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对华“政经分离”政策浅析

"政经分离"是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要政策之一。现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安倍内阁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政经分离",一方面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另一方面不断强调两国应就推进经济合作展开对话,并意图用"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在渲染"中国威胁"的同时,重拾"价值观外交",积极构筑对华的战略对冲。对此中国除继续坚持"政经不分离"的原则外,还应以"两手对两手",强调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进一步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     

战略跟随与外交主体性：印太视域下的日本对南亚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日本希望加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合作,不断加大对南亚国家的外交投入;但是,南亚国家之间的国力、政策取向等殊为不同,日本难以将南亚国家完全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日本对南亚的外交,一方面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紧随美国的战略脚步,战略跟随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外交主体性逐渐显露。中国应高度重视其外溢性可能产生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做好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日本对华“观光外交”的模式、成效及启示

自2010年日本政府放宽对华签证以来,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基本呈现大幅攀升趋势,2015年后一直位居外国访日游客首位。大量观光客的访日一方面对提振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也极大改善了日本在中国游客心目中的国家形象,起到了积极的公共外交成效。本文以公共外交为考察视角,首先对日本对华"观光外交"性质及模式进行界定,提炼出三类公共外交模型,并结合该外交行为的实施过程与方式,考察了其对近年来中国赴日游客数量上升趋势的影响。其次,本文探究了"中国赴日游客数量"与"中国民众对日好感度"二者间的关联度,及其对日本国内经济发展与"地方创生"战略的积极推动作用。最后,本文基于日本"观光外交"的相关经验,从前期准备、实施模式以及效果互动三个方面对中国公共外交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对未来中国开展新型大国外交、提升国家形象有所助力。     

和谐周边——中国周边外交新阶段

冷战以来,周边区域对我们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中国提出了＂和谐周边＂外交战略,＂睦邻、安邻和富邻＂是＂和谐周边＂战略的具体体现。本文从＂理念＂、＂实践＂和＂对策＂三个角度对＂和谐周边＂外交进行了全面分析。在理念上,＂和谐周边＂外交是对睦邻友好外交的＂继承与超越＂;在实践上,论述了＂和谐周边＂外交的＂成就与挑战＂;在对策上,推进＂和谐周边＂外交要注意政策上的＂退让与进取＂。     

中国公共外交与对日方略

中国公共外交处于起步阶段,在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等方面尚有较大的施展空间,在提升国家形象方面仍有较大潜力可挖。中国对日公共外交的实施,有助于推动民间交往,促进双边关系的解冻,可视为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有效方式。中日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局面,日本民众对中国看法处于恶化状态,这是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最为棘手的挑战。应开展更有效的对日公共外交:秉持两个大局的思想,奉行全局性战略;秉持战略耐心;加强人员往来,注重精英战略;秉持客观立场,做好解释和宣传;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大力开展第二轨道交流,积极开辟战略对话渠道等。     

从日本ODA政策的调整看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

日本政府的ODA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日本对其ODA政策做了不少调整。这种调整与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也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上升了, 政治含义增加了,自主性更强了,以及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等。尽管在新的政策调整下,日本表示要减少对华援助,但是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些新方向也为中国争取新的援助项目因开辟中日合作新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政府层面与日本加强在环境、人才交流、技术提供以及预防灾害、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加强与日本NGO/NPO的合作,以期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与关系改善。     

从日本ODA政策的调整看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

日本政府的ODA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日本对其ODA政策做了不少调整.这种调整与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也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上升了,政治含义增加了,自主性更强了,以及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等.尽管在新的政策调整下,日本表示要减少对华援助,但是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些新方向也为中国争取新的援助项目因开辟中日合作新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政府层面与日本加强在环境、人才交流、技术提供以及预防灾害、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加强与日本NGO/NPO的合作,以期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与关系改善.     

论中日复交前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对中日关系现实的启示

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顺应美国的对华战略需要,并服务于战后重经济、轻军事的国家发展总体战略。为了在周边构筑日本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供给地与产品市场,日本在台海两岸之间制造出彼此相互防范、敌对、竞争的局面,从中坐收两岸中国人争取日本之利。本文从国民党政权“以德报怨”对日外交的失败,分析日本对华战略的实质与特点,以及其现实影响作用。     

“反应性”视角下的日本对非洲外交

二战后,日本在调整对外关系上多体现出因受到美国等外部压力影响而做出“反应性”政策调整的态势。由于对非洲的外交基础较为薄弱,日本在不同阶段制定对非政策时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反应性”特征。日本基于不同基本动因和差异性政策取向,在对非关系发展进程中针对亚洲、中东、欧美等“第三方因素”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应性”外交趋向。特别是当下日本对华战略制衡愈演愈烈且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因素”逐渐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影响日本对非“反应性”外交的最重要参照因素。2022年日本举办的第八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确立了对非合作新方向,其视中国为在非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华开展地缘博弈的趋势愈发显著。     

历史问题与中日危机管理中的美国因素

近年来,围绕历史问题,中日关系出现危机,日本推行向美“一边倒”政策使其亚洲外交陷入孤立,从而间接损害了美日同盟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东移,对日本的要求日益增多。从战略利益出发,美国改变了在历史问题上对日“超然姿态”,开始适当敲打日本,希望开展中日关系危机管理。中国应促进美国对日工作的积极因素,构建良性发展的中美日关系。     

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CSSCI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两国主要通过高层沟通、捐赠物资等手段来合作抗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话语给双边关系注入了温情。菅义伟上台后,中日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现任岸田文雄首相更是提出了要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目标。2020年的“疫情外交”对改善和升温中日关系的短暂效应,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日本以制衡中国为国家安全利益定位的“国家利益论”和“国际贡献论”都变得越发清晰。日本已经成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日本政界似乎铁了心的“制衡中国论”所取代。已经完全超出“周边事态”、一心想要助力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日本,给中国周边外交增加了新的变数。     

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治国方略

在亚太地区与新兴大国崛起的经济权力时代,奥巴马政府以经济治国方略观将经济与市场力量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调整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推动贸易、投资与商业外交,以援助、制裁、伙伴关系等经济工具应对中国崛起、乌克兰危机等对外政策挑战,加强外交能力建设。这些举措不仅对中国产生了战略性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发挥政治影响与维护安全利益形成制约的作用。为此,我国应以公私伙伴关系深入推进对外战略转型,推进贸易、投资外交,以经济资源与手段、经济伙伴关系应对安全挑战,加强自身外交能力建设。     

印度外交理念的演进与莫迪政府外交变革初探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演变,印度外交理念中的大国理想和实用主义都在上升。2014年莫迪上台以后,加快推进外交变革,提出将印度打造成为世界"领导性强国"的战略目标,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在实用主义理念下突出外交的"两面性",并加快对外交机制、外交方式等方面的转型和升级。这冲击了南亚地区乃至整个印太地区的原有秩序。然而,未来印度外交还面临着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外战略平衡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同时也面临着中印关系竞合同时加强的长期考验。中印两国需要有效管理战略竞争,扩大战略共识,尽快走出当前战略互疑的"陷阱"。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对日外交实践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内涵丰富,外交实践富于创新,科学看待当今时代、推动实现和平与发展,精准定位中国角色、让中国与世界互为机遇,全面发展对外关系、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构成其核心内容。习近平外交新思想、新论断、新理念系统继承、创建性发展中国历代领导人有关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并在中国对日外交实践中得以充分展现:高度重视发展对日关系,从世界和平稳定与中国外交战略全局定位中日关系;坚持"两分论",团结争取广大日本民众;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原则问题绝不让步。时代背景、世界潮流特别是中国自身根本利益,决定了朝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方向引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导向,而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决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需要"量身打造"。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路径、极限与对策思考

南海问题现已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中美关系、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演进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接介入南海问题以来,其南海政策经历了政策宣示、外交介入与军事干涉等阶段。美国南海政策的逻辑原点,是出于所谓"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维护国际规则"、"维持地区军事平衡"乃至"巩固地区主导权"等多重考虑。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的南海政策以"遏制"与"抵消"的混合战略为指导,军事行动与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并渐次升级,政策实施愈发激进、顽固,成为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美两国关系与地区安全影响急剧突出。中国未来的南海战略塑造应注重形势变化,多种手段并重,有效化解该方向日渐突出的战略挑战。     

“新北方政策”下的韩俄远东-北极合作及对中国启示

韩国总统文在寅2017年提出"新北方政策"及其落实措施"九桥战略",旨在加强与俄罗斯在远东和北极地区的合作,开拓新的能源资源基地,打造连通韩国与俄罗斯、欧洲的战略走廊。北极航道和"勒拿河走廊"因此成为这一政策的主轴。韩国的主张得到俄罗斯的积极呼应,两国务实合作快速发展。韩国同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展开了包括"民心相通"的全方位外交。"新北方政策"和"九桥战略"高度关联中国利益。韩国在对俄北极外交,特别是在勒拿河走廊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值得研究和借鉴。     

美国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及中国应对之策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战略思想体系的顶层设计,亦是美国学术界观察和评析中国外交关注的核心概念。美国学者从2013年开始发表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著述,认为该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其提出与中国实力增长密切相关,反映了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战略诉求,其实践包括开展周边外交、打造经济共同体和参与全球治理。美国学者主要采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安全共同体三种理论视角来解读该理念,并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中国应进一步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美国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利用二轨和非官方机制来深化与美国的沟通,有针对性地化解美国学者的误解和偏见,探寻中美合作新路径。     

日本外交政策辩论和大国博弈中的中日关系

日本在后冷战时期就其外交方向展开了历经十多年的政策辩论,从而达成了"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的共识。这已经是日本近代以来的第三次外交政策辩论。日本的每一次政策辩论,都带来了具有根本方向性的外交转型,同时也对日本对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把中日关系放到亚太地区大国博弈的大格局来看,更能说明"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一铁律。中国应认真研究日本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和思潮的发展与互动,从亚太地区大国博弈的战略高度出发,充分利用并发挥中日关系中的正面因素,在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积极推动对日外交,从而逐渐改变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不对等状态。     

学界简讯

中华日本学会召开“当前的中日关系 与今后的对日政策”座谈会 2003年7月28日,中华日本学会在京召开了“当前的中日关系与今后的对日政策”座谈会。刘德有会长主持会议,副会长蒋立峰、骆为龙、王效贤及在京学者约30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与会学者围绕如何从国际大背景下观察和认识中日关系、如何在我国外交战略中对日本进行定位等     

安倍“战略外交”及其对华影响评析

安倍上台以来,以"俯瞰地球仪"视野倾力推动其所谓的"战略外交"。战略外交的开展,以深刻的国内外形势变动及日本战略调整为背景,以维护体系、提升政治、助推经济、保障安全、制衡中国为主要目标,以政治性外交、经济外交、安全防务外交、社会文化外交为达成路径,以全球治理、"价值观"纽带、经济协力、安全合作、社会贡献等为实施方法,行为特点则有顶层设计、综合统筹、全球经略、借美出海、内外互动等。战略外交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展开的"包围外交",已在战略、外交、安全、经济等多个层面,对中国的发展及安全利益产生影响。中国应着眼全球、着手双多边,保持定力、扬长避短、多向操作、综合平衡,展开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