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下移与游士之风——先秦士人文化的发展道路（三）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的急剧变革,造成了“礼崩乐坏”的文化变迁。官学下移,私学兴起,大比兴贤之制成为历史遗迹,导致士人群体发生质变。首先,“士”不再是“有职之人”或“有爵之称”,而是沦为“四民”之首。他们的入仕方式由官方的挑选变为双向选择,从而游说之风大起。其次,急剧兼并造成的人才渴求状态,以及僭国大夫笼络人心形成的礼士之风,为士人的活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主、客两大因素的相互催发,时至战国,士人心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是克服厌学,埋头苦读以改变生存环境,朝为田舍郎暮为侯王相的仕途迷幻成为当时士人社会的流行风。二是傲睨人主,倡言士贵,以道自任,舍我其谁的自我意识弥漫士林。这种自我意识的高扬与自身价值的确认,正是士人文化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原因考——以洛阳地区为中心

唐代流行厚葬,但墓志和传世文献中葬于洛阳地区的唐代士人阶层的遗言显示,一部分唐人临终有意选择将自己薄葬。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不仅可以作为墓志、传记标榜人物德行的一种途径,也是唐人对丧葬状况、社会现实进行审视的结果。个人观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多藏厚亡"思想和盗墓事件多发,均是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的主观原因;客观上,社会抵制厚葬的风气、家庭经济能力不济可能导致薄葬意愿的产生。归葬背后沉重的葬费支出也可能影响唐人选择薄葬,在外宦游的唐人临终提出薄葬,将之作为缓和新的居住模式与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故里情节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     

《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观问题

《古诗十九首》是文人有意识创作五言诗的伐山之作，其中也凝聚着士人阶层对生命观的一种普遍态度，在汉朝江河日下之时，士人面对黑暗的政治，仕进无望而对生命进行理性的反思，或是锲而不舍，仍重功名；或是生命短促，及时行乐；或是看重现世中的亲情与爱情，等等。《古诗十九首》真实再现了士人阶层此时尴尬的生存境遇，从而产生不同的生命观，此也是汉之将衰的一个折射。     

现存清代子弟书稀见文本辑佚

子弟书（单唱鼓词），是中国鼓词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阶段性产物，是以清代“旗人”阶层为社会基础而产生的一种民间曲艺曲种。文章以前人成果为鉴，补前人收录之缺，是对此前百年来清代八旗子弟书曲本进行的一次系统爬梳整理。通过曲文补遗，以期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子弟书稀见文本的第一手信息资料。     

从明清小说看中国人的诉讼观念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已为学者所公认。本文试图从明清小说资料角度，探讨中国人的诉讼观念。本文着重指出：过去法史学界一般断言的中国人“无讼”观念，实质上主要反映了官方与士人阶层代表的文化大传统的法律追求和理想；“厌讼”、“惧讼”观念，则主要体现了大众百姓代表的文化小传统的诉讼意识，并以明清小说资料揭示了这一特点。     

大家之女与贫者之妇──随园女弟子钱孟钿与汪玉轸

大家之女与贫者之妇──随园女弟子钱孟钿与汪玉轸王英志随国女弟子四十来人，基本上都出身于官宦人家或书香门第，并嫁给步入仕途的文士（未入仕途的亦是秀才），多属于社会的中等阶层。但其中亦不乏大家之女与贫者之妇，分别属于社会的上层与社会的底层。尽管二者社会地...     

关于语域

语域（register）是指具有某种具体用途的语言变体（variety），它与社会或区域方言（dialect）相对。在一个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里，不同职业、阶层、年龄、性别等等社会因素也存在语言的变体，这就叫做“社会方言”（sociolect）；而同一个言语社区里的每一个人说话也不一样，这种个人变体叫做“个人方言”（idolect），而人们在不同场合使用的语言也不同，这种言语变体就叫做“语域”（register），有时也叫做“风格”（style）。     

兰亭雅集与隐逸诗的唱和探析

中古时期,隐逸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即注重对隐逸精神的追求,其隐逸的外在形式也有所变化,随着隐逸之风的大兴,士人积极营造隐居的生活环境———园林。因此,在园林集会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兰亭集会上,士人共同创制了大量的隐逸诗来表达自我的隐逸思想,改变了隐逸诗个性创制的特征,其诗歌又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黄钟大吕，末世强音——浅论南明诗

南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既短暂而又特殊的时期.它使许多汉族士人产生一种天塌地陷、亡国灭种的战慷,一种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这也使得文人墨客、官宦士人由此而惊醒、振作,他们一改晚明以来公安、竞陵之习,大倡前后"七子"之风,重新拾起"诗言志"的传统,用诗歌来反映时政、描写现实、抒发怀抱,更用诗歌来呼吁救亡图存,激励人们起来进行反清复明的斗争,从而奏响了黄钟大吕般的末世强音.     

清代“顶凶”现象成因研究——以王树汶冤案为中心

“顶凶”是传统代刑行为的异化。王树汶冤案是清代一则典型的顶凶案例。从此例冤案来看，司法腐败不是清代“顶凶”行为泛滥的根源。官吏分途下对于吏的生存、发展权的漠视，对强盗案司法效率的过度要求，将政治稳定置于个案正义之上以及司法官与士人在报应理念下对道德正义的追求，共同导致了“顶凶”冤案的发生以及覆审翻案的艰难。尤其是对道德正义的追求，使顶凶行为具备了理论“正当性”,更是“顶凶”冤案长期存在的法文化根基，也因之成为冤案预防与纠正的难中之难。治理“顶凶”行为，预防与纠正冤案，必须在保障司法官吏的生存权、发展权基础上，尊重司法程序客观规律，协调法律正义与政治需求、社会道德标准的关系。     

宋金元时期民族观念的演化

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宋金元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士人继承隋唐以来的民族观念，通过文化论述以区别华夷；金、元易代以及宋、元鼎革时期，传统纲常里的忠君思想高涨，渐渐凌驾于士人心目中的华夷大防之上；而到由元入明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已是君臣大义而非华夷之辨，华夷之间的界限，呈现出逐渐模糊的趋势。     

汉代“设论体”赋的源头及思想变化趋势

两汉间出现的“设论体”赋,别具一格,它直接根源于宋玉的《对楚王问》及《楚辞·渔父》等文,其远祖又可追溯到《战国策》中的策士辩难。汉代的“设论体”赋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当时士人的出处态度。由于儒家思想渐次深入的影响,从东方朔的《答客难》到蔡邕的《释诲》,士人们面对怀才不遇、沉居下僚的现实,思想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较突出的变化趋势有这么三个方面：一是“修身俟命”观念越来越浓重;二是社会批判精神逐渐衰弱;三是俳谐之风渐退。     

黄宗羲与明清之际气节观的重建

从亡国之由的追问中,黄宗羲批评了士人阶层中弥漫的＂市井之气＂、＂乡愿＂之学及晚明以来士人不自振拔、逃禅等＂风节委地＂之士风。他认为,作为遗民的士人,为故国尽死节并非唯一选择,其应然的应世方式是＂持子陵之风节＂,傲活人世,竭力著述,＂抱道不仕＂新朝,在维系＂清气＂、＂扶植善类＂方面做出应有贡献。     

明清诗书论中的“不衫不履”探赜

明末清初，诸家引用唐传奇小说《虬髯客传》中“不衫不履”一词来评价人格精神，评论诗书画，使此词湮沉近六百年后，又焕发了生机。在明末社会及士林风气发生丕变，文艺上重情与尚奇之际，此词重现无疑具有象征意义。士人引此词表达乐游山水之情，体现尊情适性的观念；诗书论中俱引此词以示创作应当“重情”,同时，引此词也有打破常规、构建新的审美范式目的在内。“不衫不履”一词从人格精神评价进入诗书评论的线索是清晰的，相较于书论，此词在诗论中过早消匿却引人深思。     

愤书与尚名

“发愤著书”一向被认为是审美与艺术创造（文化创造）的一种动力，然而，却很少有人再深入一层地追问这种动力的思想或心理背景。本文认为，“发愤著书”的心理渊源为中国古代士人的尚名之风。此风春秋时即已由孔子吹起，中经屈原、司马迁等人的加强，到魏晋时成为遍吹大地的时代劲风。如果从创造主体的社会地位、心理动机出发来考察中国文化，除了象鲁迅所说的“廊庙”（庙堂）与“山林”文化之外（鲁迅讲的是“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本文作者认为亦可扩大到对文化的理解），还有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其性质既不同于“庙堂文化”，也不同子“山林文化”的“求名文化”。     

寒士诗群的地域特征及清代江南寒士的文化性格

士作为一个并非固止的阶层历来有着士大夫与寒士的朝野分流,这种朝野分流决定了士人社会职事的“志于道”与“游于艺”的分工。诗“穷者而后工”,寒士以其生活际遇的隐幽沉沦而创作了更具生活真实性、更富现实包容量、也更具艺术感染力的诗歌,因而寒士诗歌有着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本文为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研究系列论文之一,主要从文学生态地理学的角度,论列寒士诗群的地域特征及清代江南寒士的文化性格。     

士商张潮及其游戏文学

士商张潮创作和出版了大量的游戏之作，这些作品不同于书贾、稗贩用于盈利的商业投机，而是张潮不自安于商人的社会身份，以出版和创作的方式参与文化风尚，从而跻身士人阶层的有益尝试。张潮通过“韵牌”“酒牌”与文士广泛交往；以戏谑的游戏文、意象堆叠的游戏集句完成自我对“文士”身份的想象与建构；以奇趣巧思抒发著书自娱的志趣。“笔耕心织”是张潮对文人事业的概括，亦是其倾注心血的所在，他期望通过文学才能和文化事业来获得文士的尊严感、价值感。     

试论战国末年的人才流动

春秋战国时期东方诸侯国鄙秦、仇秦的观念与东方士人入秦相映成趣。东方士人的宗国观念已极淡薄,功名富贵成为一般士人的人生最高目标。在社会价值体系转变风潮的激荡下,“仕”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士阶层本身的分化和普通士人的贫困是促使东方士人仕秦的主要原因。秦王为了加强君权,用高爵厚利招徕东方士人,成为东方士人入秦的巨大吸引力;秦国缺少严格的宗法制,客观上有利于秦国引进人才。从人才地理方面看,秦国客卿主要是韩、赵、魏三晋士人;从学派方面看,秦国客卿多为法术刑名和纵横策士。客卿成为左右秦国政治的基本力量,对秦国政治贡献巨大,客卿极力推行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理论与制度垂范中国政治两千余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初士人的“时隐”意识和殉“道”精神

<正>就群体而言,元初士人阶层的隐逸意识的膨大同其地位的失落几乎是同步的。 士阶层中隐逸意识的浓淡荣枯,都能反馈或折射出时代的气息、社会各方位各层面的风貌,一切以士阶层的心轴拔转。自孔、孟规定了“仕”隐”进”退”几乎成了士人凝固性的思维格局和程式化的蠕动规律。 夷狄首次主宰中原的元代社会,无疑具有独特的个性风范,士阶层的隐逸意识的产生和强化无疑有着异于其它历史阶段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自然也有异于前后各朝的个性特     

试析宋代士人阶层妇女的生存状况

士人阶层一直都是古代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的士人也不例外。作为他们家眷的士人阶层妇女,也是古代社会重要的一份子,不能忽视她们的存在。从士人阶层妇女的生存状况角度对她们当时的生活情况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