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史辨"与考古学的关系

"古史辨"推翻了旧的古史体系后,新的可信的古史只有建立在考古发掘所得新材料的基础之上,这是当时众多学者的共识.因此可以说,以古史重建为宗旨的考古学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古史辨派.古史辨重在破,考古学偏于立,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因果关系.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著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历时二十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形成一个重要学派——古史辨派。讨论古史是此派以之为学术辨伪的突破,故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儒家经典、古代典籍、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史问题,学术涵盖极为广泛。古史辨派的工作是国学运动中整理国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国学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对旧的国粹观念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古史辨派采用国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相结合,以细密的考证方式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细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国学研究中的"因袭和谬妄",使国学运动的意义充分显现。考察古史辨派与国学运动的关系,将引起我们对近年国学热潮再度兴起的历史反思。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以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形成古史辨派.他们以讨论古史为学术辨伪的突破,讨论范围扩展到先秦两汉典籍、诸子和学术史等问题.古史辨派是国学运动中的一个流派,讨论古史是整理国故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在新的国学观念引导下进行的.古史辨派采用的方法是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即以细密的考证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因袭与谬妄,促进了国学运动的发展.     

检讨《古史辨》学理基础的一项早期尝试

罗香林有一篇少为人知的旧文,检讨了<古史辨>的学理基础.对该文进行简略的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古史辨"学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些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演变.也可见中国史学界在思考一些史学的基本问题上,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论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

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有其历史必然性 ,顾颉刚继承和发扬郑樵、姚际恒的学术传统 ,对《诗经》进行辨伪 ,并非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 ,而是五四时代精神使然。古史辨派《诗经》研究的特点是 :一、对传统《诗经》学进行猛烈批判 ,始终体现了一种学术批判精神 ;二、树立了建设新的《诗经》学的学术目标 ;三、自由探讨 ,平等交流 ,进行正面学术交锋。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疑古与新证的交融——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学术关联

顾颉刚、王国维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两人的交往、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顾颉刚对王国维的评价等方面来看,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是深远的,顾颉刚一生都在学习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在其晚期的文章中甚至透着"二重证据法"的影子。     

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 ,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胡绳 195 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 ,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 ,这其实是误解。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 ,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 ,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 ,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     

《夏史三论》与古史辨派的治学取向

本文重点分析顾颉刚、童书业发表于1936年的合著《夏史三论》,借以说明古史辨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取向,逐次引述文中的明显错误18处,说明此文的结论和推理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     

试论“层累说”的方法论及其当代价值

“走出疑古时代”,是对疑古的告别而不是否定。没有疑古的准备 ,便没有古史重建的思想。疑古在需要冲破信古网罗的时代 ,无疑是震慑思想界的强办。它上承史界革命 ,是新史学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坏节 ,其历史地位是不可低估的。另外 ,融贯在“层累说”中的史学主体意识及顾先生“真”的历史观念 ,展示着他在史学理论上的成就 ,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论“古史辨”派《诗经》研究的得与失

正中国现代学术传统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之所以重要,一则距离我们今日最近,与当下文化状态联系最为密切;二则因为现代学术传统乃是中、西对话交融的产物,     

“求真”与“致用”——“九一八”事变前后顾颉刚的学术心路

"九一八"事变是顾颉刚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事变之前,他心无旁骛一心治学,辗转于南北力图为中国打造一个学术的世界。事变后,为民族危机所激发,他逐渐从"求真"之学转向"致用"之学。顾颉刚的转变,反映了新知识界知识独立的现代性与学以致用的传统性的无缝连接,也反映了新知识界探索致用新平台的努力。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等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2007年3月,应文史哲编辑部之约,裘先生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裘先生回顾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历程,就"古史辨"派、上古史、出土文献研究及"二重证据法"、"五帝时代"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史辨"派在对上古史认识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古书辨伪方面则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我们今天对于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出土文献,但就出土文献研究而言,传世典籍以及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然是基础。目前中国古典学,包括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研究者往往缺乏科学的态度。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     

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教授访谈录

池田知久教授为原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他的简帛学及思想史研究都在当今日本学界享有盛名。在2005年3月进行的这次访谈中,池田教授结合中国及日本古典学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就古史辨派的学术理路与成果、出土文献的价值认定与研究方法等问题给予了比较系统的评定和论说,当有益于推进我们对上古史的认知。     

《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简介

《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张京华著）于2009年10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的第十一种,全书共计55万字。该书对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的古史辨派的重要学术论著。逐节细致分析,以此为基础展开若干专题研究。此书经清华大学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光审读推荐并作序。     

有待建立的新学科：今史辨——读张耀杰《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创立了一个“古史辨”学派．对于中国古代史上许多成说采取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态度，从而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不过，本文不是评论“古史辨”的是非得失，而是借用其名称．提出建立一门新学科“今史辨”的倡议。     

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为卓越的古代史研究中,顾颉刚先生的“典籍科学考据学”成就尤为突出。顾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而他的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更奠定了此后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并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历史符号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和功能的分解与组合,其重要分支之一正是史学材料学的分析研究,顾颉刚先生毕生的事业可以说都属于这一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史学还将进一步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建事业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