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俄属乌梁海越界问题研究——以观念史视角为中心

乾隆朝汗卡屯地区俄属乌梁海人越界问题,实乃俄罗斯利用跨界民族乌梁海对清朝领土进行渗透,这一问题的产生与乾隆朝在中俄西北边界的巡边制度实行中之漏洞相关。面临俄国的扩张压力,守土有责的清朝地方官员曾萌生了具有一丝近代色彩的边界意识,乾隆皇帝却为维护中俄关系大局而回归清朝固有的传统边界观念加以应对,由此标志着中俄西北边界政策由积极进取转向消极保守,也为晚清俄国割占科布多大部分地区埋下了隐患。此外,相关满文档案与舆图还表明,乾隆帝对西北科布多辖区中俄原本定界有明确认识和在俄方挤压下俄属乌梁海对清朝产生了政治认同,皆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澄清国际学界对清朝扩张性的争议。     

试析唐代赞皇李氏之门风 --以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政风之比较为中心

赵郡李氏,为魏晋南北朝以来所谓“崔卢李郑”四姓之一,至隋唐时代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和“优雅”的门风。其中赞皇李氏一支尤为突出,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祖孙三代,在中晚唐政治史上都是颇有影响的人物,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更是两次拜相,且分别在“元和中兴”和“会昌之政”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李氏三代在行政作风、政治态度、为人处世、道德文章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浓厚的传承性,正体现出华北世家大族所独有的家学门风。     

论朱熹笔下的官宦家族女性——以女性墓志铭为中心

朱熹撰写的14篇女性墓志铭,反映了他视野中的官宦家族女性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对女性的理想期待。在朱熹看来,理想的女性应该具备孝顺、贤惠和严慈等品格,同时还应该有一定的学识与信仰。朱熹通过对女性墓志铭的撰写,因人而异,因事立论,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抽象建构他理想的女性形象,以此为所有女性树立榜样。     

清代中期伊犁将军奎林治理新疆政绩新探——以乾隆朝满文寄信档为中心

清代边疆重臣奎林任职伊犁将军期间,在对东归和硕特内部事务的处置、哈萨克汗国的朝觐管理等方面均具有较大的历史贡献,即使在伊犁将军任上遭劾革职,也在客观上对清代新疆民族关系的稳定和西北边境的稳固具有积极影响。传世文献对此不仅疏于记载,而且多有牴牾。满文寄信档等新见史料的刊布,既可以还原奎林任事新疆时期的更多立体细节,亦能够纠补传统文献相关记载的讹误和空白。通过对《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等新见史料的爬梳,重新探讨奎林边疆政策的深远影响,兼及对清代新疆吏治的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宋英宗、宋神宗朝翰林学士与治平、熙丰诗坛——以王安石为中心

宋英宗、宋神宗朝任用翰林学士共36人。熙宁、元丰人才之盛,堪比庆历、嘉祜。王安石文章节操都堪称“真翰林学士”,他对翰苑制度之变革,翰苑词臣之任用,翰林学士之政治职能,都给予直接有力的干预和推动。熙丰时期不同政治力量间的角力与学术思想的交锋也导致文学群体的分化,在王安石及其新党把持熙丰政坛、文坛话语权的情势下,旧党翰林学士陆续被贬退,“乌台诗案”毒化了自由活泼的文学生态。由于文学的政治化、边缘化以及政治家和文学家身份的分裂,使熙丰时期以王安石为中心的汴京诗坛并没有成为诗歌创作和传播的中心,熙丰诗坛呈京城与地方独立分散形态。元丰年间,新党学士王硅、蔡确、章悖、王安礼、张璨、安焘、李清臣等人围绕王维山水画的一组题画作品,为探究新党学士群体复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范本。     

代咏鹤文学书写与士人心态——以鹤赋为中心

宋代养鹤之风盛行,士人与鹤的关系更为紧密,出现了较多咏鹤诗文,其中包括5篇鹤赋,分别为吴淑《鹤赋》、李洪《双鹤赋》、秦观《叹二鹤赋》、刘克庄《吊小鹤赋》及方回《吊鹤赋》。与前代相比,宋代鹤赋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从宋代鹤赋的写作倾向、鹤形象的塑造及鹤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三方面,可以发现宋人偏好鹤遗世独立的“仙禽”特质,背后反映了宋代士人对公与私、仕与隐的矛盾与调和,而鹤承载的正是宋人对闲适隐逸生活的企慕与向往。     

清代回民起义军眷属问题探析--以乾隆、同治朝西北回民起义为中心

起义军眷属是清代回民起义研究中被忽略的一个隐藏在轰轰烈烈反清起义背后、始终失语的特殊群体,他们同起义军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系,其存在对起义军的军事活动有着或明或暗,或正或负的影响,甚至影响到起义军的最高决策,而起义军对其眷属的安置和保护策略经历了由留守到随军的演变过程,而起义军眷属也不得不为起义军的“叛逆”埋单,遭受清政府的“正法”与发遣。     

试析高等教育权益之司法救济机制——以设置教育法庭为中心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的权益保护有宪法明确的条款,但是现实中的高等教育权益缺乏实质性法律、法规的保护,尤其在司法救济保护机制上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而宪法所赋予的公民高等教育权益如果没有具体的司法救济平台,该项权利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只有通过成立专业教育法庭,实现同类型案件集中审,专门案件专业审,让司法服务更加专业化、精细化,建立具体可操作性的司法救济保护机制,实现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终极目标,促进象牙塔内的公平与正义。     

士不遇主题的近代嬗变——以康有为、梁启超诗词为中心

基于时代精神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诗词作品中的士不遇主题既沿革了传统士不遇主题的基本审美特征,呈现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又接受了近代思潮的影响,发生新的变化并表现典型的近代特性,展现了为己而歌、顽强抗争及张扬人文意识、启蒙精神等独特的审美追求与意境创造,代表了士不遇主题之审美特征由传统向近代的递嬗.     

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原因考——以洛阳地区为中心

唐代流行厚葬,但墓志和传世文献中葬于洛阳地区的唐代士人阶层的遗言显示,一部分唐人临终有意选择将自己薄葬。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不仅可以作为墓志、传记标榜人物德行的一种途径,也是唐人对丧葬状况、社会现实进行审视的结果。个人观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多藏厚亡"思想和盗墓事件多发,均是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的主观原因;客观上,社会抵制厚葬的风气、家庭经济能力不济可能导致薄葬意愿的产生。归葬背后沉重的葬费支出也可能影响唐人选择薄葬,在外宦游的唐人临终提出薄葬,将之作为缓和新的居住模式与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故里情节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     

宋太宗朝宰执集团研究——以年龄为中心的考察

从年龄看,太宗朝宰执集团的年轻化很明显,一大批科举出身的年轻官僚很快跻身执政。太宗早年幕僚充斥枢密院,朝廷政局为之一新,形成进士把持中书,太宗早年幕僚把持枢密的局面。从宰相至枢密院执政,年龄呈递减之势。然而,宰相中老臣为主,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直接承担起托孤重任。同时,宰执更换频繁,任职年限不长,皇权有所加强。     

试析以奈曼王府为中心的蒙古族彩画艺术

本文以奈曼王府为例,分析、探讨蒙古族彩画的艺术特色,从而指出它的功能意义与文化内涵。     

南朝士人交游及其深层文化思考——以竟陵八友为中心

汉末以来交游之风兴盛不衰。南朝齐梁时期以竟陵八友文人集团为代表的士人交游,呈现出广泛性、开放性与复杂性等诸多特性。并且其交游大多为势交,这与当时浮竞的士风密切相关。     

18世纪至19世纪前期中、朝、日文明转型主要因素之比较-以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为中心

中、朝、日三国,因其各自不同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口增长而导致的经济发展程度及经济结构转型程度的不同,是东亚三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经历完全不同道路的历史前因。     

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研究——以乾隆朝“勘不成灾”制度为例

勘不成灾是达不到赈济标准的灾荒,历代均不予救济,凸显了传统赈灾制度的缺陷。清代在总结传统灾赈制度的基础上对勘不成灾进行赈济并将其制度化,雍正朝开始对勘不成灾制度的建设,乾隆朝予以完善,促成了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并使其发挥了较好的社会效用,如缓征、分年带征、折征及就地抚恤、酌量赈给银米、蠲免积欠钱粮、借贷、以工代赈等赈济措施,对原本不能享受赈济的灾区的经济恢复产生了促进作用,成为促使清代灾赈制度走向中国传统灾赈制度巅峰的重要因素。     

试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宗教社会观——以五四时期陈独秀、恽代英为中心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到国共合作之初,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基于“科学”立场,视宗教为迷信;基于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政治目的,批判宗教;但在构建个人性情培养、社会向善建设等方面,却又主张从宗教中吸取资源.早期共产党人这一宗教社会观在今天仍产生着政策范式的影响.     

论管理主体的行为方式──管理是以工作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

管理是以工作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可谓见仁见智。古典管理理论主张以工作为管理中心;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坚持以人为管理中心。实际上．在管理实践中,以工作为中心的管理方式与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之间是决定与反决定的关系。管理应以工作为中心,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根本目的;而以人为中心,关心人、管理人、改善人际关系乃是实现以工作为中心之目的的手段和重要任务。     

试析美国的五四运动研究——以博士论文为考察中心

具有着独特意涵的五四运动,自1950年代以来便成为美国博士论文的选题对象。美国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的博士论文,其研究主题经历了从梳理＂五四＂历史事实到聚焦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发展再到关注社团组织的变迁过程;同时,这些博士论文还具有内容多聚焦于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发展、研究方法存在明显范式转换、基于现实关怀的问题意识浓厚、研究主体多为华裔学者等特点。这些基于独特视角、理论方法和价值观念的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的博士论文,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引发了对五四运动的新思考,并为进一步开展五四运动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