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实践与现代白话文运动

本文探寻了中国近代至现代的译介在文化现代性追求中所发挥的功能。文章认为,近代以来的思想界借助译介与特殊的修辞方式言说了文化的现代性追求。“五四”学人对现代文学及文化的独特想象是通过“翻译”来表述的,翻译为文化的现代性提供了实践的基本例证,同时为白话文构建了修辞话语;现代白话对译介而来的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提供了实用的载体。胡适等人凭借其理论话语、经典制造、翻译西方文学来生产白话文学的合法性术语,并由此建立起现代文学谱系。     

现代性文学的“主体”诗学传统

在现代性场景下,人必须压抑实在界的意义叩问,拥抱现代性语言秩序,才能完成主体化过程。“主体”就是被文化建构起的大他者伪像,而真实的“人”则被湮没于现代性的喧嚣之中。主体化就是以对人的真实性的否定为代价。主体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创伤性经验,成为困扰现代人的“符号性账目”,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体诗学传统。因此,现代性文学就是现代人的文化体验史,也是主体对自我生存无奈的一种窥视。     

重审郁达夫留日小说中的“东方主义”问题:文化抵抗之可能

郁达夫留日小说在显性层面贬抑传统中国,又在象征、隐喻、寓言的层面颂扬传统中国,将其作为对抗西方文明、克服身份危机的文化策略。其主人公歆羡西方文明又为西方文明所否定,由民族屈辱感获得民族自觉,使得主人公文化身份与民族身份从分裂走向统一,破除了对西方文明的崇拜并发起对西方文明的抗争。以往的研究将郁达夫的留日小说看作东方主义叙事,固然有助于说明郁达夫的文化倾向,却将其认同危机简化为东方主义心态,消除了反抗的可能性和主体性的存在。     

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家族文化情怀

家族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作家的人格、思想、心理与创作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家族文化对现代文学创作来说,不只是提供了一种文化背景,同时它也是现代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它与创作主体之间始终保持着有形与无形的情感联系,理性上对家族文化予以激烈否定,情感上又无法抵御它的深层诱惑,形成了现代作家独特的家族文化情怀。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新时期以来内地学界的影响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内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刺激、推动与催化作用,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此前内地学界惯常的价值评判体系,激发并促进了多个"话语场"的建构。夏志清将张爱玲、沈从文等人从尘封的历史中唤醒,李欧梵对于城市想像研究的拓展以及对于城市文学的倡扬与重新评判,王德威等人对于现代性源头的重溯,这一系列以现代性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长久以来被遮蔽的边缘区域。由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长期浸润于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传统中,他们以西方文学标准来衡量中国现代文学的做法表现出相对的局限性。     

从语言到话语：当代西方文论的反本转向

随着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兴起，传统“宏大叙事”模式开始瓦解，语言的透明性和启蒙的合法性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化中受到了普遍质疑。当代反本质主义在对语言表述机制的重新思考中，解构西方文化中客体知识的启蒙传统，倡导从客体语言表述到主体话语实践的回归，并试图建立一种主体权力关照的文论话语体系。     

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

跨文化形象学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揭示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而提出"三组课题"。按三组课题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体系,可发现第三组课题留下的理论困境: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还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认,即使是用后现代的话语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质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他者,也最终会落入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的陷阱,因为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第三组课题出现的理论困境,将直接质疑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解构这套解构理论,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它可能否定了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美国华裔族群话语的缺失与重构

由于深刻的历史、社会及文化背景,美国社会中华裔这一独特的群体的话语长期处于一种缺失的境地。从福轲的权力话语理论来看,处于被压迫、被边缘化的群体必须获得自身的言说权利,从而打破西方的霸权话语的控制。近年来兴起的华裔美国文学创作就是践行福轲的权力话语理论的具体策略,它打破了西方的文化霸权,使华裔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重构了美国华裔缺失的话语。     

从现代性到全球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资源问题

本文主要讨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资源问题,检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进程和资源构成.文章认为现代性和全球性作为西方话语可以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维视野,但不能取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对象本体和研究主体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我们需要在厘定西方理论的背景、内涵和边界的前提下,洞察中国现代文学问题的实质和特殊性,在坚持个体和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破除悬置在主体或客体之上的形而上学理念,回到历史本身,回到现实自我,在对象、时代与自我之间实现历史的还原和思想的创造,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发展.     

文化·政治·权力：西方文化政治理论关键词辨析

西方文化研究通过重新思考文化、政治与权力等概念,将文化与权力进行话语接合,形成文化政治的话语形态和批评范式。文化政治理论批判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观,结合大众文化形态,对文化语义进行扩容。文化政治将文化视为弥散着权力的意义版图与话语质态,不管是日常生活世界,还是表意的文本符码,都成为权力生产、传播与弥散的文化存在。文化政治理论重构了政治的话语内涵,形成微观政治、生活政治、差异政治与话语政治的多元政治景观。文化政治理论重新思考权力问题,强调权力的微观性、生产性、弥散性、对抗性等特征,批判性审视权力在日常生活、文本话语结构与文化实践中的生成、繁殖、流转与抗争,以文化介入、文化改革与文化治理的方式推动社会朝着自由、民主、公正与多元的方向发展。     

世界文学重构视域下的莎士比亚东西方文化观念——解读《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转型期,受时代政治话语影响,莎士比亚创作中心转向罗马历史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关注罗马时代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性,解读罗马帝国崛起与埃及文明衰落的互动关系,但莎剧本身却又蕴含着一种多元化文化融合的观念。世界文学重构理论所提出的东西方文化的新经典阐释对莎剧的文化权力、政治话语运行机制的历史叙事相当切合,也有助于还原莎翁所处特定年代英格兰帝国心态膨胀与民族文化扩张的历史。     

福柯话语理论中的控制与反控制

福柯的话语理论将话语与权力紧密地关联起来,认为话语与权力具有共生性。而权力则来自体制,并通过来自外部的禁律、区分与歧视、真理;来自内部的评论原则、作者原则、学科原则;以及与主体有关联的话语仪规、话语社团、信条原则与社会性占有来展开对话语的控制。福柯的话语理论在看到体制控制话语的同时,也提出了反对话语控制的反控制策略。这些思想对西方当代文论影响深远,直接启发了女性主义批评与后殖民批评。     

杜亚泉多元主义文化观再审视

作为五四时期知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关注国际政局和世界形势,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他对东西文明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比较,主张多元主义和文化调和论,断定东西文明不仅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差异,而且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异。他不承认西洋文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明优越和进步,认为中国文明可以“救济”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作出补救性贡献。这种文化调和论肯定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价值,力主通过东西文明的调和,创建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现代新文明,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担忧。这一思想顺应并揭示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但他夸大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误解了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极影响,仅仅看到两种文明的民族性差异而否定两者之间更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则是错误的,这无益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和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建构。     

从东方学史看百年来我国东西方文化问题的四次论争

在20世纪初中国的东西方文化异同优劣的论争中,明确了"东洋文明-西洋文明"的划分依据及其根本差异,意识到了中国属于"东方"并且是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对东西方文化的优劣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分析,也探讨了文化互补与融合的可能性,初步建立起了现代的"东方-西方"观念。到了20世纪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东方-西方"论争再次兴起。关于"河东-河西"的论争对21世纪文化世界走向做出了不同判断;围绕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展开的论争不仅涉及"东方-西方"价值观的判断,也涉及东西方观念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关系;而由此衍生的对古希腊文明乃至西方古典文化的真实性加以质疑和否定的"疑西"思潮,则是对以往"西方中心论"的反逆。这些都从不同层面丰富了中国的"东方学"思想,成为中国"理论东方学"的重要构件。     

东方主义视角下的韩国女性形象建构

东方主义视角下美国朝鲜战争小说中的韩国女性形象,是美国作者们依据自身经历和东方知识,通过"西优东劣"的权力话语言说来书写韩国女性,并以"真理"形式,塑造出看似个别其实包含着一种具有普遍偏见性的女性形象。与此同时,他们把这些形象作为媒介或隐喻,传递西方男性的权力话语,寄寓着西方男性与韩国女性是主人与仆人、权力与身体、我们与他们、文明与威胁的二元对立等级关系。     

主客一体——中西哲学合璧发展的时代际遇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就是领略“知识就是力量”的意义,学习掌握西方科学技术并建设工业文明的过程;而西方的后现代化运动则是琢磨中国古代儒道释一体的文化精神,寻求如何才能使人从科学技术的囹圄中走出来的可能性思考.前者追求的正是后者批判的,后者所推崇的却是前者曾否定的.这种戏剧般的对话,迎来了中西哲学合璧发展的新时代,主客一体无疑是对话中的最强音.主客一体哲学的特点是没有主体客体之分,没有唯物唯心之异;人自身内敛的道德修养、外显的科学实践能力、生态实践能力三位一体则一荣俱荣,三者分离则一损俱损.人没有道德则不如禽兽,人不懂科学就成了文盲,人不与他人、与环境和谐相处将一事无成,道德、科学、环境离开了人则没有意义.     

权力范围与知识限度: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恶之花

不同于传统的认识论、文化史、观念史、思想史和科学史,使得福柯的知识论成为异彩之花.独立与疏离使得福柯不断地自我否定,成就了"不能归类之学".从主体到语言的转向释放了"话语"的现实性作为.知识考古学的话语重建,颠覆了对历史自在之物的追问,但也流露了"智者"思想的游弋与对西方文明没落的烦躁.知识考古学如果存在某种历史有效性或准确性,那不过是昔日智慧的落尘.     

语言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当代学者运用西方语言理论和话语理论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现代知识者对"文学汉语"的想像与实践.本文从文学史的脉络中确立了运用西方语言理论来阐释现代文学中文学汉语的可能性,但是任何某种西方的语言理论都无法支撑对文学汉语的现代发展的解读.最后,对文学汉语的实践和想像的问题提出了初步的描述框架.     

全球风险治理视域下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三大命题

作为一种地方性道德知识的中国道德话语只有转移为普遍性道德话语,才能获得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的能力。转移即重构,其中包含三个内在相关的基本命题：空间场域、价值逻辑与叙事进路。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概念突破了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双重疆界,推动地方性道德知识所构造的空间场域实现了从地方到全球的转向,由此获得了转移为普遍性道德话语的可能性。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中国道德话语与全球风险治理发生了交集。文明交流互鉴逻辑与文明同质化逻辑的分歧,从本质上反映了多元现代性与一元现代性的观念之争。前者突破了后者在共同利益、文化交往、责任担当等方面所存在的多重认知局限,成为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内在遵循。此种价值逻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叙事进路,而叙事文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结方式则成为问题的中心。与“直接转进”和“间接转进”相异的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国传统道德话语融入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并以后者作为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的中国文化资源,由此全面而客观地注解了“中国”场域中现代道德话语的意涵。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冲突,在不自觉的无意识层面则更多地表征为会通。人们意识到的往往是表层关系,而未曾意识到的则是深层关系。这种深层的会通无疑是多维度的,其实现不仅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机缘,更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内在地提供的学理上的可能性。在时代性维度上,儒学的前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使两者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有其会通的机缘;在民族性维度上,中国文化与欧洲大陆文化之间的亲和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提供了条件。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相遇后的严重受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显露的西方近代文化的弊病,使国人对东西方文化产生双重失望。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种可能性被中国人选择的重要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实有层面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会通的实现。儒家的"诚"与历史本真性的开显、"天人合一"与马克思的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超越性的指认、"生生之谓易"与实践辩证法、强调"践履"功夫与实践唯物主义、"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都在文化原型的层面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学理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