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世纪之交发展和改革模式的双重转换与整合

世纪之交，中国经济面临着发展和改革模式的双重转换与整合。发展模式要由消费主导型数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换；改革模式要由分权让利向体制创新转换。产业组织创新是整合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模式双重转换的核心或基本选择。     

集体谈判的生成与劳动法制的转型

集体谈判的生成在劳动法律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其表现之一即是促成了国家主导型法制模式向团体主导型法制模式的转换.国家主导型模式与团体主导型模式各有其不同的制度内涵与作用机理.我国目前正处于两种模式转换的十字路口,应当审时度势地进行制度改革,为团体主导型模式替代国家主导型模式在劳动关系调整中的优越地位创造条件、提供支持.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它赋予了地方政府特有的双重激励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促使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标尺竞争。本文试图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给与理论和经验的系统解释,并揭示其政策含义。     

批判的公共性的发生:一种收编和共谋?

批判的资产阶级公共性不应被看成是真正普遍的公共性,也不是在独立平等的市场经济交往情境中产生的,它只不过是上层市民社会通过由自己建立或赞同的公共性瓦解其他生活世界及其原则的结果。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经济、政治和观念的垄断、上层市民阶级同统治者及其政治权力特别是国家的合流或共谋,因此批判的公共性只能是阶级的而不是全社会的普遍公共性。     

从第一次分权让利到第二次分权让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的反思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采取了中央对地方政府、政府对企业的分权让利改革,我们称之为第一次分权让利。这次分权让利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但是收入和财富过多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是第一次分权让利带来的一个主要问题,从而形成了国家主导型的经济。第一次分权让利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因此,从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实现共享式增长及建立现代经济财富增长和分配机制来看,我们需要第二次分权让利的改革,即从民生入手,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收入、更多的财富及更多的社会保障。为此要减少政府所控制的收入和资源,缩小政府投资领域,变政府财政为公共财政;加大我国产权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让民众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放松管制,扩大民间投资的领域;探讨国有经济增值的好处如何惠及到更多人的途径。     

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区域差距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同时,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激励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围绕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财政竞争。其结果扩大了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差距,探究其形成机制和差距问题,籍以实现区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产业政策演变与地方政府角色转换--以江浙模式和风险投资分析为例

本文运用比较静态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江浙模式”和风险投资的举例分析,探寻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演变过程中角色转换的方向性、规律性,即地方政府与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边界变换过程,并得出产业政策由“政府主导型”向“政府导向型”转变、地方政府由实物生产要素提供者转变为制度要素提供者、中介组织作为距离市场较近的组织主体取代政府实现市场化和民间化等三个结论。     

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中国财政改革的难点与化解

中国的地方政府是财政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的着力点.经济增长型激励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热情,“以官治官”的纵向政治治理及由此衍生的“以官护官”则催生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政治,法治主导缺位造成的事后追责失败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而人民代表大会的弱势导致的是社会公众缺少向政府表达正常诉求的渠道.这些制度安排缺失造成地方政府选择性政府职能和公共品供给失衡的最终结果是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背离.由于从分权治理到政府能否合意的关键在于各级政府的行为选择(公共品供给)是否符合公众需要,所以,中国改革的下一步不在财政分权之内,而在财政分权之外.未来的改革应建立“以民治官”的政治治理模式,构建法治主导型财政分权,逐步建立问责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建构基本制度支撑体系,筑牢财政分权有效运行的外力基础,从而走向更加合意的中国式财政分权.     

中国改革五年展望——兼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

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与向市场经济过渡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为既要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又要避免走上激进式改革道路,就必须由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替代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这种方式具有利益启动、自主决策等特点。为此必须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使国有企业的产权明晰化;与此同时,又要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促进制度变迁方式和体制模式的双重转换。     

从制度匹配检视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

财政能力决定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这一观点忽视了中国式财政分权需要宏微观制度匹配的事实,即宏观政治合法性与微观基层民主制度匹配。区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与影响性因素说明,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财权分权要发挥应有的公共服务提供效率需要匹配相应的宏微观政治制度。宏观上实现由经济绩效观向综合绩效观转变,微观上实现由管理主义模式向"参与式治理"转变。     

公民社会理论之困境

作为政治社会学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民社会理论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各国学者为了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对公民社会赋予了不同的内涵。虽然理论界认可的公民社会理论具有构成要素及价值上的共同基础,然而,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存在着众多理论及实践上的困境。一是公民社会理论构建的要素之间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内在结构性问题。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自身内涵的局限性造成外延上的逻辑冲突,而非政府组织在实现自治并形成对国家权力制约的过程中,由于其内部的科层结构以及外部对国家的依赖很难实现其应然目的。二是公民社会理论价值方面存在严重弊端,表现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多元主义理论的缺陷。占有性个人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所阐述的人性的缺陷和精英多元主义对公民社会理论的构建造成严重障碍。三是公民社会理论的实现要素受到国家主义的干涉。国家和社会的划分问题至今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     

公民权与全球公民社会的构建

公民社会是与作为自然人的私人社会相区别、而直接同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组织化和政治化的民间社会。其核心的要素是以私人社会的共同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来集中和表达社会的共同意志和利益,使私域中的诉求扩展为公共诉求,以利于开展社会运动或社会斗争, 促成对国家的民主转型和改造。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一国之内的国家公民延伸为世界公民,公民社会也越过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国结社和社会活动,形成“全球公民社会”,并在全球发挥其影响力、支持力。     

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及其限制——以中日两国为中心

如果我们把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形成的以“官”为主要承载者的公共性作为东亚公共性的“典型构造”或“旧公共性”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东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背景,中日两国先后出现的见之于NPO和福利政策的非政府、非市场的“新公共性”诉求,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跨越国境的公共性构建活动,则是一种典型的“新公共性”。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进程,其进一步的成长和推进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东亚在直面公共性问题挑战的同时应努力突破欧美中心主义,充分注意东亚公共性构造转换的一系列特殊的制约限制因素。     

言辞、文化然后道成肉身——文学与公共性的悖论

文学与公共性话题,作为时代的症状.反应为公共的身份焦虑在文学空间的投射.从而混淆时代性与公共性、文学空间与公共空间、现实确认与文学反讽的界限.就表征形式而言,文学与公共性存在着刻意的刺离,但其内在的关联在于,整体意义上的文学与古典政治学的向度并无多大差异,表现为对永恒、价值以及真理的追问与追求.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当代可能性

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得以兴起的最深刻根源 ,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今天 ,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可欲的目标 ,它的达成 ,仍然不能离开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基础。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工作 ,不但论证着在国家能力和市民社会同样弱小的中国实现二者之间正和博弈关系的可欲性 ,而且也展开着某种可行性 ,那就是 ,提高国家能力 ,重构国家机器 ,是以合理界分国家与社会的职能边界、合理确定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为前提的 ,而有限政府并不会自动成为有效政府 ,国家又必须充分发挥其支持和增进市场有效运作的积极作用 ,以使具有自主性和多元化的社会确保统一和团结。     

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以业主委员会为例

一般说来 ,国家、公民社会与市场是任何一个完整社会中三足鼎立的三个独立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其行动的独特逻辑 :国家是等级权力的逻辑 ,市场是盈亏逻辑 ,公民社会是自愿主义的逻辑。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型 ,在城市住宅小区中出现了业主委员会 ,它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 ,业主对自己的利益和社区的公共事务更加关心和主动参与 ,业主和业主委员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面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抗议活动 ,维护业主的权益 ,业主委员会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这一切初步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属性 ,堪称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先声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

在中国封建时代,由于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以及庞大的农村人口的存在,社会救助主要体现为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灾荒救助与贫困扶助。在救灾与济贫这两大任务之中,前者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灾害的防备,以及灾后的救助工作,始终是历代封建王朝社会救助活动的基本内容。而各种救助活动得以开展,除了封建国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外,民间社会与政府共同参与是其主要特征。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开始步入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均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传统的社会救助活动,因应时代的发展,在其形式、内容、行为观念等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与状态。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直接促成了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市民社会:民法本位取向的社会根基

西方古代城邦社会实际上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本位的社会,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的私法。现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需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本位。     

城市更新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在城市管理中,由于公共性的迷失,城市更新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张力持续增加,历史文化遗产状况堪忧。城镇化进程与城市更新进程的交织生成了中国式城市更新模式,这一更新模式受到土地资源的刚性约束,使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回归城市管理公共性,城市更新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都是城市管理的内容,都是公共管理行为。要在城市管理公共性这一根本属性下,探究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契合点,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