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精神及其合理性的成长

一、儒学精神的三个社会学命题及其内在规定性儒学精神是儒学社会的主导精神。所谓儒学社会，是指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即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或精神为依归。如果不仅仅就其理论形态而言，而且考虑到儒学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那么儒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仁爱为基础、以君主秩序为目的、以伦理控制为手段等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所谓以君主秩序为目的，指的是儒学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天下有道”（孔子语）的秩序或一种“王道”（孟子语）的秩序（天下有道…     

从王霸之辩透视苟子的圣王论

荀子的"圣王论"是呼唤一位"通伦类、一仁义"的圣人君主,这种圣王是积习礼义而成的,具有绝对权威--隆一.由圣王实行的王道或霸道不同于孟子的"王道"与"霸道",孟子提倡实行仁义的王道,绝对反对悖力矜势的"霸道"而苟子承孔子之义在尊王的同时并不反对"立信而霸".     

天人合一与儒教宪政的哲学基础

宪政哲学的本质是如何看待人.以王道仁政为基本特征的儒教宪政,建立在“天人合一”的人性假设上,以贯通天、地、人的圣王统治为前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以中和为天下之达道,以贵民、富民、教民为核心职责,以人性的自我完善和实现天下大同为目标.施行这样的“王道仁政”,君王的统治就符合天道民意,否则,革命将重建新的合法性.     

孟子的仁政思想——一种道义至上的精神

在孟子的思想中,"仁政"与"王道""王政"是意义相通的几个概念。孟子的仁政思想,体现了一种道义至上的精神。其基本内容是:以民本为社会基础,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以德教为为政先务,以"不忍人之心"和"亲亲之情"为人性根据,以"仁"或"仁义"为最高原则。孟子的性善论为中国人的道德责任确立了超越性的价值本原,行仁政由此亦成为为政者必然的道德责任和天职所在。孟子既强调伦理共同体必须以道义为最高的原则,同时亦不否定功利、事功的合理性。其仁政、王道原则,与"霸道"在事功、功利层面,具有一种意义重叠的关系。孟子仁政思想的特点,是突出了在"道义至上"原则基础上道义与功利的内在统一性。孟子的仁政、王道论对当今国际社会合理秩序的建立,亦具有积极、现实的意义。     

王夫之的社会思想

王夫之认为:在人们合理的自然欲望得以满足的基础上,导之以道,就可以实现儒家理想的王道社会。在理想的王道社会问题上,王夫之持“君权神圣”的观点,君、臣皆要遵循儒家经典“六经”,而“礼制”是这个王道社会组织秩序的核心。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王夫之持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进化学说。     

“善政”及其正当性问题——孟子“以生道杀民”说新探

《孟子·尽心上》第十二章“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之说,历来为注家所疑,当下学界亦无定论。对于这一章的解读,关乎对孟子民本与王道思想的整体性理解。有关“杀民”的解释,以赵岐的“治狱说”和程朱的“淑世说”为代表,而这两派都未能很好地解释“杀民”的动机与目的。实际上,对“生道”之哲学意蕴的阐明是正确理解“杀民”的前提。“生道”包含了明确的价值内涵,其与“仁道”相通,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下则展现为“王道”。王道政治包含“善教”与“善政”两个方面,“以生道杀民”属于后者的范畴。“善政”的正当性原则就是“义”,其具有外在规范与内在规范的双重维度。从“义”出发,政治实践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得到保证,而违背“义”则可视为对王道政治秩序的破坏。这一点应为政治共同体内的全部成员所认同和遵守,故背义之民被杀而无怨。     

孟子王道理念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价值

孟子的王道理念是战国时期儒家德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它针对战国中期霸道横行的现实所发明,以民贵君轻为自己的特色和核心要义,提出推恩及民为其抽象实践法则,最终要达到民富且教的人间盛世。王道理念就是孟子通过王霸之辩,民贵君轻,推恩及民,民富且教四个有机联系环节所构建的内在逻辑自洽的政治理想范型。在当今社会,思考探讨王道理念当代价值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孟子》中的“大一统”思想探析

孟子主张用王道政治统一和治理天下,王道政治的核心是以德服人和施行仁政,即由内在的仁义出发,由内而外地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路径,最终实现天下统一和天下大治的目的。推行王道政治还要善于教导民众,让民众懂得孝悌忠信等的道理,孟子强调指出用中原华夏文明教化和改造四邻少数民族,进而实现思想文化和礼乐教化上的"大一统",因此孟子所主张的"大一统"主要是指"文一统"而非"武一统"。孟子还主张在"大一统"社会内部实行合理的社会分工,同时又提出了融洽社会关系的"君民同乐"思想,用以调和因社会分工造成的不和谐局面。孟子所设想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和美好图景,成为人们修正现实政治的理想坐标系。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公民意识对法治进程的内在驱动

优良的公民意识,是我国法治动态发展、更加文明进步和恒久有序的重要保证。但由于受传统因素的影响,公民意识作为非正式制度要素与正式制度严重不协调,导致我国法治建设与法治效果不相协调。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充分认识到公民意识质的规定性及其内在结构,并注重培养和重塑公民意识,加速内在自觉法治秩序的形成。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

理论逻辑是指研究对象本身内在要素之间的必然性联系和内在特质规定性,它是不依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或社会运动本身内在的一系列必然性联系和内在特质规定性,是无产阶级领袖们在长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总结和凝练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是决定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特质规定性原则。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其实质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和理论逻辑的一脉相承与实践基础上的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     

常变之间:“圣王今王化”到“今王圣王化”——法家历史观再认识

先秦法家的历史常变观实质上是对于具有内在超越性的“百世可知”的“道”的否定,表现出反传统的态度,但其国家主义的立场和僵化的人性观造成了对“不法常可”的“应时”精神的反动,并最终走向固步自封.在古今观方面,法家则展开了“圣王今王化”与“今王圣王化”的双向论证,“圣王今王化”的立论颇具针对性,而“今王圣王化”的效果则大可置疑.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价值构造论

中国社会法治价值的信仰只能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由此,中国的法治价值应建构以秩序为法治社会的框架价值,平等为法治社会的价值主导,公平与效率为两翼,自由人权理性等价值跟进的法治价值构造体系.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表现是两个不同范畴——基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另一种意义”的逻辑判断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质的规定性内含在三个逻辑命题与一个隐含假定中。其"另一种意义",既不能理解为对其质的规定性的补充,更不能解释为对其质的规定性的否定,而应理解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商品价值的量的表现。如果将其质的规定性等同于量的表现,从而混淆两种规定性之间的内在差别,就容易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范畴的混乱。发现和总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量的种种表现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康熙的社会控制思想

康熙崇尚王道政治,效法古之圣王"体上天仁爱之心,出而御物,德以道之,政以齐之,刑以范之"的做法,提出了以德化民、以刑辅教的社会控制模式。安靖百姓是其治国、行政之要务,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加意抚绥与严厉镇压相结合的靖民思想。救荒是为了防止因灾生变,在如何救荒问题上,其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坚持"耕九余三"论到主要依靠国家储备钱粮赈灾的转变过程。康熙的社会控制思想具有以积极控制为主而以消极控制为辅的显著特征。     

朱熹与李退溪仁政说之比较

朱熹的仁政说与李退溪的仁政说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两人都主张,要实现仁政的王道政治理想,必须要有德才兼备的君主去实施;为了使仁政能顺利实施,必须限制君权。其不同点在于:朱熹仁政说是客观之理所必须,李退溪仁政说是内在本性之必然;朱熹仁政说不无手段之嫌,李退溪仁政说是目的本身。通过对二者异同的比较分析,可以为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论董仲舒的政治哲学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思想为核心的天人一体论,贯穿其整个思想体系,并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政治哲学方面。这个政治哲学,主要着眼于统治手法、历史演变和社会秩序的探究。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改铸先秦儒家思想,为维护既成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服务。一、德主刑辅的王道政治论王道政治是儒家的一贯理想。在先秦孔孟儒家的心目中,王道是先王所推行的正道。《尚书·洪范》日:“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具体说来,这个王道便是以仁义     

西汉王道政治之“天”下秩序的厘定

西汉王道政治与先秦孔、孟政治哲学最为显著的不同便表现在前者对天道概念的绝对重视，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将天道应用在经学的各个派别中，以期建构一个“天”下秩序的政治格局。以陆贾、韩婴、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开启了汉代经学中天人之学的基本面向，刘向、戴德、京房、夏侯始昌、翼奉等学者踵继其后将天道概念应用到经学的各个派别之中。以天道为王道政治的终极根据成为西汉儒学最显著的特征，由此经学的学术视野逐步转向对天命、阴阳、五行、四时等与“天”相关的概念群的探究与追寻。借助灾异与符瑞理论，西汉王道政治不仅将天子的权限规约在最具权威的天道之下，更以君主是否顺应天意作为衡量其权力应用得当与否的主要评判标准。由此，君主成为上天位阶下的一爵，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限定与矫正君权之后，西汉诸儒进一步通过天道来实现其对“天”下政治秩序的具体理论建构。以君臣差序格局和尊夏贱夷为“天”下秩序主要论述的两个方面，前者规范了君臣各自的职权与相互的责任及义务，后者通过对夷夏关系的探讨重申并厘定了文明中心对政治边缘所享有的话语主导权。     

论王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以文中子为例

王道思想与霸道思想相对:乱世,霸道思想有存在的空间,治世,王道思想占统治地位。王道是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其本质是仁学思想。在经历了两汉经学的衰微、玄学昌盛的南北朝之后,迎来了政治一统的隋代,但朝廷不行王道,文中子以复兴儒家正统为己任,期望以明王道来挽回儒学的衰微与被动局面。     

德性与制度化规则

本文从德性与制度化规则相对应的角度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认为以制度化方式推行德性教化是一种原则上错误的道德建设思路 ,是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的现代表现。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制度化规则与道德是整合社会秩序的两种方式 ,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 ,但它们在方法论层面上确实具有完全不同的规定性 ,应该在运行方式上把二者区分开来 ;社会秩序的整合并不能通过二者的浑然无分来实现 ,而是应该通过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在方法论层面的异构分立所形成的“张力构架”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