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礼法家同教：《家礼》的朝鲜化与朝鲜朝的中华观

朱熹《家礼》在丽末鲜初东传朝鲜半岛,被朝鲜朝的国家典章（法筵之学）与士庶日用（韦布之学）遵为不刊之典。《家礼》文献的大量创制、“冠昏丧祭”四礼仪文的反复考辨、畿湖与岭南礼学派对“家”哲学思想的发挥,充分体现了东亚儒学“家同教”的特征。与此同时,朱子礼学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奠定与中华观的建构夯筑起强大的礼制基石。《家礼》朝鲜化所内涵的“语言民族主义”意味着认知、运用以及阐释华夏之礼,是承续中华道统的重要方式。通过这一方式,朝鲜朝逐步确立在东亚文明的排序以及对“我者/他者”的认知。礼义等同于中华的这一认知,不仅为朝鲜朝积极效法华夏文明提供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一体多元”的中华观在域外礼学中的重要表达。     

试论朝鲜货币人民币化的可能性

2009年末,朝鲜政府第五次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一方面导致了朝鲜货币在民间的信赖度遭到质疑,同时也使美元呈现淡出朝鲜的货币市场之势。此时正值我国政府刚刚正式确立长吉图开发先导区计划,与朝鲜边境接壤地区的开发已经步入到进一步扩大实施阶段。中朝贸易间的主要货币形式呈现出人民币扩大使用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文章试图对比美元化在中小国家的实现过程,分析在朝鲜货币逐渐元化(人民币化)的可能性。     

朝鲜韩国学的学科发展与中国意义

朝鲜韩国学在中国已取得长足发展,成果丰富,队伍壮大,平台多样,迫切需要全面总结其实践经验,系统阐明其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结合中国朝鲜韩国学的研究实践,以朝鲜韩国学学科的中国意义为切入点,探讨中国朝鲜韩国学的交叉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论,提出关于中国朝鲜韩国学学科建设的设想和建议,可以引起学界对朝鲜韩国学学科建设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加快推进中国朝鲜韩国学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形成步伐.     

从儒家到儒教——以朱子礼学重建为中心

为抵消佛道二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改变礼崩乐坏的现状,朱熹以《仪礼》为本经,以《大学》修齐治平的理想进阶为依据,对传统儒家礼学进行重建,改变了传统礼学自上而下的路径,使之由政治转向生活.自下而上的礼学重建注重日常生活的践履,强调传统宗法社会秩序的构筑和行为方式的规范,并在实践中固化社会的等级制度、宗法观念,使儒家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行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儒家往儒教发展的关键.     

知通统类--从礼学视野透视荀子的圣人人格

荀子强调对不同事物的“类”的区分,他从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出发建构其理论体系。荀子的理想人格即圣人人格思想就是沿此思路而来,他提出圣人人格的根本特征是知通统类,核心是明礼义之统。荀子又把他的圣人人格思想贯彻于社会治理构想,从而提出了圣王以礼治天下的思想。     

学术调融与思想改良——曾国藩、郭嵩焘的礼学思想述论

晚清宋学家曾国藩、郭嵩焘既像乾嘉学派一样崇礼、考礼,又超越宋学与汉学的对峙,以礼学沟通汉学、宋学。他们以儒家仁义学说阐释礼学,也汲取了清代汉学家的礼学思想;他们开掘礼学的经世价值,注重因时制礼,郭嵩焘更广泛地涉及改良礼俗的议题。由此可见,曾国藩、郭嵩焘早年治学均具有因应时势、调和融合的学术特征,这也是他们务实、灵活地应对晚清时局的思想基础。     

从“魔化”到“圣化”:朝鲜使臣金昌业眼中的康熙形象

清代中期是中朝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朝鲜频繁派出使臣进行朝贡外交,擅长文学描写的使者也意外地描写了中国皇帝的形象,其中就包括金昌业笔下的康熙皇帝。在朝鲜朝燕行使臣金昌业眼里,清朝皇帝康熙不再是别人眼中那个“面貌丑陋”“举止轻浮”“行为放纵”“进退失据”的荒诞形象,而是一位“神气清明”“朴素节俭”而且“文武兼备”“励精图治”的理想形象,即康熙形象成为了略趋理想化的君主形象。金昌业在作品中以一个异国作家对康熙的理解和想象,置换了一个缺席的社会总体想象,从而显示了他自己所向往的一个虚构的空间,表现出了褒奖或针砭康熙的某些观念。     

华夏文明的构建与古代政治的经纬——孔子礼学思想体系的重新审视

孔子礼学思想是在继承周代文明基础上对当时理想文明的新构思。它不仅经纬着等级秩序,规范着人们的言行,调节着社会各方面的生活,而且有一套独特的集权与民主相结合的决策程序。“以礼让为国”是以文明为先导的对社会政治和人的精神道德的综合治理,这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进程,是促成中国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高度发达繁荣的主要政治原因。     

情礼之辨——万斯同的丧服丧礼学论析

清初学者万斯同除以史学著称外,其经学造诣亦为时人公认。在万斯同的礼学中,“礼由情起”是其逻辑起点,万氏在继承儒家缘情制礼的基本价值的同时将其推展至相当的高度,甚至对于没有先例和经典依据的新礼亦持开放态度;但重视情并不意味着对其无所节制,对于已然沦为流俗而害于礼教者,万氏则坚决予以反对,并明确提出“秉礼以正俗”的理念;将情作为礼的基础根源必然推导出亲亲优先于尊尊的礼制原则,但当礼要落实应用于具体场景之时,亲亲与尊尊原则亦当根据实际情形而有所考量权衡,是以万斯同提出“情固宜从厚,礼贵乎得中”的理念,以调适平衡亲亲与尊尊的适用范围。透过万斯同丧服学这一切入点,考察其学术特征,亦可为清初礼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案例参照。     

革命年代的心化美学——简论中国现代美学Ⅰ及其传统渊源

从长时段视野看,中国现代美学可以20世纪80年代为转折点,分化出两个不同的美学时段,即中国现代美学Ⅰ和中国现代美学Ⅱ.中国现代美学Ⅰ是社会革命年代的美学理论,主要体现出心灵或精神因素的主导,具有心化美学特质,属于中国现代社会革命时段的审美认知与实践论美学.这种社会革命的显著特征表现为,属于一种从转变现存政治秩序的"小革命"最终走向改变现存社会与文化秩序的"大革命",其深层资源却来自中国古典哲学固有的心化传统,而这种心化传统恰恰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革命的对象,由此形成革命资源与革命对象相同一的"吊诡".导源于以中国古代儒家为代表的心化传统的现代心化美学,宁愿为了艺术的审美认知价值与社会实践价值而悬置起实际的物质生活层面,从而集中供奉精神生活层面,并以"精神变物质"为深层美学信念.从希望中国出现"世界性大思想家"这一"李泽厚之盼",可集中见出这种心化传统在现代的强势存在.     

费正清在哈佛:东亚学在美国的机构化进程

费正清的学术经历是美国现代东亚研究学术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东亚学在美国的机构化进程又与费正清在哈佛的学术经历密切相关。从 2 0年代末开始 ,费正清始致力于东亚学的研究 ,重点探索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 ;其后 ,他把哈佛作为东亚学教学与研究的学术基地 ,培养有志于研究东亚问题的年轻学者 ,并把中美关系当做研究的重点。费正清在哈佛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奠定了东亚学在美国的学术地位 ,加速了东亚学在哈佛乃至在全美国的机构化进程。     

“诸夏不如夷狄”?——从《燕行录》看李氏朝鲜的“华夷情结”

通过对《燕行录》的考察可见,明清易代后,朝鲜在“中国中心主义”的概念上主观地将“中华”与“满清”分离,在政治上视满清灭明为“夷狄攘中国”而继续认同前明旧制为正统;在文化上固守先王法服,视清国为“蛮貊之邦”而不无鄙夷.这其中既不乏遵奉正统的高傲正义感,又存对明亡的惋惜与对清兴的无奈,甚至还有着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略带矛盾的历史正义现.透过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期朝鲜燕行使者在中国的游历观感,不难发现朝鲜精英在文化与政治认同上的矛盾、复杂心理.朝鲜政治归属上的失落加深了其在文化上对胡风满俗的成见,而文化上的鄙夷又导致了他们与满清“蛮貊政治”渐行渐远.     

超越时空的礼学对话——《〈丧礼撮要〉笺释》跋

曾祖彭天相先生这本历经百年之久的《丧礼撮要》抄本,终于得以由台北秀威出版社点校出版。本书（《（丧礼撮要）笺释》,以下原著简称《撮要》、点校本简称《笺释》）据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曾祖彭天相先生《丧礼撮要》抄本点校、笺释。     

高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产教研学创”融合发展的数智化路径探究

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产教研学创”五位一体的融合发展模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推动下,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亟需从“产教研学创”五位一体的闭环发展模式转型,以适应数智时代对专业建设的需求。以佳木斯大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为例,从“产教研学创”五位一体的融合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对进行数智化的必要性展开剖析,对数智化的发展路径进行探究,为培养数智时代发展需要的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人才指明方向,为建设成一流的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提供思路,为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与创新创业教育融通发展提供新的探究模式。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从学术史到思想史——以老庄学研究为视角的考察

在学术史与思想史的互动研究中,老庄学具有典型性.老庄学不仅自身形成了一个十分浩繁博大的学术系统,而且跟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由于老庄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注解者的理论建树,以及这种建树与时代的关系,那么,以老庄学为立足点的学术史梳理,必将为思想史研究领域增添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