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的伦理维度

现代科技所引发的风险和潜在的危机,使对科技活动的伦理探讨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焦点。现代科技伦理是多维度、多层面的:把科技纳入价值论的范畴,寻求科技与伦理的融合,旨在广泛的伦理领域涵盖科技行为;责任伦理和制度伦理是科技伦理视野的重要范畴;传统伦理的动态性开放性的引入,拓展了科技伦理的研究触角。     

现代科技伦理问题表现及特征的哲学探究

科技伦理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伦理道德进步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具体体现为对人的生命价值实现和自由平等追求的障碍性作用,同时表现出广泛性、差异性、复合性和破坏性特征。对这些问题的哲学探究,对于深化科技伦理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道德物化”与现代科技伦理治理

在深度科技化时代,科技所带来的伦理挑战日益突出。荷兰学派的道德物化理论或可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建设性思路。道德物化并不是将技术看成中立工具,用其来实现道德目的。道德物化的核心是“关系本体论”,这一理论认为技术与人在知觉和能动性生成层面是互相构成的,人的道德能动性总是受到技术物的调节。这一思路特别重视技术物设计的伦理敏感性,要求科技人员进行“调节分析”,不仅要考虑技术功能的实现和可能的后果,同时要考虑技术被非常规使用的可能,并预见可能的伦理风险。更进一步,在技术全球化布置的今天,“调节分析”要求科技人员对技术的道德敏感性保持高度自觉,尽量避免可能的价值冲突,防范可能出现的价值殖民主义。     

责任伦理与伦理责任——兼论当代大学生责任的伦理要求

责任是对承担一定角色的人所应当担负的任务、职责、使命等方面的规定。责任伦理即是从伦理学的视角来对人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道德评判、价值指引,以此说明人要对其行为及其后果担当相应的责任,实现应有的道德价值。本文从社会、个人、自然三个维度分析了大学生责任的伦理要求。就社会维度来说,大学生应当关心国事、民生和家庭;就个人维度来说,大学生应当关爱自身;就自然维度来说,大学生应当关心自然。     

当代科技发展生态建构的伦理路向

科技发展的诸多副作用伴随它创造的舒适和便捷一起出现,它们呈现出科技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伦理难题,而最主要的伦理难题就是伦理环境问题。在以生态学表征精神旨趣的时代,作为人类生活方式的科技发展的当代走向面临着转变,改变蕴含着建构。以科技-伦理生态理念为方法论原则,在科技发展与宏观伦理环境和微观伦理环境相与的关系维度中形成良性运行的互动机制,是当代科技发展生态建构的正当路向和最佳进路。     

用伦理原则引领国家科技的健康发展

一、科技伦理原则的出场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科技对自然界的干预与操纵所引发的风险激发了国际科学共同体对科学与伦理关系的深入探讨以及对科技伦理的全面反思。在这一宏观背景下,2022年3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意见》。     

环境技术的伦理反思

环境技术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的技术支撑。它代表了三个方面的觉悟,即科学觉悟、生态觉悟和文明觉悟,其道德基础是生态伦理,目标是解决环境问题。但是,环境技术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因为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伦理、社会问题。只有当人类坚持相对人类中心论时,经济发展与环境代价的二难困境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民族传统体育现代科技装备的“体育伦理”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的科技装备与体育传统伦理之冲突,具体体现在两者不同的存在时间、理念、本质和内部元素关系等方面。对此,民族传统体育在进行科技装备的现代革变时,应在原则、内容和方法上进行伦理规制,以保障民族传统体育“以人为本”的服务功能和自身的持续发展。     

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经济全球化下的伦理冲突与伦理诉求

在经济全球化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四个方面都遭遇了伦理冲突,正是这一事实,使得人类社会必须把传统的伦理道德赋予新的伦理诉求。并同时为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伦理支持。     

工程—环境悖论的伦理反思与超越

当今时代,工程—环境悖论凸显,这一问题关系到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延续.工程—环境悖论的实质是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紧张.资本逻辑下逐利的工程价值观、工程活动主体的复杂性,及工程“座架”对自然的暴力是这一悖论的根源.生态价值观的引导、构建“工程—环境—伦理”的价值生态、呼唤工程共同体的环境伦理责任,是人类超越工程—环境悖论的可能路径.     

论公共健康伦理的理论实质

责任是应用伦理学的核心范畴。责任伦理是一种以恪守职责作为基本道德原则的伦理。公共健康伦理是一种责任伦理。公共健康涉及到政府、公众、专业技术人员等各方面的责任。公共健康伦理为政府责任、公众责任、职业责任提供了相应的伦理规范。     

“环境进入伦理”与伦理世界观的改变

深层生态学的原则表明,“环境进入伦理”展现为伦理世界观之转变。我们从黑格尔“伦理世界观”的扩展释读中看到：“伦理觉悟”是对道德主观性的扬弃;而伦理世界的“设定的和谐”展现为人类史与自然史在文明演进中的伦理觉悟;伦理世界观落实到伦理行为,就是“为承认而斗争”的现实生态。“环境进入伦理”展开了以自然为基础的承认关系,它要求一种生态觉悟,并以生态自然与伦理的“设定的和谐”为中介来构建各种形式的主体间承认关系,是在当代人类处境中,通过重新检讨各种类型的伦理承认关系,重建文明与自然之融合的伦理世界观。“遵循环境伦理”,是“环境进入伦理”的文明进程或文明觉悟通过伦理行为所要完成的伦理世界观之转变的关键,是其伦理客观意志的体现。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诉求与法律问责

科技一体化表明 ,现代科学技术实质上是一种功利化的理性控制力量 ,其发展在人文主义庇护下可能异化 ,从而威胁人类生存。德语国家阐发的伦理诉求思想 (责任伦理 )具有新颖性和深刻性。但由于缺乏问责机构 ,难以实施和发挥作用。可以建立法律问责机制进行过渡 ,这也是责任伦理得以实施的最终保障     

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形成机理及其治理

人类社会已悄然迈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在给社会带来多方面积极变化的同时,其野蛮生长与广泛运用也给人们的隐私保护带来了一系列伦理困境.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的伦理困境表现为:数据挖掘与隐私信息的整合、数据预测与隐私信息的呈现、数据监控与隐私信息的透明、数据分享与隐私信息的扩散等.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生成机理,主要源于科学技术的负效应、财富创造的关联性、规约机制的滞后性、隐私观念的流变性等因素.治理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基本理路包括:重构科技伦理,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完善制度伦理,促进法治他律与行业自律的统一;降低监控风险,促进知情同意与结果控制的统一;建构责任伦理,促进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论责任政府的责任伦理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是政府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制度安排。政府责任的实现,既是指积极意义的责任履行,也是指消极意义的责任承担。政府责任的实现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制度制约,这是一种外在约束,是政府责任实现的根本条件。二是责任伦理,这是一种内在约束,是政府责任实现的必要条件。政府的责任伦理既强调对政府行为的目的和结果负责,也强调对政府行使职能的手段和过程负责。责任伦理不仅表现为政府公职人员的责任意识,而且体现在他们的责任行为上。政府的责任伦理的基础是政府的代理信用,它强调的是一种预防性的责任或前瞻性的责任。政府的责任伦理的维持既是＂自律＂的结果,也需要＂他律＂来推动。     

论责任政府的责任伦理

构建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责任政府是政府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制度安排.政府责任的实现,既是指积极意义的责任履行,也是指消极意义的责任承担.政府责任的实现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制度制约,这是一种外在约束,是政府责任实现的根本条件;二是责任伦理,这是一种内在约束,是政府责任实现的必要条件.政府的责任伦理既强调对...     

科技编辑伦理责任的理论分析与探讨

随着时代的进步 ,社会对科技编辑伦理责任的要求越来越高。科技编辑伦理责任是一个既客观存在又相对独立的现实课题 ,对其含义以及科技编辑如何履行伦理责任进行分析和探讨 ,对加强编辑道德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问题及其伦理思考

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工智能在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潜在风险和社会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造成责任主体不清晰、潜在风险因素增多、人的异化现象加剧、道德主体不明确等问题。保障人工智能的安全使用,实现人工智能的良性健康发展,需要确立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伦理原则,加强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引导,制定人工智能伦理的相关制度。     

儒家伦理的形而上追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