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火”范畴与中华文明论纲

"水火"范畴居于中华文化的轴心位置。《易传·系辞上》所称"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可以论证即为"水火",明代哲人佚语曰"造化之机,水火而已"。由于黄土地洪旱灾害频仍,出于粟食烹饪的实践,华夏先民独有"水火"互动的认识,并进而形成"和"的理念。"天人合一"精神的由来也在于"水火"是天、人内涵中的同一要素。"水火相济"堪作中华的"科学理论","冰炭"的对应至今为西方所未至。中华特有的"阴阳—水火"两个层次,介于大跨度的哲学、科学之间,恰好中西互补。     

“格物致知”之再评价

(一)知是心之能,智则原于物,“格物致知”是从物到心的认识方法 “格物致知”作为一种求知的方法论,在《大学》中把它提到特别重要的地位的是宋代思想家。这是与宋代思想家重“理”相联系的。由于宋人重“理”,而认为“理”必须穷,故“格物”被作为“穷理”的一个必要手段而强调。 然而,由于“格物”与“穷理”联系起来,而“理”又被作这样那样的解释,因此“格物致知”     

论《中庸》的“中”与“和” 及《大学》的“格物”与“致知”

本文准备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庸》的“中”与“和”,一个是《大学》的“格物”与“致知”。“中”与“和”实际讲的是工作方法问题,“格物”与“致知”讲的是知识来源问题。讲到工作方法问题,可以说有千万条,但是归纳起来只有两条,一条是“中”,一条是“和”。“中”在正常情况下应用,比较好懂,有三两句话就能说明白。“和”在特殊情况下应用,就不大好懂,必须用许多话才能说明白。“中’与“和”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中卓有成效的两种工作方法,《中庸》一书举以示人,十分宝贵。可惜被朱熹作《四书注》给解释错了,迷惑后人六七…     

王夫之与程朱陆王格致论比较

格物致知一语 ,最早出自《礼记·大学》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但是 ,什么是格物致知 ,《大学》本身没有做出解释。东汉郑玄在《礼记注》中说 :“格 ,来也 ;物 ,事也。其知于善深 ,则来善物 ;知于恶深 ,则来恶物 ,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说明格物致知的意义在于以观念制约行为 ,道德规范社会。北宋司马光专门写了一篇《致知在格物论》,把“格”解释为“御” ,认为只有御物 ,才能“知正道”。这种解释开始赋予格物致知以认识论的意义。但是 ,明确将格物致知引入认识论是程朱的发明。二程和朱熹都曾改写《大学》 ,补写《格物致知》章 …     

论“象”与“象思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象”包含外在感知之象、内在感知之象,把握某种小宇宙整体内涵的气象或意象,乃至本原之象或大宇宙整体之象等等无限丰富的层次。“象思维”的显著特点表现为“象的流动和转化”,即象在同一层次和不同层次的运动。“象思维”正是借助象的流动与转化,以达到与大宇宙整体之象或“道”一体相通的“把握”。概念思维是以对象化和规定性为前提的思维,它所启动的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对于创造现代文明功不可没;但是,当人类在运用概念思维取得巨大成功时逐渐将其绝对化或异化,以致唯科学主义与唯技术主义思潮酿成科学技术的失控。提出“象思维”的研究,在于揭示“象思维”的合理性,确立其在思维活动和发展中的本原地位,修复由概念思维绝对化或异化所切断的人与自然一体的纽带     

漫议“格物致知”学说之中外古今命运

一中国人的知行统一、行高于知的积极进取精神,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探究并利用世界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格物致知”之学。为具体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以人的理性认识把握客观世界,提供了实证的工具或方法。早在古老典籍《大学》中,就提出了“格物致知”之说。《大学》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意思是说,要获得知识,就须探究事物;探究事物之后,该事物的知识就到手了。显然,“格物致知”是一个深刻的认识论命题,含有丰富的理论意义。但《大学》仅只是简单地提出问题,没有作出充分解释,宋明     

“格物致知”论抉微

“格物致知”论抉微朱宝信在我国绵延数千年的以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为显著特征的儒家文化中，还旁生着一种探究事物规律、穷尽自然性质的理论源流，这就是在先秦时期就已提出而在宋明时期发扬光大的“格物致知”论。古籍《大学》最早提出了。格物致知”之学：“致知在格物...     

孟子遗留的三个哲学问题

问题一:反求诸己的哲学方向哲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向外的,一个是向内的。作为向外的,就是学习、格物、实践。它的前提是,无论宏观还是微观,渺渺大千世界都是未知的,要在“格物”、实践、接触它中才能认识它。在认识这些事物中才能“概括”、“抽象”出宇宙之理。这种方法把宇宙看作是“平面”展开的,是“广延的”,人类的知识是在逐个、逐次的认识事物中逐渐积累的。作为方法,它目光外向,在接触、研究事物中达到认识事物。与这一方向不同的,是向内的方向。用《周易》的话来说这就是“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周易·系辞上传》)。它是“返求”…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论李珥的格物致知思想

:朱子以《大学》确立其实践工夫理论 ,自“格物穷理”下手以求“致知”之完成。其理论虽同于伊川之宗旨 ,但立论更为完备 ,且特别强调内外并进之过程。在李珥哲学系统里格物论是其修养论之先行工夫。他的格物论大抵承袭了朱子之学。但在格物方法上 ,比朱子更为重视明道的体认方法和孟子的“存心”之道 ,而且还十分强调后者     

华夏“和”文化与民族美学

<正>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宗法社会以家族、家庭为本位,最终形成了“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特色,形成了包含一系列做人说教在内的“人教”文化,“礼教”便是其重要的构成部分。“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华夏“和”文化即是由“礼教”派生的一种子文化、这种“和”文化表现为一个多维的行为文化系统。 首先,古人为了给人间之和找到一个本体论依据,便把“和”设想为宇宙天地的根本法则,这便构成了“天地之和”。《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董仲舒《春秋繁茂·循天之道》曰:“中者,天下之所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干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 其次,作为“天地之和”必然反映的“人间之和”体现为“天人之和”与“人人之和”两大形态。“天人之和”是人们在处理与天的关系时必须遵循的行为原则。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图式中,天与人是     

阴阳五行说对道教的影响

阴阳五行学说本是先秦时代的一个哲学流派，是人们关于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朴素的哲学概括，进入战国时期，经过阴阳家和众多方士、儒生的着意加工之后，却带有了扑朔迷离的神学性格，成为神的意志的体现，是人和宇宙万物的行为指南。这些思想全盘为道教所吸收，并且构成了道教理论和神仙方术的哲学基础。阴阳和五行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阴阳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产生了，《周易》就是以阴阳观念为基础的。《周易》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构成，和关于对卦辞、爻辞的解释，其最后定型肯定在春秋时代，即在孔子整理《周易》之后。但其最原…     

王阳明的格物论及其与朱子的区别——兼谈陆王工夫论的差异

朱子直接根据《大学》的文本主张“致知在格物”,阳明则基于孟子有关本心的思想重新诠释《大学》,主张致知以格物。在朱子处,格物属于知而不是行,是本心之知主导意识的前提。阳明所说格物则以本心之知为前提,是对本心之知的落实,已不仅是知而且是行。从工夫阶次的角度来看,格物在阳明这里主要有两种含义,即为善去恶与勉然去欲。含义一通贯勉然与自然两层工夫,含义二则主要指第一层的工夫。与阳明不同,象山否定勉然的积极作用,主张工夫直接从自然入手,阳明批评其扩大了自然做工夫的适用范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后学中包括王龙溪、王塘南等在内的不少人并非接近于阳明反而接近于象山。     

从吕留良的《大学》诠释看清初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是清初的全国性学术议题。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大学》切入此议题便成为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津梁。清初朱子学大师吕留良沿袭这一公认的学术途辙,围绕辐辏于《大学》的核心议题如《大学》的版本和主旨、“三纲领”内涵及关系以及“八条目”中的“格物”等展开细致入微的辨析,显豁出“尊朱辟王”的学术取向。而这一取向赖其卓绝而醇正的朱子学学者的地位,相应地涵具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在后阳明学时代拔擢朱子学地位,加速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二是助推“尊朱辟王”学术思潮的高涨,成为上承张履祥下启陆陇其的关键环节。从吕留良这一具体而鲜活的个案可见“尊朱辟王”是清初解决“朱、王之争”的主流方案,为朱子学在清初复兴并再度上升至官方哲学有先导之功,映照出《大学》诠释与学术思潮、学风递变之间的互相作用的关系。     

从“易”理看王夫之对朱熹的吸收和继承

(一) 王夫之在构造其“易”学体系时,以乾坤并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再从错综为用中揭示了六十四卦之关系,它反映了客观世界对立统一,及客观事物之间矛盾的规定性和矛盾的多样性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又均是阴阳变化的反映,是本于阴阳而又表现为万殊之气,这则是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是夫之在“易”学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夫之更进而指出:“盖否极而倾,天之所必动,无待人也”(《宋论》卷七)。他认为,不断吐故纳新,不断发展变化,是自然界乃至社会、人物自身必然的变化,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社会由三王五帝到封建郡县,这个发展的过程并无终结。封建郡县制必更向另一个新的阶段变化发展,而“渐统一于大同”(《读通鉴论》卷20)。这个大同思想便是新兴社会阶级思想的萌芽,它出现在夫之关于宇宙世界必运动变化发展,其动力则是其自身矛盾转化的理论,这个理论更为其后的思想家不断充实、发展。     

老子气论及其对《内经》医学的影响

道家哲学对中医学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 ,尤其明显的是老子和《内经》两大学说关于“气论”的思想。老子在哲学史上首开“气一元论”传统 ,而且他提出的气、精、神等范畴以及阴阳不离的平衡协调观念完全被《内经》所接受 ,成为中医学理论的基本原则     

老子“道”的形而上学新解及其思想价值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仅注重道德伦理实践,而且具有表现为理性思维的形上之学。以“道”为理论核心的《老子》哲学就是中国形上学思维的最早表现形式。“道”是《老子》哲学确定的宇宙本体。《老子》哲学中的“道”是一种可以称为“无”的客观实在,是有与无的内在统一,是万物发展的宏观场合。“道”的观念的确立奠定了中华民族理性思维的基石。     

《周易》对中国“风水理论”的影响

《周易》对中国“风水”理论有深远影响,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阴阳理论、方位观念、吉凶观念、气论和乐天知命观念等。“风水”理论讲究阴阳平衡、五住相得、趋吉避凶、气感而应和天人合一等思想．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风水”与“迷信”划等号,而应该辨证地去看待它。     

朱子论《大学》“八条目”之关系

朱熹论《大学》"八条目"之关系有三个要点。其一,"格物为先",即八条目必须以格物为前提,格物最为重要。其二,"各有工夫",即八条目不能相互取代,而是各自作为工夫之一。其三,"敬贯始终",即八条目作为已发时的工夫,必须始终以作为未发时的敬为前提。朱子之所以如此界定八条目的关系,与其从实在论的角度及以气论心的角度有必然的联系。在《大学》诠释史上,朱子与阳明的诠释一样具有诠释范例的重要意义。     

论先秦时期的生态意识

生态问题正日益成为今天人们关注的话题 ,人们的生态意识在逐步加强。然而 ,生态问题“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了较为丰富的生态意识。正确认识这些生态意识对我们今天的生态实践将会产生积极的借鉴作用。一、先秦时期生态意识的主要表现第一 ,《周易》的生态意识宇宙的生态循环规律是《周易》生态伦理意识的基点。《系辞上》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指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和消长 ,“道”即规律。这是说宇宙间的一切变化都是阴阳这两种势力相互作用造成的 ,二者的交错消长构成了宇宙整体的和谐循环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