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愚民”辨

由于对《论语 .泰伯》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的理解不同 ,自东汉以来 ,一派学者认为孔子有愚民思想 ,另一派却认为没有愚民思想 ,两者针锋相对 ,沿续至今。据对孔子的身世、经历、终生事业、相关言行及先秦学者的理解等的综合考察与分析可知 ,前一种看法是错误的 ,而后一种是正确的 ,即孔子没有愚民思想。     

《老子》“愚民”说考辨

老子对于“愚”、“智”的概念,有着独特的观点与表述方法。历来研究老子者,多未能理解这一点。囿于其“绝圣弃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等词句,认为老子意欲愚民,持这种观点者,由来已久。如吴澄云:“老子生于衰世……其民浇伪而有知;善为道者,化民为淳朴,非欲使之明,但欲使之愚而已。”(《道德真经注》)建国以来,老子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几乎众口一词,断定老子反对一切科学文化,主张愚民。论定老子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者,持的是这种观点,如张立文同志;认为老子是反对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的同志,也依然存在是否欲愚民     

重问“哲学何为”——以晚周诸子论“民”为中心

对于晚周诸子哲学缺失一种“哲学何为”的追问,上百年的中国哲学史写作历程,只是“被哲学”的结果。重问“哲学何为”就是试图重新以“民”的名义思考哲学的事业,其与以“人”的名义之间构成一种鲜明的差异。如同智慧地爱区别于爱智慧的哲学路线一样,不一定在同等程度上相知,却可以在情的层面上同欢喜、共忧患,这也是同作为人的尊严所在。以“民”的名义提出各自的思想主张,才是晚周诸子哲学之共法。诸家以“民”的名义所表达的思想主张虽各有得失,但都不失“民”的视野。     

为夫子一辩——如何理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由于过于简约,致使历代注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者认为此句体现了一种愚民思想。结合古人释义中的"由之为德政,知之为刑政"说和"圣人化治天下,不落形迹"说,应将此句放在孔子治国为政的整体思想脉络和义理旨归的意义架构中来理解,而理解孔子所言之义的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才是可使民由之而不可使民知之的。圣人之治明并日月,化行若神,如天德之流行化育,故百姓在其治化之下生生不息(由之)而不知其善、不识其德(不知之),在此意义上,圣人之治实则蕴涵着一种不必甚或不可使民知其善、识其德的高远境界,正如古人所谓"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正唯不使民知之,故圣人之治才真正成其为美政善治。     

先秦诸子控“欲”思想研究

欲望作为人类的生命特性,是人类个体及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古往今来,人类生活之欢乐与痛苦、幸福与烦恼,社会治理之和谐与混乱,和平与战争等,无不与人类个体及群体的欲望及对待欲望的态度和方式有关。人类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如何驾驭个体及群体欲望的命题和挑战。先秦诸子在普遍承认人生有欲的前提下,分别提出了"寡欲""制欲""节欲""共欲"等控"欲"思想,充满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治理辩证法。对其加以系统挖掘和研究阐发,吸收其合理思想智慧,对于指导人们尤其是为政者自觉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做到廉洁从政,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荀子之“礼”的政治伦理意蕴及现代启示

荀子思想集先秦诸子之大成,其伦理思想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以"隆礼"为重心,提倡以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治国理念;把礼看作是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强调礼对于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作用,具有强烈的政治伦理意蕴和现实主义色彩,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治国理政和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周公旦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周公与儒家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     

从自然性看先秦诸子中的“水”

关于"水"的思想是先秦诸子哲学的重要范畴,本文立足于水的自然属性,选取水的三个基本自然属性,由此出发考察水对于先秦诸子的影响及先秦诸子中"水"的思想内涵。     

“无为而治”解蔽

“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政治哲学,被视为消极遁世主义的思想、愚民之策与权谋之术而备受批判。“无为而治”源于“有为”政治无法避免的两类难题：理论上的智慧、信息与知识之难,实践上的价值取向、策略选择之难。“无为而治”绝非消极避世的不作为,而是在懂得政治之边界与限度前提下的“有为”,包含着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生存智慧,意在对政治精英提出劝诫。实现善治需因循从“有无为”、“为无为”到“无不为”理论逻辑。     

鲁迅诸子观的多维空间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标志性的前驱人物,鲁迅与先秦诸子的关系,牵动着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灵敏的感应神经。要解开鲁迅思想最深处的情结,必须从其诸子观入手。鲁迅复合型的诸子观展现为四个维度:启蒙思想是鲁迅诸子观敞开或开放的大门,通向鲁迅的各个时期、各种文体;文学和文化史研究是鲁迅诸子观的基础,给其诸子评述输入丰沛的元气;小说想象和杂文神思,则是鲁迅表现其诸子观的两座回廊。它们共同组合成鲁迅"诸子观博物馆"。鲁迅诸子观之四个维度的差异性,统一于鲁迅进行文化革新的"现在性"。文化是一个过程,不能以凝止的"现在性"代替"过程性",应在新的现代性高度上沟通鲁迅与先秦诸子多种多样的智慧形态,将之各得其所地转化和重组到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大国文化总体结构之中。     

论汉代诸子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德治”和“法治”是先秦诸子重要的治国理论 ,两汉时期的思想家们大大发展丰富了这一思想理论并付诸于社会实践。一般而言 ,在封建皇朝建立前期 ,统治者大多采纳思想家们以德治为主的治国方略 ,如两汉前期。两汉中期 ,封建皇朝臻于鼎盛 ,则是“德法并重”思想的产生和实施阶段。而到两汉末期 ,社会各种矛盾激化 ,政局动荡 ,“德法并举”思想又演变为重法治 ,轻德治。这种因时而变的思想 ,反映出了汉代诸子的聪明睿智 ,有效地维护、巩固了封建统治 ,这正是汉代诸子为后人及今天的我们提供的最为宝贵的历史经验     

先秦“文言”的文化成因及其阶段性发展

先秦"文言"①盛行,无论是行人应对,还是诸子谈辩,均有鲜明的文言特征。先秦文言之风盛起,与周朝推行礼乐之教有因果关系。在春秋、战国时期,文言出现了阶段性发展。从应对辞令可管窥春秋时期的文言风气,"微婉其辞"是应对辞令之文言上的特点,这一特点承载的是尚礼精神,即"文辞以行礼"。从纵横谈辩可蠡测战国之世的文言风气,比兴取象、铺排其辞是诸子谈辩之文言上的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如"张罝网而取兽",分别承载的是尚象尚势之时代性追求。     

试论《庄子》“寓言”

寓言是先秦诸子论证其思想与哲学而广泛采用的重要语言形式,使用寓言故事以陈述事理是春秋战国时期一种重要的语言表达技巧,而在先秦诸子书中,“寓言”数量之丰富、风格之怪异、使用之自觉,首推《庄子》①。与其他诸子相比,庄子不仅对于现实社会政治、人生处世态度有一套不同流俗的、系统的认识,而且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自觉的哲学本体论和世界观基础上的,其书便系统而明确地阐述、论证了其哲学观念,他对作为交流与传达工具的语言的功能也有着清醒、自觉的认识,因之,《庄子》书中丰富、怪异之“寓言”与其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     

“亲民”与教化：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论——儒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研究之三

教化,是儒家政治设计中将其政治理念推行于社会,应用于社会治理,感应于民众人心的根本途径,也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双层结构模式的必然选择。教化的途径有:修己以安人,即感化之道;富之,教之,即利导之道;以刑辅教,即强制之道;神道设教,即麻醉之道;使之,由之,即愚民之道。教化的目的在于使民"易使",使其不犯上作乱。     

先秦诸子修辞观比较

近年来,随着修辞学史研究的开拓,先秦诸子的修辞理论得到了系统的总结与阐释,但将先秦诸子修辞观加以比较的专论似还未见,本文的探讨也许能在这方面补一个缺.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他们不是语言学家,更不是修辞学家,但他们在论述哲学、政治、美学、伦理学等问题时谈到了许多有关语言表达的问题,显示了他们对于修辞的看法.也正因此,先秦诸子关于修辞的观点,是与他们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     

孟子使民"心服"思想的社会契约属性及其文化意蕴

孟子使民"心服"思想的内涵是,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安宁与幸福,庶民或家族自愿放弃自然社会的部分主权,归附国君并成为其邦国成员.孟子的使民"心服"思想具有社会契约属性,其折射出这样一种文化信息:庶民已经在历史上崛起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从边缘走进历史舞台的中心,统治者则只有承认他们的价值,尊重他们的权利,才能真正赢得民心,从而获得统治权或巩固政权;武力征服与暴力统治只能孕育反抗与战争.使民"心服"思想是先秦儒家"人本"政治哲学与和谐生存智慧的反映.     

荀子安民观论议

战国末年 ,荀子继承先秦诸子的思想精华并发扬光大之 ,形成了完整的安民思想理论体系 :天道自然的本体依据 ,礼分而法治的政治手段 ,惠民裕民的经济举措。荀子的这一思想不仅为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中国社会指明了方向 ,而且在其后的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批评

先秦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实只有"百家"之名,而无"诸子"之称。故《荀子·非十二子》中所"非"的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十二子",亦只是针对他们所代表的六种学术观点或思想行为,而并非他们所属的学派或"家"。《荀子》一书中指名道姓加以批判的,除《非十二子》篇所"非"的十二子及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外,还有《儒效》《富国》《王霸》《臣道》《修身》《荣辱》《礼论》《解蔽》《正名》《正论》《性恶》等篇对"百家"诸子的学术批评。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思想批评的特点,一是他着眼的只是诸子的学说,而非其"家"或"派";二是荀子对所有诸子学派的批判基本都能秉持"中庸"的原则,以辩证和客观的态度予以评析,力求避免学术立场的片面和偏蔽。而荀子上述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批评特点的形成,又是与当时诸子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     

孟子民本思想中的“以人为本”理念探析

《孟子》不仅是先秦诸子中,而且也是儒家经典中最具有民本思想的一部著作。孟子的民本思想继承了西周以来"敬天保民"的思想和儒家的"爱民保民"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将民本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响亮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仁政"的学说。这是孟子思想的精华,它不仅在当时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对后世也有重大的影响。     

儒家愚民思想的经典依据——略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之争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儒家愚民思想的经典依据,而一些现代学者却力图借助一种牵强的解读方式予以回护.然而,<论语>词义研究不支持孔子没有愚民思想说,思想体系分析不利于愚民违背孔学宗旨说,儒家文献不支持"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方式,政治过程分析有利于采用传统句读的一方.探究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端正学风,改进方法,深化认识.而尊重历史才是对孔子最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