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纳斯的他者:法国哲学的异质性理路

对他者的诠释实际上直接揭开了人们对自我理解的角度和深度。如果说自我或主体性正是现代性哲学的主导性话语,那么,他者就既不是作为边边角角的“其余”(other,etc)(这正是他者理论要解构的对象),也不是所谓对异域的观“奇”(“奇”“怪”正是“自”以为“是”的反应),而恰恰是     

道教对中唐"怪奇"诗风的影响

"怪奇"诗风是唐诗风格中重要的一系,其形成与道教的影响有关.中唐诗坛表现出的尚"怪奇"倾向与儒家传统的诗教观念相异,而与此时期崇道的文化氛围紧密相联.中唐道教文化中鬼神观念的凸现不仅为文人提供了创作素材,而且对一些诗人的世界观、心理状态及其诗风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家道教"齐物"与"颠倒"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诗人"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道教语言植入诗歌是中唐诗风"怪奇"的又一重要因素.     

以性统情，裱丽婉至--杨慎“主情”诗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研究

杨慎在哲学上主张“合性情”,反对将“性”“情”割裂来谈,同时又强调“以性统情”,使情欲在性的指引下得到合理发展与满足。杨慎“约情合性”“缘情绮靡”“含蓄蕴藉”的诗学主张便是这种“性情”观的体现。他还以自己的创作部分地实践了这种诗学观念,从而形成一种“穰丽婉至”的诗风。     

宋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论考——兼谈理学对词论之影响

宋代士大夫优厚的政治待遇、良好的文教氛围、积极进取的儒者精神以及边境之患的社会现实赋予宋人经学与诗学别样之风采.就经学对诗学之影响而言,要者有三:一是宋代经学致用与心学心性观念的两极融通,直接影响了宋代诗学讲求义理与平淡融合的诗风;二是宋代经学对于人格道德的约束与对哲思体会的强调,促发了诗歌讲求“言之悟”与“理之趣”的诗学主旨;三是宋代经学在学术言说方式与诗学文体上面有着交叉之处.而且,宋代理学对词的影响导致词有着从艳情到诗化、由诗化到雅化继而经学化的转变轨迹.宋代经学与诗学之关系对后世经学与诗学之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叶维廉比较诗学中的庄子情结

叶维廉的比较诗学在 2 0世纪后期的华人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在着力揭示受道家影响的中国诗学与西方传统诗学美感视域的差异的同时 ,又极力探寻它与西方现代美学的汇通之处。在这一“同异全识”的比较诗学框架中 ,庄子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位置。揭示这一点 ,既有助于去除西方诗学对中国诗学的遮蔽 ,也为中国诗学通于世界、通于当代、实现其现代转换提供了重要启示。     

韩愈碑志的小说性

陈寅恪认为唐代小说与古文运动联系紧密,而且认为韩愈也是“爱好小说之人”。韩愈的碑志有非常明显的小说因素。他写的碑志追求“奇”,也正是因为这种“奇”,使得韩愈的碑志具有了传奇性。韩愈碑志结构里同样渗透着“史才、诗笔、议论”所谓传奇的结构特点。再有从《柳州罗池庙碑》中,我们也能发现六朝志怪对于韩愈的影响。以上种种,可以作为陈先生观点的一点旁证。     

魏晋诗歌“清”美艺术探微

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清”是很高的美学境界。而魏晋诗歌又深受魏晋玄风熏染 ，在人与自然逐渐走向亲和的同时，在“清”美诗风的追求上也显示出独特的面貌。通 过考察魏晋几个重要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创作，旨在剖析这一时期诗歌尚清的特征。     

破江西派藩篱 创诚斋体趣味——杨万里对诗学理论的贡献

杨万里的诗学理论,表现在:以通变的辩证态度对待遗产,以大自然为诗本,追求有趣有味的艺术个性,崇尚新奇独创、标举“活法”为诗四个方面。这些对“江西”诗的突破,使他成为开一代诗风的重要诗家,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他本人的诗歌创作,也正是在他诗论的指导下,在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中前进的。构成独具特色的“诚斋体”。     

中国诗学解释学中的“声解”小传统

在“歌诗”“乐诗”的深刻影响下,中国诗学形成了一种以“玩味声调”来解释诗歌的解诗理论.它强调“审音”不仅可以“观志”、“体味”与“传神”,而且还可以“辨体”,即从声音入手辨识诗歌的时代风尚和个人风格.此外,以声解诗与传统认同也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声音这一特殊管道,学习者一方面可体会诗作的不同韵味和意义,另一方面可揣摩作品所包含的时代或个人风貌,为继承和发展某种诗风打下坚实基础.此种声解理论是中国诗学解释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小传统”.     

内心隐微的坦露与灵魂形象的建造——七等生小说断论

七等生是个风格独异、个性鲜明的文学“怪杰”。他在台湾文坛上的出现,有如一颗光奇色异的新星从海岛上空悄然划过,给台湾文学界带来一片困惑与不安,也使许多人为之神纷意乱,从而成了人们探索、争议的一个焦点。其实,七等生的“怪”,并非故弄玄虚,也不是有意“立异造奇”,而是一位虔诚文学使徒的执着追求。本文拟就七等生小说的自我表现、内心刻划与灵魂形象塑造这个问题作一断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七等生三十多年来与众不同的文学追求。     

论赵执信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

与清初诗坛其他“宗唐”者专意于某一诗人或某一诗风不同，赵执信宗法唐之诗歌精神。在“宗唐”旗帜下，他力图包容诸端、“兼擅并美”。考察赵执信的诗歌创作，与其诗学思想大致相符，即多种风格均擅，阳刚之美虽为主流，但并不偏废其余风格     

金圣叹文论二题

尽管金圣叹的“三境”说、“动心”说与西方“接受理论”、“移情”说名称有异 ,内涵也不完全相同 ,所侧重的方面也有不同 ,但它们之间确有许多一致之处 ,显示了中西文论家具有共同的文旨诗心。这为中西诗学的互照互释提供了又一例证     

从欧阳修对梅尧臣诗的品评看北宋诗学的发生

刘克庄《后村诗话》里说:“欧公诗如昌黎,不当以诗论.本朝诗唯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熄,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显然,刘克庄是以欧阳修、尹洙和梅尧臣为宋初诗文革新不同方面的代表的.暂且撇开后村以学韩愈“以文为诗”非难欧诗不谈,其“本朝诗”之谓是有深刻含义的.首先,宋初诗歌创作跟唐代相比,显得零乱孱弱,缺少完整意义上的体格之变,到梅尧臣时,才开始唱出一代新声.其次,“本朝诗”不单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暗含着对于一代诗风的体认,亦即“本朝诗”的体格与前代诗歌尤其是唐诗判然有别.这样看来,刘克庄是把梅尧臣当作宋诗艺术风格的开创者的,即如许学夷所言“至梅尧臣,才力稍强,始欲自立门户,故多创为奇变.”但是,假如从宋初诗文革新的总体来看,欧阳修诗歌创作虽稍晚于梅,却更富实绩,并且欧诗的“奇变”到后来更是远远超过了梅诗.二人在宋诗初创的路途中颉颃而行,欧阳修从始至终对梅诗风格的发展都有着敏锐的感知和深入的品评,这些品评一方面揭示着梅尧臣这位宋诗“开山祖师”诗风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包含了欧阳修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他对宋诗革新中所出现的一些重要审美特征的把握.这些内容表征着北宋诗学的发生.     

庞德的意象

“意象”在诗学、心理学和美学中的含义并不相同。人类自有诗歌以来都是运用意象的，但是并未把意象的使用当作诗歌创作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表现手段，而是在一段具体的意象描写之后引出“提高一层次”的轴象的抒情或说理。美国诗坛的一代宗师庞德追求的意象是诗学意义上的纯意象诗中的意象。庞德（EzraPound1885、1972），美国当代文坛祭酒，诗坛泰斗，意象派大师与早期领袖，西方诗坛三巨星之一，他的开放清新的诗风一直为后来的诗人奉为圭桌，他发现和培养了又略特、海明成、泰戈尔、罗伯特·弗洛斯特、乔伊斯等著名诗人。意象派是本世纪…     

元和体、长庆体与元白体论析

元和体、长庆体、元白体是研究元稹、白居易诗学乃至中唐以后诗学演进必须弄清的基本范畴。在后世诗学视域中,元和体外延要么超出、小于或游离于其原初内涵。长庆体既可指"长庆长篇"七言歌行,也可指其所有的"古体"及七言律诗,还可指元、白浅切平易的诗风。元白体真正作为一个诗学范畴出现时,最初是指元、白创作表现出来的"顺熟"、"浅易"的诗风,后认识趋向多元化。     

福柯的主体诗学——一种未来实践哲学构想

福柯后期思想发生了“伦理转向”,即从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转向了以自我风格化为旨趣的主体诗学。他从“性经验史”中去发掘古希腊的“自我文化”,由此来思考主体如何构建自身的自我伦理学问题。结合古希腊人的“自我技术”和他投入同性恋的性试验,福柯企图把人的生命存在转变成一种审美化的自我塑造活动,因而提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促成新型主体转变的生存美学。在他的后期著述中,其不遗余力探讨的主体诗学是以维护身体快感的自由为目标的,是以主体审美化的自我创生为前提的。福柯的主体诗学,无疑是在诉诸一种“伦理政治”的抵抗策略。这种伦理政治以其局部的和分散的斗争方式,体现了一种多形态实践的和审美主义的后现代政治取向。     

谢灵运、谢朓诗风比较论

谢灵运“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且“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又“尚巧似”,诗风以繁富典丽为主,又有清新明丽的特色。谢朓于旧识中见新情,倡导“圆美流转如弹丸”的诗境,诗风以清丽高华为主,又有细密幽寒之一面。二人面目不同而有相近之处,成为山水诗的双璧。     

论南宋“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嬗变

南宋诗坛“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变迁可从三个层面谈起：首先,江西诗派“以禅喻诗”,注重从“渐修”到“顿悟”,目的在于追求流转圆美的诗歌境界,以此纠正江西诗派后学的模拟之弊;其次,主张走出江西诗风限制的诗人,则主张以“顿悟”为先,其中以严羽最为代表,目的在于回归“吟咏情性”的复古诗风。其三,南宋晚期,诗坛甚至出现了对“以禅喻诗”的反驳,认为诗与禅应回归“本位”,二者之间并无相似之处。南宋“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演变旁证了南宋诗学思想史的发展历程。     

闻一多文化诗学论

闻一多诗学既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又有独特的审美诗性品格。这种文化与诗学的交融,首先表现在理性与感性、思与诗的结合上,其理性精神———个体主体性、公共文化精神与创造民族国家想象的互渗互动,构成了他的冷静地、科学地把握世界、理解人生的方式;其诗性把握———生命狂欢、宗教的形而上追求以及“兽性”,“野性”之类民族强力的提倡等,则形成了他诗意地、动情地体验、沉醉于世界人生的方式,二者的结合体现了理性转向与诗性转向的世界文化思潮。其次,表现在一方面他的诗歌及其他文本、话语历史化、文化化,笔底凸显一个“文化中国”,另一方面他对历史与文化的关怀与研究又渗透着诗性和艺术的形上精神,因而历史与文化又被文本化、话语化乃至审美化了。再次,从20世纪文化的整体语境、特别是欧战后重物质、轻精神的世界潮流和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中,闻一多诗学显示出其文化的整体性、开放性的特点,而他的诗学的一些独创性命题如“纯形”“三美”“浑括”“审丑”等又是在这种文化整体语境中被激活并显示出其独特性的。     

李梦阳与明代中州诗坛

李梦阳与明代中州诗人有着密切交往,他对中州诗坛的诗风走向有着引导和影响之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正面引导中州诗人诗学复古;二是在李梦阳因拘泥体裁法度而陷于模拟之弊的负面刺激下,中州诗人对其思想进行反思,形成以道为本、肯定自然诗风、强调自抒性情的诗学观,努力修正复古运动后期出现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