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公债案述评

国民政府1936年发行的统一公债不是新发债项,而是以发行新债票的形式对原有各项内债进行的第二次整理。国民政府因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对各项内债的本息延期偿还,发行统一公债五种债票换偿各种旧债未偿债票,同时延长各债的还本付息年限并降低利率。统一公债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负担,但其负面影响仍是主要的。     

“十五”时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实证分析

国债发行规模适度与否,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制约,一方面是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另一方面是承购者的应债能力或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从我国近年国债发行的实际情况看,已经达到了较大的规模,国债依存度较高,财政的还本付息压力沉重。因此,“十五”期间在确定国债发行规模时,应适当放慢国债数量的增长速度,主要考虑财政功能的发挥,并注意压缩财政赤字。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关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和薄弱之处,如关于研究时段的不平衡问题,关于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面的问题,关于运用现代财政理论和公债理论来分析、研究的问题等等,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国民政府外债史的研究才能更上一个层次.     

商人团体与政府债务:以1927—1937年公债为中心

国民政府时期的商会组织对公债问题尤为关注。不仅与政府协商公债发行,谋求政府做出示信承诺,围绕公债还努力搭建政商沟通渠道。作为民间商人团体一直"在场"参与政府公债整理。商会在参与公债运行之中还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不仅加入公债基金组织发挥协调作用,而且联络银钱业共谋建立债权管理机构。通过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等组织与政府就整理本息、基金保管展开了互动与博弈以求达到维系商人团体债权利益、构建债信秩序进而规避风险目的。透过公债运行以及整理,商会对推进国家信用构建亦发挥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清末“爱国公债”发行探析

在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发行之后,清廷本已衰微的政府债信更加缺失。此后,清廷不再轻言"公债发行"。但辛亥革命爆发导致破落的政府财政更加陷入绝境,使清廷无暇顾及所谓的"舆论反对"、"政府债信缺失",再次发行国内公债——"爱国公债"。从理论上讲,"爱国公债"发行社会对象更具有广泛性;因有金融机构直接参与,现代信用条件也更为具备。但此时风雨飘摇中的清朝政府债信已经荡然无存,普通商民对此公债几乎没有什么认购。清朝统治结束后,该项公债由袁世凯政府接续办理。     

我国国债规模浅析

目前,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债务负担率增长较快,债务支出效率不高,而从居民应债能力看,扩大国债规模仍有一定潜力。在财政本身债务负担沉重,但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却相对宽松这一悖论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财政体制背景。我国经济当前的具体情况决定了短期内压缩国债规模不具有可行性,而减轻财政债务负担的出路在于:完善税制,清理、整顿各种预算外收入和非税收入渠道,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支出效益;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率以加强政府偿债能力;合理优化国债期限结构。     

1927～1937年国民政府公债市场监管体制评析

为了保证公债的信用和发行 ,南京国民政府在公债市场监管体系的建立方面是非常重视的 ,并且也做了相当的努力。从结果来看 ,其公债市场规范化程度较之北洋时期有了较大提高。巨额债券的发行和流通使南京国民政府得以稳定和统一 ,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国家建设 ,这对随之降临的抗战乃至最后胜利都有深远的影响。有人以公债流通市场上投机现象严重、流通市场稳定性差 ,来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市场监管力度不够 ,笔者认为这些大多数都是非市场因素引起的 ,远非公债市场监管体制本身所能解决     

关于我国国债规模的理性思考

发行国债在给经济运行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 ,也带来了债务风险。确定适度的国债规模应当从政府宏观调控的需要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 ,充分考虑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国债还本付息和国民经济应债能力等因素。     

论公债的宪法基础

公债的发行涉及国家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并且由于公债发行产生一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具备宪法关系的形式特征,所以有必要从宪法的角度对公债进行研究.公债发行的宪法依据是我国<宪法>第14条第三款.由于公债发行会对法律保留原则、民主原则、平等原则构成破坏,所以有必要设定公债的宪法界限.公债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公债属于一种公法之债,有关公债的争议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税收与公债的最优组合分析

如果政府支出的来源只有税收和公债，那么政府应如何安排税收和公债的份额，并使政府支出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本文试图通过建立模型来说明实现充分就业的税收与公债的最优组合确定。从而希望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阐述一国的税收规模、公债发行规模的变化趋势及两者之间的组合问题     

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对象刍议——以国民政府1927年至1937年为例

192 7年至 1 93 7年 ,南京国民政府举借大量内债。作为内债史的研究对象 ,不仅包括公开发行的公债库券 ,还应该包括非公开发行的直接借款和以债券抵押借款 ;应当搞清所论及债项的直接举借主体 ,把该时期经国民政府批准或授权的由各直属部门各机构出面举借的各债项都考虑在内。也要从债权方的角度出发 ,研究金融业对待内债问题的态度。此外 ,通过研究起中介作用的团体和机构来考察这一时期内债问题的特殊性 ,同样是拓宽内债问题研究领域的需要。在掌握史料和弄清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内债史的研究领域 ,有助于构建较为完整和科学的内债史研究体系 ,同时也有助于对 1 92 7年至 1 93 7年的某些重大问题 ,做出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     

论政府债务融资空间的拓展

政府债务融资是调整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然而 ,目前中国的国债规模陷入了“财政债务重负和国民应债能力宽松”的悖论之中 ,实际情况是 ,在经济转型和社会保障制度十分欠缺的情况下 ,我国居民大量储蓄存款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替代社会保障功能。因此 ,我国国债市场容量与发行空间的衡量不能仅仅依据居民储蓄率较高这些指标。两全其美的出路在于 :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加大政府债务融资力度     

甲午“息借商款”述略

光绪二十年(1894),清政府以“息借商款”的名义,在国内向绅商募借资金。此次“息借商款”与洋务运动时期吸收商股创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以类似公债形式在民间筹措款项,虽然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行的公债尚有很大区别,并与四年后同样是由清政府发行的“昭信股票”(名为股票,实际是公债)也有所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仍可看作是中国历史上发行公债之嚆矢。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政府向民间募债称得上是一种新事物。如《民国财政史》作者贾士毅所说:“我国古时,以负债为病,周赧之台,良史垂戒”。封建社会中,作为政权象征的     

广东近代地方公债史研究(1912—1936年)

民初广东政局跌宕,经济封闭。公债发行竟多达20余次,实售总额近2亿元,其次数多,债额大,居各省之冠。且债券币制特殊,自成体系。巨额债务用途殊异,尽管曾对北伐战争和本省实业建设有过贡献,但大量的却是为新旧军阀混战服务,具有浓厚的封建军事性质。发行公债是统治当局筹措财政经费的重要来源,借此积累财富,扩充地方官僚资本实力。公债养肥了金融投机势力,扼杀产业资本,实为沉重的超额经济负担。历届政府不守债誉,骇人听闻,徒增商民的苦痛。一部混乱的公债史充分反映出广东近代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状况。     

建立我国地方公债制度的探讨

举借地方公债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增强财政能力的普遍做法。本文从分析我国发行地方公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入手 ,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做法 ,结合我国国情 ,全面设计了我国地方公债制度 ,并提出建立地方公债的监督管理机制以及注重地方公债与国债在发行和使用上的协调。     

政治对立下的债权博弈:新发现“孙文发售债票案”及相关问题述论

本文通过对新发现的"孙文发售债票案"原始档案资料的考察,追溯了孙中山建立护法军政府发行公债的背景及其历史过程。结合此次公债发行,站在公债发行权冲突的角度上看,南北政府均通过公债等借款进行博弈。公债发行权的争夺实质上反映了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政治的较量与政权合法性的争夺。通过公债发售一案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的艰难历程。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改征实物的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于1941年6月16日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对于这一措施应如何评价?在以往的论著当中,多谓此举“是四大家族掠夺、搜刮农民粮食的一种暴政”,是“国民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一种搜刮手段”。有的虽然作了比较客观的论述,也是闪烁其词,似是而非。总之,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这一举措尚阙公正评说。笔者以为,此实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需要的一大改革,它在当时对     

关于建立我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研究

发行地方公债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增强财政能力的普遍做法。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还只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尚未应用于实践。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方公债较高的信誉度、收益回报率和较强的认购能力,以及地方借款的存在都为我国地方公债的发行提供了可能性。鉴于此,本文将在我国地方公债发行背景的基础上,分析地方公债发行的可行性,并提出我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具体设计,以供参考。     

地方公债、财政分权与宪政的实现

面对国内外严峻的金融和经济形势,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地方政府的18万亿配套资金.但地方政府的钱从何来,则是一个非常现实和紧迫的问题.近来,地方公债问题再次被讨论并拟建立由国务院审批、财政部代为发行的地方公债制度.对于存在一定程度财政分权的中国来说,地方政府应享有发行地方公债的权力,基于立法保留原则的限制,该制度应由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程序建立.事实上,地方公债和分税制是财政分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其不但与中央、地方的权限划分有一定的渊源,也关乎我国宪政建设的进程.     

国民政府1932年公债整理案述评

从1927年5月到1932年1月的5年中，国民政府为应付庞大的军政、债务费用的支出 ，发行了10亿多元的内债(internal bonds)，而为这些内债提供担保的各种税收，在“九· 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急剧减少，国民政府不堪重负，遂于1932年2月进行公债 整理，其主要内容是：每月由海关税项下拨出860万元，作为偿付所有债券本息的基金；除 极个别公债不变外，所有债券均改为年息6厘计算，还本期限悉延长为以前的一倍左右，等 等。公债整理案的实行，对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