曹禺却是幸运的,因为他是时代的儿子,他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的气息,也及时地、艺术地创造、传递时代生活的情感信息。因此,当一九三五年《雷雨》在东京首次演出后,郭沫若光生便感慨道:“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这大致可以作为曹禺研究的开始吧。成功得早(艺术品的成功,是经过读者认可的结     

“原始的力”与“愤懑”的社会想象——再论曹禺的创作心理与情感

从《雷雨》开始,曹禺在阐释其创作时都会提到一个特殊的角色：在场而不露面的人物。可以说,“不露面的主角”贯穿了曹禺的创作,它具有“原始的力”,是冲破一切的可能和理想,但它始终不能直接露面,而被各种力量压抑、隐藏甚至删改。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重新理解曹禺创作中“社会问题”和“心理情感”这两个学界常见阐释线索之间的关联,揭示其中隐藏的复杂斗争和“愤懑”的情感风格,以及其创作的症候性意义。     

《雷雨》节选部分在全剧中的地位和作用

《雷雨》是我国杰出的戏剧家曹禺的成名作。这出以炽烈的热情“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抨击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的四幕话剧,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经久不衰的艺术力量。《雷雨》整个剧情集中发生在从早晨到半夜十几个钟头的时间之内。四幕戏、八个主要人物全部活动都安排在周家客厅和鲁家住房两个场景中。仅仅通过一天的生活,就展示     

谈《雷雨》中的蘩漪形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象周蘩漪这样的艺术形象,为数不多。 作者曹禺认为,周蘩漪“是‘五四’以所谓‘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关于<雷雨>在苏联上演的通信》)。这种观点被我们的评论界大体认可,而且沿袭已久。然而,依我看周蘩漪只能是一个从封建的“旧式女人”向资产阶级女性过渡的典型,而且最终也没有完成这种过渡。 一 蘩漪的个性,在《雷雨》的八个人物中最引人注目,是各种复杂错综的矛盾的焦点,也是作者心目中真正的“雷雨”。     

论曹禺前期创作的现代性

中国话剧的成熟是以《雷雨》的出现为标志的，剧作家曹禺本人也以自己的创作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富影响的剧作家的地位，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新时期以来，曹禺研究渐渐被人们重视，但人们在阐释曹之所以成为中国话剧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代宗师的原因时，在指出曹禺剧作艺术上的完美之外，往往着眼于作家的创作和中国革命历程相契合这一方面：如《雷雨》对封建专制统治与资本家发家史的罪恶的揭露，《日出》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揭示，《原野》中所反映的农民对地主的复仇，《北京人》中所展示的封建家族必然灭亡…     

试论曹禺建国后的戏剧创作

曹禺是一位公认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戏剧大师,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堪称我国现代戏剧的精品,将它们“列入世界文学之林而毫无逊色”。文章认为,曹禺建国之后,还是原来的曹禺。他始终倾心于艺术的追求,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矛盾冲突的建构与戏剧语言的提炼,为新中国剧坛增添了光彩。但是,曹禺又不是原来的曹禺。通览他的作品可以发现,他建国前后创作心态不一样、创作方法不一样,以致于创作效果也不一样。在总结曹禺建国后《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创作的功过得失时,要积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知识分子定位问题,一是创作自由问题。这两个问题都直接关系着中国戏剧的成败与命运。     

非理性世界中的人类生存困境——对《雷雨》主题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研究者大多从政治、经济层面来揭示《雷雨》的主题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雷雨》主题的认识。其实,从《雷雨》的内容来看,曹禺在注重社会政治、经济等层面对人的影响以外,更多关注的是人们的非理性世界,特别是人的生存困境,即主要表现了非理性世界中人类生存的困境。     

《雷雨》的母题原型研究

本文是运用原型批评理论解读《雷雨》的一种尝试。《雷雨》并非曹禺的独创 ,可以在西方神话以及后起的一些中外著作中找出它的原型。该剧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在于它交错采用了戏剧中常见的三种母题 :复仇母题、乱伦母题和弃妇母题     

靳以与《雷雨》渊源考辨

靳以在《雷雨》发表中起了什么作用,历来众说纷纭。他对《雷雨》态度究竟如何,则乏人探讨。结合靳以的文类选择、文学观念,包括对曹禺其他剧作的评论,可以探究他对《雷雨》的真实态度,即他对此作很可能并不欣赏且存在隔膜。这是一个切入研究其文学趣味,包括编辑思想的重要突破口。     

就《雷雨》访曹禺同志

《雷雨》,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部优秀剧作。四十多年来,对于《雷雨》的认识和评价,是有争论的。为了开展学术研究,求大同存小异,我准备写《试论〈雷雨〉戏剧冲突》,以作引玉之砖。在写作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是需要请曹禺同志赐教的。来到北京以后,我才知道,曹禺同志很忙,正在创作《王昭君》。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给他的任务。七月的北京,虽不是骄阳似火,但也是挥汗如雨。曹禺同志已是六十八岁的高龄,又患有心脏病,还有繁重的社会活动。我怎么好在这个时刻去打搅他呢?还是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业务组的同志请教吧。当我向刘涛、李滨二位同志阐述我的观点并提出问题以     

论《雷雨》的“误读”

曹禺的《雷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部古希腊“命运悲剧”式的爱美剧作,但它却被用于职业演出,面对广大未受西方文化浸润的普通的中国戏剧观众。“错位的对接”自然导致极大的“误读”,但从中正充分展现出中国观众的戏剧审美心理。曹禺准确把握住了“误读”的实质,并自觉尊重、适应之,以中国观众戏剧审美心理为基础,创造出《日出》等一部部“本土化”的佳作,使话剧这种完全自西方泊来的艺术最终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生根。正是“误读”造就了杰出的剧作与剧作家,指明了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方向。     

论《北京人》在曹禺剧作中的地位

<正> 一九四○年,万木萧瑟的深秋,在四川江安靠近城墙的一幢旧宅子里,年仅三十岁的曹禺满怀对旧社会的深恶痛绝,挥笔写下了三幕剧《北京人》。据说,曹禺认为《日出》是他一生中比较满意的一个剧作;实际上,《雷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