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为“活物”─—竟陵派文学鉴赏理论探析

诗为“活物”─—竟陵派文学鉴赏理论探析曹红祥明代文坛，流派纷呈。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湖北竟陵人）在明末独树一帜。钟惺首次提出诗为“活物”的全新命题，大大推进了古代文学鉴赏理论的发展。诗为活物的观点本是针对《诗经》而言的，是钟惺在对《诗经》的...     

论诗为“活物”说

(一) 明代后期曾经风靡文坛一时的“竟陵派”,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首次提出了诗为“活物”的全新命题,这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鉴赏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钟惺的重要文学批评论文——《诗论》是它的杰出代表。《诗论》见于《钟惺批点诗经》一书卷首,文末署写作时间为“明泰昌纪元岁庚申冬十一月”,后被收入钟惺《隐秀轩集》(列集)。通过对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产生、流传、迁变诸多情况的深入探究,钟惺在理论上作出了诗为“活物”的高度概括。     

近三十年竟陵派研究综述

晚明竟陵派以钟惺(1574—1625)和谭元春(1586—1637)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对它的研究进入繁盛期与收获期,许多问题如竟陵派的地位及其与公安派的联系和区别、钟、谭生卒年及主要经历、《诗归》及其文学主张等都获得较深入的分析和求证,钟、谭著作得到整理。其间,一批具有研究生资历的中坚力量涌现出来,他们为竟陵派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竟陵派兴衰原因辩

竟陵派是明季继公安派而起的一个颇有影响的文学流派,“钟、谭之体,家户传习”,“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然一旦废退,群起而攻之,咒其“纤陋鬼鄙”者有之,斥其为“诗妖”者亦有之。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对钟惺、谭元春的批评便代     

《列朝诗集小传》的明诗批评及其用意

本文旨在讨论钱谦益于《列朝诗集小传》(以下简称《小传》)中,对于明代诗坛主要潮流的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以及公安三袁、竟陵钟、谭的批评,并由此进一步探讨这些批评背后可能隐含的用意。全文共分两部分:《小传》对明代诗坛主要潮流的批评;《小传》臧否明代诗人的用意(或成书意图)。本文认为,钱氏通过《小传》的编撰,全面否定明代李、何、王、李及其追随者,并以此为标准,褒贬明代弘治以后诗人。通过这一褒贬,旨在削弱或消除四子及竟陵诗人的文学影响,从而增强自己在明末清初文坛上的领袖地位。     

晚明文学革新思潮初探

明代文坛上,自始至终贯穿了拟古与反拟古的斗争。明代中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市民阶层的成长,出现了新的进步思想:即是文学观点上的尚真主情和哲学上的反理学禁锢求个性解放的新思潮,于是反拟古的提倡通俗文学的市民文艺应运而生。这是文学的革新和思想解放的运动。 这个思潮的先导,当上溯到与程朱理学对立的陆王心学,晚明的文学革新是这个思潮的直接的产物,公元十六世纪中叶,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风靡一时。《明史·儒林传》说:阳明学说“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这种思潮,动摇了程朱理学在中国的长期统治,成为当时文学革新的思想基础。 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徐渭、李贽、袁宗道三弟兄、钟惺、谭元春、汤显祖、冯梦龙、凌濛初以及明末的爱国作家陈子龙、张岱等。     

从区域格局看宋元文派的文法观

宋元时期散文流派的文学版图，就空间取向观之，传统地可划定为南北二块。从南北文学冲突与融合的角度来看，北宋洛阳文人集团在宋初南文北移的文章演进中担当了中坚力量；从诗文革新历程而言，北宋东学文派内化议论实用、辩明经籍的精神于文章创作中，是诗文革新运动中不可小觑的一支生力军。南渡之后，文化中心的逐渐南移，南部也呈现出江西、浙东不同区域的文派景观，这主要由南宋已降特殊的时代背景导致而成。从整个宋元时期的文学版图而言，也有东西走向，这里的“东”主要指东南尤其是福建地区，“西”则单指四川等地区。宋元文派的文学版图依照时代演变、区域格局和作家观点三重理路而建构，在时、空、人三位一体的间架下，文法取向染上了地域文派的特殊性。     

“幽深孤峭”说新解

近四百年来,人们对以钟惺、谭元春为领袖的竟陵流派的诗文理论和创作,咎誉不一。自本世纪始,很多研究者重新关注竟陵派,尤其是从80年代始,一反传统的责难和攻讦,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考辨工作,颇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但在对竟陵派“幽深孤峭”美学思想的讨论上,似不脱“幽深孤峭”只是一家的樊篱,或视其为一种创作风格,或视其为一种诗歌境界,虽一反传统的诋毁之言,仍未跳出传统的视野。诚然,钟、谭“幽深孤峭”的理论确实在诗风、诗境上有所表现,但如果执持一隅,很难遍照其作品,也很难理解“幽深孤峭”的全部理论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     

钟惺生卒年辨

钟惺,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是明朝后期崛起于文坛的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文学流派——竟陵派的领袖,与同里谭元春(1586——1637年)为忘年交。但是,入清以后,迄今为止,人们对钟惺的生卒年还杂说不一。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钟惺生于1572年,卒于16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和《辞海》都说钟惺生于1574年,卒于1624年。笔者认为钟惺生于1574年而不是1572年。     

试论谭元春“批点《想当然》传奇”

谭元春是竟陵派的倡导者之一;对明代后期的文学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他不只诗文创作有卓越成就,戏剧评论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最近有机会读到他的“批点《想当然》传奇”,对他的戏剧观有了一些认识,现特评介于后。     

明代文学社群类型及其文坛嬗变

明代活跃于文坛的文学社群主要为诗社和文社.明万历以前主要为诗社,明万历以后主要为文社,天启四年应社的成立则标志着文坛诗社的衰落与文社的兴起.明代初年的文人结社比较冷清,较为著名的社群仅有高启的北郭十友诗社、孙（黄）广东南园前五子诗社、林鸿闽中十子社等,社群文人多追求“汉魏盛唐”的“道劲”文风,以改变元末纤弱文风.自明天顺以后,社会变得稳定,经济开始繁荣,到嘉、隆之际,社会发展至鼎盛.这一阶段的诗社没有了明初的隐逸色彩,怡情养性的怡老色彩增加,社内诗歌创作活动成为致仕官员和其他高年文人士大夫悠游林下以终老的消遣方式,怡老性诗社变得十分盛行.从明代中叶的嘉靖年间起,至明万历初年,怡老性诗社仍然盛行文坛,纯粹之诗社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开始崛起文坛,并参与文坛论争,其门户观念增强.纯粹之诗社以明万历二十年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期.王世贞、汪道昆、吴国伦等复古派人物在明万历二十年前后相继去世,代表新思潮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于是年中进士.明万历二十年成为“复古”旧思潮衰落与“创新”新思潮兴起的分水岭.以万历二十年为界,前期以后七子诗社余波为主,后期主要以公安派结社为主.受李贽狂禅思想影响,以怡老为目的的诗社不再活跃文坛,代之而起的是具有狂浪色彩的豪饮“酒社”和避世色彩的宗教“禅社”.他们多立帜标新,宛然以一个“改革家”的姿态强调文学的独创精神,甚而把复古派诗社成员也拉入“革新派”社群中进行“思想改造”,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接纳一切可以接纳之成员.在公安派诸子广结诗社盛行文坛之时,文社却作为明万历间不受重视的另类社群悄然兴起,但与诗社相比,文社仍然处于发展过程.明天启四年文坛发生巨大变化,先是竟陵派领袖钟惺被劾归乡,其次是应社?     

钱谦益的文学本质论

钱谦益主张“文有本” ,这“本”正谓“灵心”、“学问”、“世运”。他批判前、后七子的剽窃之弊 ,反对竟陵派的“幽深孤峭”。他重视“忠臣志士的性灵” ,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从而强调“文学必反映世运”。他尤其提倡文学“善变”论 ,反对文学拟古主义 ,重视文学随时代的变化。由此言之 ,钱谦益重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以试图挽救晚明文学的空疏之弊 ,定立文学所要进的新方向。他上承明代文论而下开清初文论的先河     

“流派芳千古 性灵照古今”——谈竟陵派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一 竟陵派的兴起较晚于公安派,它受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影响,但是对于公安三袁的诗歌创作和文学主张的某些缺点和流弊也起了一定的弥补和纠正的作用。因为他们反对复古、主张创新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以历来人们都把公安派和竟陵派相提并论。 竟陵派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期。他们所评选的《古诗归》十五卷和《唐诗归》三十六卷曾经盛行半个多世纪。清初的三大诗人之一——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钟、谭“所撰《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     

“美耻同归谗独受,此中真赏在孤行”——从《诗归》看钟惺、谭元春的艺术鉴赏观

钟、谭艺术鉴赏理论,是植根于明代大量艺术鉴赏实践的丰厚历史土壤中的一株奇苑。它既得惠于钟、谭深明画理、精研诗术的鉴赏实践以及较为湛深的艺术修养,同时也深受老、庄特别是佛教禅宗的哲学思想的浸润。 钟、谭汲取老、庄和佛教禅宗的哲学思想,企图通过“心斋”“静悟”、“坐忘”等内心修养和自我观照来求得所谓“寂悟”,并将其广泛地用于《诗归》的评点之中。与他们把“心静”作为创作的首要条件相一致,他们把这种“寂悟”作为艺术鉴赏者深入古人诗歌境界的便门。剔除其中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糟粕。我们仍不难发现,其大旨不外是要鉴赏者摒弃尘俗中的一切杂念,以自己空明虚静的心境求得与古人的诗境相融合,从而达到汇通古     

汪道昆诗论探析

汪道昆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微州地区的文坛领袖，其诗论值得探究。他虽受“七子派”影响，但其诗论颇有自己的特色，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后之视令，亦今之视古”、“师古即师心也”、“文由心生”、好诗“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汪道昆以富有特色的诗论在明代诗坛有一席之地，同时又以其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丰富了新安诗群。     

“诗必盛唐”臆说

“诗必盛唐”一直简单地被当作明代七子派创作上模拟之弊的根源和口实。但全面考察七子派诗学思想,不难看出:七子派取法汉魏盛唐的本意,在于恢复各体诗歌初创阶段的那种真情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的创作精神。其模拟之弊固然与他们严守法式有关,但深层根源在于中国诗歌发展后期无法克服的内有矛盾无避免的衰落命运。     

孝子·红包·八月菊——读中篇小说集《八月菊》

这本集子是值得读的。不为别的,就因为作者是“山药蛋派”第二代作家中的一员健将,也是该派第一、二代作家中仍然坚持不懈写作的一位。从八十年代后期起,“山药蛋派”就不怎么受到重视,“山药蛋派”这个名称也几乎不再听说。“山药蛋派”行情看跌,乃是社会转型期必然会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同样必然会有的另外一种文学现象,是这个流派不会完全消失。它是     

“宇宙文章”与“妖魔”：明代七子派的污名化

明代七子派的复古曾享有盛誉,“文学革命”兴起后,七子派被视为“妖魔”。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以七子派、桐城派作为“革命”对象,并将七子派符号化为旧文学的负面典型,断开了白话文学与七子派、桐城派的联系,试图建构白话文学的体系。对于“正统”文学,陈独秀、胡适充满焦虑,并努力将七子派打造成“摹拟”“抄袭”的典型,以此获得口诛笔伐的合法性。这种策略性的成功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文学让位于白话文学,七子派在哀怨声中消失在了新文学的大合唱里。     

明代诗论中的易学命题--“富有”、“日新”的理学诠释与诗学影响

《周易?系辞》所说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是一个被不断赋予新内涵的理论命题。张载、朱熹的阐释表现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渗透到文学领域,成为明代文学复古派诗论的重要理论支柱。何景明和王世贞多承张载之说,强调“义理一贯”以简化法度,李梦阳和李攀龙则多沿朱熹之论,看重“藏用”和“显仁”的辩证关系,坚信“变化”、“日新”是循序渐进的必然结果。     

船山诗论三题

一、诗歌的源泉和特征明代诗歌的成就不高,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阻碍明代文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却是明人自己对文学艺术规律的认识。明初,脱离生活和现实,为统治者点缀升平的“台阁体”诗文,统治了文坛几十年。其后的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本以挽救“台阁体”所造成的危机为已任,但他们没有提出什么新主张,只是打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期,在文学形式上刻意模仿古人,其结果是进一步加深了明代诗歌的危机。公安派和竞陵派反对复古派在文学表现方法上的种种清规戒律,提倡抒写“性灵”,对诗歌的情感特征虽有所认识,但也不重视文学与生活的联系。明代诗歌这种脱离生活的“性灵”或“格调”,以及上述种种弊端,严重地阻碍明诗的发展,造成了一个连明人自己也承认的明诗成就不高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