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籍外译:“逆向翻译”与“直接翻译”——一项基于《文心雕龙》英译的比较研究

中国典籍外译研究应主要着眼于译者的翻译策略、文化立场、语言能力,而不应过多强调翻译的方向性和译者的语言隶属关系.中国译者的“逆向翻译”和汉学家的“直接翻译”都是中国典籍外译合理有效的翻译方式.     

《文心雕龙》英译,一个文化的思考

《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得益于《文心雕龙》的英译,而文化专有项的解读与翻译是考察《文心雕龙》英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文心雕龙》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策略多种多样,但最有效也最为常用的翻译策略却是归化和异化。文、神思及文心雕龙等关键术语的英译说明,保留文化特色和异质性是翻译取得成功的必要手段。目前,文论失语症是我国文艺理论研究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我们在奉行拿来主义的同时,必须实行送去主义,英译中国文论典籍正是弘扬中华文化的有力举措。立足传统文化,坚守并建设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是中国文论打破失语症,走向世界学术中心的应有方略和根本之道。     

从原型—模型翻译理论看典籍英译的意义

本文的研究表明,典籍英译的标准其实是适合与忠实,这种翻译标准给译者在英译典籍过程中的权限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译者并不是被动模拟,而是基于忠实基础上的主动模拟。     

翻译学术批评的奇葩——评黄卫峰著《英语语言文化散论》

无论是对于中外友好交往还是中外文化学术交流，翻译的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季羡林先生曾誉之为中华文化长葆青春的“万应灵药”。但是，目前翻译界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不少“三脚猫”“半瓶醋”式的人物混杂在翻译队伍之中，译作水平良莠不齐，存在着大量唯利是图的抢译、不负责任的乱译、不如旧译甚至抄袭旧译的重译现象。更有甚者，竟由译者摇身一变成为作者，     

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典籍外译策略研究——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中国典籍外译应重视译文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可读性与可达性,过度的异化只会阻碍原作的通达,导致文化的自我边缘化,不利于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红楼梦》英译本翻译策略选择的解读以及译本在目的语社会的接受和反应证实了文化翻译观关于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钱钟书的“化境论”中的“诱”对我们今天的典籍外译很有启迪作用.在现有的接受环境下,中国典籍外译不必拘泥于译本的形式和深度,应先做出适度妥协,顺应目的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和心理期待,提供他们可以接受的跨文化产品,从而译出异化程度更高的作品.     

汉代丝路上的“信使”与“翻译”：悬泉汉简所见“驿骑”与“译骑”

悬泉汉简中将骑马传递信息的人称为“驿骑”,负责递送比较紧急和重要的文书。狭义的“驿骑”仅指邮驿系统中骑马传递文书的人,而广义的“驿骑”则指在交通主线上所有负有邮书管理责任的机构中骑马传递信息者。在相同格式的文书中,“驿骑”有时被写作“译骑”,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某些“译骑”指邮驿系统中通晓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骑手,可以在传递文书的同时兼任翻译,将他们记为“译骑”是为了与“驿骑”相区分。在先秦两汉典籍中还记载了一些专职翻译人员,亦即“象胥”“译”或“译者”等,为少数民族首领、国家机构或官员承担翻译工作。从悬泉汉简来看,这些专职翻译人员设置较少,在大量的民族交往活动中往往是由“译骑”等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兼任翻译。无论是专职翻译,还是兼职翻译,他们都对两汉时期的民族交往和交融做出了重要贡献。     

《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论文主要回顾了国内外《孙子兵法》英译研究概况,试图描绘主要译本在不同时期的传播规律,从历时与共时的维度比较、描摹《孙子兵法》在异质文化的运行轨迹与反拨情况,认为迄今为止因少有学者追踪该典籍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与影响,所以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研究的不平衡与中外文化交流“逆差”的局面;论文还就英译本的整合、典籍英译与文化输出等问题对其未来传播研究作一些展望.     

梁启超的文化资本运作观

梁启超以“功用”的理念进行文化资本运作,他的翻译动机是发挥翻译文化资本的社会功用,以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启蒙国人思想,改革社会.梁启超所倡导的文本选择属“社会责任型的文本选择”,以启发民智,改革政体,他主张以灵活的方式翻译西书,目的是使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借助翻译来发表“政见”.同时,他重视培养高质量的翻译人才,倡导开设译书局并设立译书局,以为文化资本的运作提供人才保证.     

文化软实力与典籍外译之话语权研究

典籍翻译对于提升中国形象、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抵制文化霸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华典籍英译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或汉学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其译本在国内外评价很高,在国外销量也很大,影响很广,但我们却发现理雅各《易经》英译本存在着许多误译,作为文化殖民者,他还有意通过翻译消解和扭曲了中国特有的文化意象,剥夺了中国人的话语权,严重损害了中国形象.典籍外译利在千秋,为了确保典籍文化在输出的同时不变形、不失真,汉语学者的译本断不可缺,不能简单地仅以销量作为典籍翻译成功与否的标准.     

彝族翻译史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民族翻译史是我国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分析了当前民族翻译史研究的现状和不足．认为一部民族翻译史的书写应该与该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从专门研究特定民族社会、文化的文化人类学出发,构思一部彝族翻译史,不仅可以丰富我国译史研究,而且是对民族译史研究方法的大胆尝试。     

从《红楼梦》微观文化的处理看中西观念文化差异

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也涉及两种文化的交流。译者不仅要了解译入语文化,而且还要深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由于两种语言之间存在文化差异,文化比较也就成为翻译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包蕴着丰富的文化理念,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对其中文化因素的英译处理,可以鲜明地体现出中西观念文化的差异。     

文化软实力视角下的中华典籍英译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的文化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通过翻译把中华典籍及其经典文化介绍给世界,对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大有裨益。由于中西语言存在着较大差异,外国人学习汉语面临着实际困难等现实,要想有效地传播中华典籍,译者应该借助英语这种世界语言。译者在中华典籍英译时应该了解西方读者的文化倾向,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使典籍翻译切实起到宣传介绍典籍和文化传播的作用。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唐诗英译研究

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唐诗英译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努力下业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发挥决定了唐诗英译和文化传播的效果。通过对唐诗的英译研究可以看出,译者主体性存在、支配和贯穿于译者对诗歌文本的选择、阐释及翻译策略的运用之中。以译者主体性为切入点的唐诗英译研究,有助于建立更宽容的译诗评价多元体系,指导诗歌翻译实践。     

民族高校校名英译的后殖民翻译视角

通过分析我国15所民族高校的英文校名,发现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如何翻译“民族”一词。该词虽为舶来之物,但其内涵在中国得到了丰富,成为一个极具中国文化、政治特色的词。因此,翻译时不能仅局限于在英语中找一个对等词,而应跳出语言层面,后殖民翻译理论无疑为该词的翻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在翻译民族高校校名时,可否突出汉语语言文化的话语权,采用异化策略,将“民族”一词音译为“Minzu”,民族高校校名英译遵循“区位／地名＋Minzu＋University”的模式,这一话题值得讨论。     

古典诗词的可译性限度与创造性叛逆

中国古典诗词多用对仗、富于节奏感而且意境优美。在英译过程中,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常常导致诗词翻译的“不可译”。本文从中国古诗的意美、形美和音美的可译性限度来探讨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深度翻译与典籍英译的文化传递——以Arthur Waley《道德经》的翻译为例

本文以Arthur Waley《道德经》的翻译为例,结合深度翻译理论,解析深度翻译策略在典籍英译中对传递蕴含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二十世纪《楚辞》英译方向性及其影响考察

翻译方向性是译本接受程度与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探究《楚辞》英译方向性与译本接受和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提出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双向交流,实现从一厢情愿的译出或者译入向二者结合的良性合作转变,达到中国经典文化真正“走出去”。     

翻译的文化参与 ——以中国古典诗文英译为例

简要介绍了中外主要翻译理论主张,从翻译的文化参与角度解读中国古典诗文英译;通过实例,说明古诗文英译可以采用增译、借用西方典故和注释等方法将等值翻译与再创造翻译相结合,传达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说明翻译的文化参与对表达中国古典诗文的文化内涵,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李清照词在美国的英译方法及启示

李清照词在美国的英译可以概括为两类:汉学英译与创意英译。许芥昱、叶维廉、欧阳桢等学者的译文是汉学英译的经典,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的译本则被誉为创意英译的典范。前者以汉学研究的学术性为出发点,追求原作与译文之间信息转换的完整性;后者以传递原作的精神情感为导向,在翻译过程中添加创作的成分。这两种翻译方法都成功地在美国传播了李清照词。毋庸置疑,总结二者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文化身份与翻译策略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论文化不可译性及其对策

翻译不仅是文字符号的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虽然语言的共性、人类思维的相似性以及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决定了翻译过程中信息转化的可能性,但语言的独特性和民族文化的巨大差异也使翻译有时无法进行。所以文化不可译性长期以来一直是翻译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文化不可译性包括绝对不可译性和相对不可译性两种。其中绝对不可译性是无法消除的,但相对不可译性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