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与融合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及功能蕴含并应合着民主政治的两重内在追求。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表征为实然民主和应然民主的背离、现实民主和理想民主的落差、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脱节。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加强程序化、法制化建设是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途径。     

晋西北家族村落现代化的繁难进程--山西河曲范庄的个案研究

范庄位于晋西北的河曲县,这里依山傍水,凝聚了农耕与游牧、中原与边塞多种文化的内涵.通过文献法、访谈法、实地观察法等形式的综合调查,可以看到当地民众的生活图景,从而由家族村落习俗角度探求其发展滞后的原因,即家族村落习俗与现代化发展的关连;进而从一般意义上加深对北方家族村落的理解,为南北方家族村落的比较研究提供实证.     

中国民主建设研究：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分析载体

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载体分析中国民主建设,则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价值理性层面上关于民主的价值诉求和应然设定,一是工具理性层面上关于民主的实现形式及其操作效用。价值理性对我国民主建设具有价值导向、价值激励、价值规范功能;工具理性则发挥着实现民主价值、规制民主运行、提高民主效能、培养民主习性的作用。就现实而言,工具理性层面上的民主制度、体制、机制、程序等尚处于不定型、不完善、不丰富的状态,整体上落后于价值理性,突出表现为民主理念先进但民主行动迟缓、民主目标明确但民主手段缺乏、民主形式与本质存在脱节、民主现实与理想出现落差。因此,我国民主建设的重心应该是工具理性。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加强工具理性建设,重点是深化党的领导体制、人大制度、行政体制和选举制度改革,着重解决权力高度集中、人大监督权虚置、政府治理效能低下、选举形式化等问题,以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中国现代政治意识建构中的工具理性建设

中国传统政治意识在遭遇近代西学之后逐渐趋于支离破碎。伴随着传统政治意识的碎片化,中国现代政治意识开始重新建构。然而,现代政治意识的建构在中国不仅一波三折,而且其内部结构也不平衡,价值理性明显地占有优势地位,而工具理性则不够健全。工具理性不够健全,一方面导致了形式、程序等在政治生活中的残缺,形式与程序落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公民理性的不足,公民既缺乏充分的认知理性,也缺乏必要的行为理性。充实和健全现代政治意识工具理性迫切地要求政治学特别是政治科学既要充分吸收西方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范式、结论等优秀成果,更要加速其本土化与普及化的进程,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     

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逻辑与挑战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健康码"治理为分析样本,从结构、功能、价值三个层面揭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挑战。结构层面,应急管理体系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破除了制度性障碍,但同时也加深了权责失衡的风险。功能层面,技术赋能在资源整合、模式维持、目标实现、系统适应等方面迎合了重大风险治理的客观需要,但技术工具适用范围有限且不能解决技术相关问题。价值层面,技术赋能的理性追求与风险治理的善治导向具有一致性,然而效益至上的工具理性难以突破理性吊诡的困境。为此,应建立健全技术赋能制度体系,在制度理性规范下更好地发挥技术赋能的功效。     

当代中国民主建设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内涵及功能蕴含并应合着民主政治的两重内在追求;二者的分裂表征体现为实然民主和应然民主的背离、现实民主和理想民主的落差、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脱节;二者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是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加强程序化、法律化建设是二者融合统一的现实路径。     

村落家族文化与当代中国现代化——《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评介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一书是王沪宁先生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 ,进行了理论一般分析 ,以求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乡村发展作出回答。与一般的现代化研究将政治、经济作为研究对象不同 ,该书从家族文化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 ,得出了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观点和结论。全书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实证的调查报告 :二是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在调查报告部分 ,本书选取了较有典型性的 15个自然村落 ,对这些村落的历史演变、家族构成、正式组织状况、家族内部的权威构成与互动、家族与外界…     

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理性进路

在工具理性张扬的当代中国,诉求价值理性的关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凸显人对历史和现实反思形成的价值智慧、价值良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政府主导与组织主力的互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进路。始终胸怀13亿人的共同理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     

网络空间的人文精神缺失——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人文反思

对虚拟网络的过度崇拜与依赖,使原本稳定的、以理性为中心的主体遭受异质性、分散化、多重化的对抗,进而在社会人文层面,表现为工具理性的极度张扬和价值理性的相对萎缩,并通过技术观、伦理观和文化价值观的异化集中反映出来.网络空间人文精神的缺失,首先表现为工具理性在技术观上对人文价值的胁迫和瓦解.网络空间人文精神的缺失主要体现在网络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与同一化、个体性与社会性、现实性与虚拟性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人文精神相悖的矛盾上.     

哈贝马斯重构社会批判理论基础之探究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揭示了理性在现实的层面仅仅展现为工具理性,理性已在客观理性消逝的过程中走向毁灭。这种悲观的信念导致早期批判理论家们最终放弃对理性的信任而使得批判理论走向消解。哈贝马斯为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从生活世界的日常交往的言语行为之中挖掘出交往理性,建构出一套具有规范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但他基于交往理性重构出的批判理论向度本身也仍值得我们理性的省思。     

论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的历史困境及反省的重要意义

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是一场充满悲剧意蕴的知识分子运动;这场运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广泛辐射到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各个层面。虽然从滥觞之始,它就深陷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和困扰,但它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在价值建构和实践操作上的影响,特别是它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仍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文明寻求意义。     

启蒙理性的双重变奏——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考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从理性视角出发思考现代性问题,但他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这是启蒙理性自身的双重变奏.工具理性虽然使社会面临重重困境,但它只不过是启蒙理性自身的一重变奏.要奏完启蒙的乐章,就必须在葆有工具理性合理内核的同时将其发展为交往理性.交往理性重建了主体理性,破除了工具理性造成的现代性困境.可以说交往理性奏响了启蒙理性乐章的高潮.     

我国乡土文化的特征及其转型

文化的复杂性决定了对文化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必要,在界域层面上,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两种文化类型的二元对立,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当下所进行的文化改革,其本质包含了乡土文化从传统形态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乡土文化所固有的空间特征、人际关系特征、个体理性特征以及伦理本位特征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转型过程表现为从封闭同质到开放异质、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以及从伦理本位到利益本位的转变。     

依法行政: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析

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①工具理性注重的是技术的可操作性、过程的可控制性、方法和手段的有效性。在社会生活领域,工具理性主要表现为对制度的特别关注与重视。与工具理性     

实践理性:基于广义视域的考察

作为理性在实践领域的体现,实践理性以如何使存在合乎人的理想及人的合理需要为关切之点。在形式的层面,实践理性主要表现为正当性原则,其内涵在于合乎一定的价值原则或实践规范。在实质的层面,实践理性则表现为向善原则,其要义在于行动或实践过程合乎行动主体或实践主体的合理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同时意味着价值(善)在实质意义上的实现。行动与实践过程同时涉及手段与方式。就行动和实践过程中的手段、方式而言,实践理性又具体展开为有效原则,其内在的要求在于合乎实然(事实)与必然(存在的法则)。正当原则与向善原则主要从价值的形式之维与实质之维体现了理性与实践的关系,有效原则更多地从手段、方式、程序上展示了理性的实践形态。在以上视域中,行动和实践的理性品格,主要便表现为行动和实践过程本身合乎社会规范、体现合理需要、依乎存在法则。以求其善为总的指向,正当原则、向善原则、有效原则彼此相关,从形式与实质的统一、正当与善的交融、目的与方式的互动等方面展示了实践理性的具体内涵,并实际地统摄、引导着实践过程。     

中国视域下的工具理性批判--来自制度构建视角的分析

从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出发进行工具理性批判是工具理性批判理性化的内在要求.当下中国制度构建的工具理性缺失客观上要求现阶段的工具理性批判应首先肯定工具理性的价值,尤其是指明制度构建应运用的工具理性成果,如人性假设、形式理性等.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语境下工具理性批判的积极成果,以完善制度构建.     

形而上者谓之道

M·韦伯将人类理性区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将现代化早期进程概括为工具理性时代。沃勒斯坦则直指其为一个世俗化阶段。维也纳学派提出,于人类(哲学)知识体系中开除形而上。价值理性由此被遮蔽,形而上的追求与关怀由此能动性地失落。形而上乃人的本质,人就是形而上的动物。形而上关怀繁衍、派生价值理性的逻辑,除传统套路外,指向两个层面:意义派生与话语派生。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上,尤其需要倾听形而上的召唤,保持意义的拷问与价值的追求。     

试论中国当代经济体制转变中的政治思维方式

工具理性政治思维对中国当代经济体制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 尤其是在打破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本文试图揭示这种工具理性政治思维在中国当代经济体制转型中的地位、表现及作用, 同时分析这种政治思维的局限性及其负面作用, 并指出关注价值理性思维的作用, 尤其是要把握价值理性在新时期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运用。     

从“物我齐一”到“人机交互”:物化传播视域下元宇宙的主体性研究

作为互联网迭代概念的元宇宙主要依托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人类在虚拟交往中有可能发生主体异化现象。考察技术谱系可知,从工具导向到机器导向再到智能导向,人类主体依次经历物我齐一、物我分化、人机交互等物化传播的三个阶段。元宇宙属于智能信息驱动的虚拟社交平台,依旧存在数字维度层面技术性对主体性的消解与遮蔽,表现为人类主体在虚拟交往之中容易迷失理性而张扬欲望。为了避免元宇宙的主体异化,需要结合工具理性的技术特征进行基于价值理性的人文建构。     

重置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人类 解放思想的逻辑主线

围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转变及其所凸显的社会危机,哈贝马斯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层面入手,全面地分析和反思了现代社会的“多重隐忧”,建构了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涵,奠定了自身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而后通过倒置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对“交往理性”的重置结合起来,提炼了其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最终则以针对时代困境所设计的“世界公民社会”为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终点,探索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另一种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