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人眼中的疫病

在汉代,疾疫被看做是"灾异"的一种.时人认为,君王"不明"、德行不盛都会引发疾疫,由此逐渐衍化为一种神秘的以灾异附会社会人事的灾异说.由于在当时医疗技术落后,因恶鬼造成疫病的看法十分普遍,祈祷逐疫去病的仪式也十分盛行,这反映了天命禳灾的思想.汉代进步的疫病观认为,疾疫的发生是"天地之道"和自然规律,主张用医药救治抗疫,并指出,得了疫病后让患者喝符水和祈祷,"无益于治病",是愚蠢之举.     

汉代婚姻形态及其启示

西汉初期的婚姻形态大都承袭秦制,经过两汉400余年的演变,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蓝本。在此,从汉代婚姻形态的社会与思想文化背景、汉代妇女的法律地位、汉代婚姻形态的演变、汉代的结婚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论儒学与两汉复仇之风

论儒学与两汉复仇之风刘厚琴汉代独尊儒术，以经学治国。儒家思想渗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考察汉代社会风俗可知，其时复仇之风十分盛行，复仇已经成为汉代社会的突出问题。儒学与两汉复仇之风有无关系？若有，这种关系达到了何种程度？本文拟作初步探讨。复仇在上...     

略论汉代边关文明的代价

两汉时期在今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曾分布着大量的两汉边关屯戍机构和屯戍点,它们既是汉代西北边关屯戍制度极度完善与发展的集中体现,也曾对汉朝国家安全,西北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然而,汉代西北边关屯戍的过度发展,不仅给汉代国家的长期文明繁荣带来了隐患,而且也给两汉以后历朝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论两汉时代的乡村神祇崇拜

两汉时代正处在中国古代宗教的萌生阶段 ,乡间社会充满着浓厚的原始信仰与原始崇拜气氛 ,人们所崇仰、祭祀的神、鬼怪多种多样 ,对待它们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一切构成了汉代乡村社会神崇拜的独特风格。也构成了汉代社会精神世界的重要基点     

论两汉时代的乡村神祗崇拜

两汉时代正处在中国古代宗教的萌生阶段,乡间社会充满着浓厚的原始信仰与原始崇拜气氛,人们所崇仰、祭祀的神祗、鬼怪多种多样,对待它们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一切构成了汉代乡村社会神祇崇拜的独特风格.也构成了汉代社会精神世界的重要基点.     

论汉代妇女贞节礼教的定型

两汉时期妇女贞节礼教趋于定型,具体表现在礼学和女教著述的涌现、宣扬贞节的理论严密而系统、政府对贞节干预的常规化、以及女性恪守贞节行为的增多.在礼教的推动下,两汉女性贞节观念随之经历了一个由淡薄到强化的过程,至东汉后期贞节观念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认可.汉代的贞节礼教无论在贞节理论、宣扬贞节的方式以及女性恪守贞节的行为等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汉代诸子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德治”和“法治”是先秦诸子重要的治国理论 ,两汉时期的思想家们大大发展丰富了这一思想理论并付诸于社会实践。一般而言 ,在封建皇朝建立前期 ,统治者大多采纳思想家们以德治为主的治国方略 ,如两汉前期。两汉中期 ,封建皇朝臻于鼎盛 ,则是“德法并重”思想的产生和实施阶段。而到两汉末期 ,社会各种矛盾激化 ,政局动荡 ,“德法并举”思想又演变为重法治 ,轻德治。这种因时而变的思想 ,反映出了汉代诸子的聪明睿智 ,有效地维护、巩固了封建统治 ,这正是汉代诸子为后人及今天的我们提供的最为宝贵的历史经验     

汉代匈奴区的自然灾害及对汉匈关系的影响

两汉时期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有12次,灾种有雪灾、寒冻灾、人畜疫灾、旱灾和蝗灾等。汉代留下的发生在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虽然不多,但很重要,严重的灾情对匈奴社会的发展和汉匈关系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们认识匈奴历史和汉匈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淫祀之禁与汉代地方社会

汉代淫祀之风盛行,对汉代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礼仪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一些有识的政治家和地方官吏竭力主张禁绝淫祀.淫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产生和沿袭有其自身规律,加之其与地方社会有着利益上的纠缠及难以逾越的时代藩篱等因素造成两汉淫祀屡禁不绝.     

两汉关内侯的爵位变动

两汉关内侯的爵位变动以关内侯进爵列侯为主导,并以西汉关内侯免为庶人(或夺爵为士伍)作为补充。汉代关内侯的爵位变动呈现阶段性、身份化、时代性和严格等极化的特征,既反映了关内侯重要权益、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变动,又体现了政局变迁和二十等爵制调整。爵位变动成为两汉皇帝对关内侯群体实施政治控制和身份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具有维护社会等级秩序、调整政治等级结构、巩固政权统治基础和加速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社会功能。然而由于法律严酷、权臣干预、频繁而又残酷的权力斗争,汉代关内侯的爵位变动也存在赏罚不公、赏罚滞后等弊端,不仅削弱了皇权对高爵群体的政治支配性和身份控制力,而且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矛盾与权力斗争。     

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瘟疫研究

两汉时期的中原地区是瘟疫高发区,尤其是东汉中后期出现了疫病高峰,导致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造成经济萧条,引发人们的信仰危机,给中原大地社会、经济及家庭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诱发瘟疫的因素,主要有生态环境的失调、寒暑错时、乱世混战及民众的不良习俗等所致。为了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汉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救治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有效防治疫情,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疫情,给生还者以心灵安慰,为灾区疫后民众的生活重建和生产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抗疫故事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在全球爆发,中国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之后,积极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的抗疫故事。面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抗疫故事,可以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传播中国的抗疫智慧,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世界各国抗疫自信心。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在抗疫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抗疫精神与民族精神、讲述中华儿女的英雄事迹、讲述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可以通过全体中华儿女、国内主流媒体、驻外使馆等不同的主体用多种方式来讲述。     

抗疫人民力量：内涵、根源、作用与疫后弘扬

抗疫人民力量,本质上是遵规守纪、服从大局的政治力量,是负重逆行、勇赴国难的道义力量,更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力量。抗疫人民力量,源于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榜样的诚心感动,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政治自信,对中国社会治理能力的高度信任,对中华道义传统的纯朴坚守,在抗疫过程中具有助力抗疫决策的成功落实、抗疫物资的有效供给、全民抗疫的团结协作、抗疫战争的全面胜利等重要作用。抗疫人民力量既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凭借,也是疫后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民力量。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论汉代河洛地区的社会信仰

河洛文化是两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汉代社会文化的缩影。汉代是河洛文化的重要发 展时期，东汉王朝定都洛阳，丰富和拓展了河洛文化的内涵，河洛地区形成了以重孝、追求现世安乐和长 寿、升仙为主的社会信仰。其中孝道对后世影响巨大，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灾疫失律:人类社会的当代生存境遇

当代灾疫研究的生存论前提是世界的生态整体性.生态整体观不应止于经验领域,而须上升为超验的思维方法.受生态整体性的制约,灾害与疫病都具有一定的时空韵律性,但诸种社会因素使当代灾疫失去了既有的时空韵律,灾疫失律构入了人类的生存境遇.包括灾疫应对在内的人类行为,需要复归于生态整体精神.     

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

在两汉时代,民众对于时政有着很强的参与意识,这在当时时政谣谚的广泛流传上得以充分体现。这些谣谚涉及到国政大事、官员治政、官场风气等方方面面,喊出了民众的心声与感受,表达了百姓的倾向与爱憎,对汉代的政治与吏治起到了一定的衡量与监督作用,构成了汉代社会一幅难得的政治风情画卷。     

汉代骚体赋创作动因管窥——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

论文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探讨这种压力对骚体赋创作的意义。两汉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使汉代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笼罩在皇权的威严之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特点又施加给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压力。以汉代历史发展进程为序,两汉文士的政治思想压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汉初意识形态压制下的痛苦;西汉前中期诸王宾客的危机感;汉武帝朝文士对专制统治的畏惧;东汉文士在宦官外戚乱政下的不安全感。这些压力成为汉代骚体赋创作的重要动因。     

清代救灾体制转换与公共管理近代转型——效能分析与基层案例比较

通过对乾隆江苏如皋饥疫的恶性案例、光绪山东惠民水灾的良性案例与宣统直隶保定新法防疫三个清代救灾案例的比较考察,可以看出由救灾体制所代表的社会危机公共管理体制,在清中后期,伴随社会变动而经历了从传统模式向近代模式的转换。这一转型过程表明,体制性质而非官员素质是决定救灾效能的决定因素,体制组织化是社会公共管理的制度保障,官民力量的整合,使救灾成为集中全社会力量共同进行的公共事业,因而使救灾效能比较显著。这是社会管理制度近代转型的体现。可见清末"社会救助中封建国家的作用"并未下降,反而在体制转型中更加开放、多元、强化而有效。救灾体制转换所显示的效能示范,彰显了新式救灾体制的优势,促进了社会公共管理模式的近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