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

运用精神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胡适思想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情结”。这种中国文化情结不仅与其少年时期接受的传统教育有关，而且为他后来“反叛”传统、走上“全盘西化”道路提供了“内驱力”。但胡适的这种“全盘西化”只是一种学术主张甚至于意识形态，并不代表其具体的学术实践。终其一生，胡适的学术思想与其说是“全盘西化”，毋宁说是“西方学术的本土化”更为恰当。     

胡适的假改革主义

<正> 胡适的思想模式一般说来,胡适的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因素。有时,他全面谴责中国传统,但却经常主张要逐渐地、“有机式地吸收”西方文化。1929年他以提倡全盘西化而著称。胡适在晚年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宣称他的文化学说的目的是使“古老的(中国)文化重复活力”,但他并未对此提出任何理智论证。胡适一生对很多问题的观点变化无常,但他关于中国传统和“西化”的思想混乱,却并非由于这个缘故。他后半生仍然顽固坚持他在五四时期有关中国传统和西化的每个主要观点,这倒确是他的思想特征。     

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在传述古代文化的过程中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他怀疑天命鬼神,重视人事;主张以“仁”为中心确立各种典章制度;重视仁德、礼义,轻视生命和物质利益;提倡“中庸”之道与“和而不同”的方法原则;强调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孔子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并由中国传播到世界,是推动社会走向理性、文明、和谐、有序的巨大动力。     

胡适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塑造

胡适对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塑造居功至伟.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劣根的批判和反省,胡适认为只有"推到重来"才能塑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国民.胡适在"文学革命"中,主张用"新国语"来实现国民思想的改造;他还强调,独立和理性是最为重要的国民意识;在他看来,塑造新的国民意识,科学精神既是目的,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另外,他还特别提出平等对待女性,甚至认为女性可以成为现代国民的先锋.     

“新青年”时代形成的现代散文观念

1916年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上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陈独秀以“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划分试图使以“古文”为依托的“文以载道”传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胡适则主张按照西方文学规范来置换中国的文统观念,确立“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地位,建立新的文学格局.事实证明,胡适模式日后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承认.随着写作者或者评价者立场的不同,“文以载道”、“应用之文”与“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观念成为写作与评价现代散文自由取用的标准.     

从王通看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双重认同及其德性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视角

王通处在中国社会从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动荡分裂进入隋唐新的大一统建立之际。他的“大一统”思想包括正统与道统两个方面的内容。他的正统观把“正统”之“正”,从神秘的超自然拉回民心,使之符合“道统”之“道”,首创了在历史书写中给“大一统”过渡时代确立“正统”政权的先例,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理念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将统一视为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发展的应然与必然,意味着中国要么是统一的,要么是必将统一的。他的道统观主张基于人本主义与民本思想的“三教可一”,并通过谨慎著述、传道育人与文学、音乐艺术（诗、乐）创作,来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文化共同体意识（“道统”）,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个体自觉与群体超越性追求。在王通身上,也反映了古代教育家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在“道统”传承上的结合。     

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

胡适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者,毕生从事教育、学术和文化工作,同时积极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发展。胡适的教育、学术和文化思想对我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当代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有诸多的启迪和参考意义。胡适思想的影响和意义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胡适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突出性的贡献;领导白话国语运动取得成功;倡导个性解放,提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界说;大力推进教育改革;提倡科学思想,反对武断迷信;创立新学术典范等。第二,在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上,胡适最早提出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纲领性意见,对中西文化交流持开放性的态度,反对所谓本位文化观,主张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深入全面的交流,通过充分的文化交流实现中国文化的变革和发展。第三,在政治变革上,胡适并不绝对地反对暴力革命,但更主张通过和平的改革来创建新的制度,促进社会的发展。第四,在对待外国列强的态度上,胡适既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同时又主张理性的民族主义,反对情绪化地简单排外。     

同致而殊途：钱穆与胡适的两条通往现代之路

钱穆与胡适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各自开辟了一条通往现代之路。钱穆以绵延的文化传统为民族的“生命”,强调根植于传统,吸收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胡适则盛赞先秦的理性精神而否定中古宗教的蒙昧成分,希望建立接触西方现代思潮后恢复理性传统的人本主义的中国。某种程度上,传统在钱、胡理论中分别是绵延与断裂的。钱穆又强调中国文化之特殊性,倾向于在中西不同处建立“特殊性”认同,要求世界各民族之传统步入现代化后,仍能各美其美。胡适追求的“现代”则是西方殊相发展出来的共相,他认为世界文化有渐渐朝混合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并倾向于建立“普遍性”认同。可以说,二氏的两条现代化道路所致为一,其途则殊。     

人生意义与文化冲突——胡适人生观评述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胡适的形象是与“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相联系的。然而,胡适激进的文化主张并不能掩盖其思想深层的价值紧张,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在其心灵深处撞击产生回响。胡适文化思想之最为深刻和基本的冲突,反映在其人生观的价值困局之中。     

胡适全盘西化论述评

(一) 1929年胡适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提出“全盘西化”时,声称在此之前他对西方文化是主张有选择地接受的,是一个选择接受的提倡者。胡适的自述大体是可信的。胡适留美期间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熏陶,对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制度十分羡慕。但在论述西方文化时,胡适往往是针对一定的政治问题的。     

从《学衡》到《国风》: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东南学派"

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创立开始,历经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之变迁,以《学衡》、《国风》这两个学术文化批评刊物为标志,形成了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学派:东南学派。东南学派在学术思想的渊源上,似乎一直可以追溯至南京历史上前朝历代的国学,但在现代思想学术语境中,“东南学派”却是作为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者应运而生的。在思想主张的极端方面,“东南学派”几乎与五四新文化倡导者的所有主张均持相反意见,这些主张概括而言,集中于中国文化本位的坚持和民族文学的倡导,而在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介绍方面,则偏重于西方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化,但对于“中世纪”西方文化的重视,亦成为“东南学派”于现代学术之独特贡献。     

清末时期袁嘉谷的政治心路

身为传统士绅杰出代表的袁嘉谷,在遵循封建儒学提倡“内圣外王”治世思想的同时,也积极主张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经世济民之学,用来应对晚清政府所面临的各种社会危机。文章从袁嘉谷政务思想的核心和原则来探讨清末时期袁嘉谷的政治心路,认为他能够通过理性的政治心态来从容应对传统与现代、保守与革新这类矛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取得了良好的治政效果,成为近代封建士绅政治心路成功转型的一个典型。     

论中国传统家族团体及其衰败

家族团体是中国从古代到近代最为基本的统治和教化单位,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是社会统治和稳定的基础。然而,随着清末西方社会思想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国传统家族团体受到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开始解体。从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上来说,以＂三纲＂为代表的等级观念、以家族为团体的统治秩序,与近现代西方理性文化主张的个人权利、自由、平等大相径庭,也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相违背,因此,中国传统家族团体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消亡是大势所趋。     

论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与语言问题

从语言论的角度考察了胡适的白话文理论 ,并将之放在“五四”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胡适的语言观一直徘徊于语言工具论与现代语言论之间。一方面 ,他将语言视为“形式”和“文体” ,试图从人类文化的变迁历史出发来重新定位白话 ,这体现了其超越语言工具论的新的语言理性。另一方面 ,他仅从工具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 ,对于语言文体的意义把握还不够到位。而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以更为现代的语言观念对其进行补充深化 ,同时 ,胡适的语言观在实际运作中 ,也已自觉不自觉地靠近语言即思想的现代语言论。因此 ,“五四”白话文运动不仅是语言工具的变革 ,而且更是深刻的思想变革以及文化形态的变革。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质与文化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文化学的关系至为密切。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主将如胡适、陈独秀、李大制、鲁迅、郭沫若等在尽情吮进西方文化思想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学到西方文化学的某些方法。因此，他们在对中国传统进行深刻的反省之际，也从文化的视角，审视和重新评价中国文学。例如胡适从文化的发展演变着眼，揭示了文学发展演变的某些规律，提出了革新文学的主张，并得到陈独秀、博斯年、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支持和响应，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中国现代文学便应运而生。其次，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如胡适、…     

启蒙还是浪漫?——重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与过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背景不是理性的启蒙精神,而是一场推动革命与救亡的浪漫主义风潮,因救亡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遗余力,此一强烈的反传统文化批判,并不基于理性,而是出于激情。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主张全盘西化,后来改为充分西化,全面抨击传统,高唱文学革命,宣称文言为"死文字",以白话取代文言,类此议题莫不见到浪漫情调。文艺复兴在欧洲的实质内容是经过中古黑暗时期的学术复苏,是欧洲文化自身的复兴,而胡适所谓"中国文艺复兴",则是现代化(实即西化)进程的结果,从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如船舰、器械等,到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以及最后精神上的全面西化,而以文学革命为先导。胡适高唱充分西化,其有心于国家的进步与繁荣,固无可疑,然其无心之过,在于只见当前西方的科技文明,对整个西方文化的认识有所不足,昧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差异。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前尘,不宜一味表扬胡适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也应论其过失,始足以吸取教训,以历史的后见之明鉴往知来。     

论胡适的“书院情结”

胡适是我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泰斗级人物,他对书院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胡适的＂书院情结＂有其早期教育、个人求学经历和家庭社会环境的根源,学习西方、反思传统、探索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救国之路,是胡适＂书院情结＂的根本原因。胡适对古代书院的源流、制度、经费及运作模式和精神内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凝炼了古代书院的教育思想精华,总结了中国传统教育资源的独特价值。他对比中国古代书院和西方现代型大学之后进行的深刻思考,至今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清算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

“清算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一文,揭露了胡适——从留学美国开始到全国解放他逃亡到美国时为止其反动政治思想是一贯的,又是发展的。胡适开始就以“世界公民”自居,就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决心主张不争主义”,这和他直到最近仍旧无耻地赞同美帝侵略中国大陆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本文虽然和上期郑鹤声先生的论文内容有相同处,但重点不同。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诉求

中国百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纳入了中国文论现代性诉求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衍生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古为今用”和“中西对话”等重要的学术命题;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与“西方化”以及“现代性”与“传统性”等概念成为高频率出现的学术行话.立足于中国文化语境与文艺实践的现状,从古代文论、西方当代文论和马列文论三种话语资源的张力中通过中西古今的对话融通,寻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支点与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