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法权哲学的独创性及其当代启示

费希特法权哲学的独创性在于以主体间性演绎自由原则.这不仅赋予其法权学说鲜明的实践性特征,也改变了法学理论以往对于个人权利、共同意志及国家权力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从而促进了法律价值观从个人自由向社会正义的转向.此外,费希特法权学说所具有的理论限度也揭示出,我们对于法律价值之社会正义转向所产生的负面后果以及“法治国家”本身具有的限度都应当保持适度清醒.     

重构“哲学”与“现实”的关系——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权体系的批判路径

对黑格尔法权体系的批判与超越是马克思脱离黑格尔哲学立场的真正转折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史的一项重要主题。马克思通过论述德国的政治、现代国家与黑格尔法权哲学之间的关系,深刻阐明了有关法权与政治的批判何以对准黑格尔法哲学的原因;通过拆解黑格尔构筑的观念与现实的"圆融体系",批判了黑格尔虚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统一方式,指认了黑格尔国家形式主义的困境,重构了哲学与城邦、哲学与现实的关系。     

费希特与谢林－－自我意识原则在康德之后的演变及发展

自我意识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首先由康德确立,在费希特那里,自我的概念被当做了一种哲学原则来使用。这一原则又被谢林所发展,直至过渡到黑格尔的哲学中去。     

反思权利的基础——一种关于康德法权思想的解读

康德的法权思想旨在反思现代法律、政治合法性的根据,为权利本身进行奠基。康德以先验哲学的方式澄明权利的起源问题,提出权利的基础在于道德,权利的内在规定是自由,而权利体系的构建在于最终走向宪政正义。     

马克思恩格斯论权利与法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法和法律作为两个概念来使用。法是社会关系客观规则的政治观念化;法律是经过制定和认可的、外在于人们的具体行为规则。法权关系、权利关系都是由各个历史时代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每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法权关系和权利关系。法律不仅是对秩序的追求,法律更应当是社会启动器。法律应当通过对权利界限的明确划分和权利关系的有效调整,不断启动社会向前发展。这是法律的最高社会价值。     

马克思“对象性”思想的概念史探源——从康德的“对象”到黑格尔的“对象性”

马克思的“对象性”概念集中体现了他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联系。康德的“对象”概念不同于“客体”,他强调主体在认知领域的建构性,并基于主体性视域破解了主客二分的难题,但却遭遇了认知与实践二元论问题。为了克服康德的二元论,费希特确立起第一性的“自我”,将“对象”背后的主体绝对化;谢林区分了“绝对自我”与“经验自我”,强调“自我意识”对主客体同一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黑格尔提出“对象性”概念,将其作为精神自我演进的基本形式,通过“对象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转变打通理论与实践的疆界。在此影响下,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对象性”思想,包括从主体方面出发的认识论、以对象性活动为基础的生产实践论、关系主义的社会存在论和生存论,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论康德法权学说中的自由概念

本文旨在对康德法权学说中的自由概念进行探讨。通过对任意自由的一般定义、自由的实在性、自由的人格性定义、自由和强制、作为法权的自由的概念及其关系的探讨,剖析了自由概念变化的过程,并尝试以知性的三个范畴来理解这些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指出作为法权的自由以任意的一般定义和人格性定义作为基础,并在更高层次上包含了后两者。文章最后对作为法权的自由如何实现进行了探讨。     

反思与自我设定——论费希特早期知识学的基本动机与进路

费希特的哲学始于对康德思想的批判性考察,他早期知识学原理的动机与目的最终表现为从“事实行动”的概念入手提出知识学的首要任务和基本思路。康德与费希特对反思问题的处理大相径庭,费希特正是在康德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哲学的基本看法,提供了研究的切入点。费希特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提出的基本原理是一项重大贡献,它为重新理解反思方法并将之运用于自我设定问题的思考提供了新的方向。但对今天的哲学研究来说,这些论证需要通过重构才能更清晰地显示出其特点。     

《资本论》的前提批判——以康德的权利科学为坐标

康德基于"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的区分对"权利"双重意义的规定,与马克思《资本论》中基于劳动的二重性对"货币"之双重意义的规定具有同构性,但马克思集中关注的是生产领域中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而对流通领域中的权利关系持一种批判态度。如果以康德的权利科学作为坐标,则不仅可以揭示出马克思《资本论》的法权关系前提,而且还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确立"路标"。     

哲学的形而上学历险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是表征人的否定现实和追求理想的形上本性的形而上学。哲学的根本性的文化内涵,是以概念批判的方式而构成的确立"神圣形象"、消解"神圣形象"和消解"非神圣形象"的形而上学历险。形而上学历险中的"后形而上学"并不是放弃以理论形态表征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的终结",而是以哲学自身为直接批判对象所表征的当代人类的"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自我意识。     

谢林同一哲学体系的基本架构

谢林早期哲学一般被视为同一哲学,其试图以费希特知识学的先验演绎方法为榜样,力求解决自由与必然相融合的理论难题.先验哲学与自然哲学是同一哲学体系的两个分支:在绝对同一原则下,前者追问自然的本真之物并表现出不同级次,后者追问自我意识中的思之实事并表现为意识发生史.同一哲学体系的构建使谢林独立于费希特知识学,并使绝对同一性走出自我意识内外设定的困境,转以理性本身为总则;同一哲学体系超越了知性反思哲学模式,并立足于理智直观和哲学构造的方法,从而凸显理性的自在自为性.     

费希特知识学中的自我与自由

自由问题是费希特知识学以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主题。在费希特知识学中,自我的形而上学特征直接决定了自由的特性。可以大致从这样三种自我和自由的类型来概括费希特知识学不同的发展阶段:绝对自我与先验的自由、现实自我与实践的自由、宗教中的自我及其自由。我们试图阐明,自我在费希特知识学的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怎样的规定性,这样的自我是如何实现自由的,他的自由思想具有怎样的意义和地位。     

马克思与黑格尔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观点差异

马克思与黑格尔都认为伊壁鸠鲁及其同时代哲学代表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但是在对伊壁鸠鲁哲学的具体观点上，二者却走向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立场。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哲学只停留在感觉认识的层面，是肤浅和琐屑的，他的自我意识观点表现出哲学对现实的逃避；而马克思却认为伊壁鸠鲁哲学达到了概念的高度，其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代表了对总体哲学必然规定性的斗争，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抗。这种差别源自二者在哲学史的阐述中采用了不同的哲学底本，黑格尔的观点源自他的精神现象学，而马克思采用的是黑格尔逻辑学的论证方式。正是哲学上不同的角度形成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观点差异。     

自我意识概念: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

康德第一次系统阐述了自我意识概念及其哲学基础,是认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康德区分了先验自我意识与经验性的自我意识,认为前者是本源性的,是先决条件.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援引了"他者"概念,将"自我"与"他者"统一于自我意识中,这种自我意识的最终归宿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真正赋予自我意识科学内涵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批判了康德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理论,将自我意识转向社会实践、革命活动,上升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高度.     

试论康德关于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关系的学说

康德关于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关系的理论对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重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本文试就此问题的内在逻辑作初步探讨。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结合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康德的法哲学建立在他的伦理学的基础上。权利（这里指法律权利,即法权。下同）体现和保障先验理性（以道德自由为核心）。它最终来自先验理性所颁布的“法律”,是为了在先验原则的基础上使每个人的自由能够协调起来。这就是说,“权利是把每一个人的自由限制在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之间达到调和境界的条件上的,只要每一个人的自由能依照一个普遍法则,则这境界便可以达到…     

费希特的经济哲学思想探究

费希特在其国民经济学体系中，从哲学的角度思考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和经济现象，批判地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表现出对人类自身命运与未来的深邃思索，由此体现了他深刻的经济哲学思想。费希特将财产概念界定为公民能够靠劳动生存的权利，并强调国家在保障公民财产方面所要履行的义务和职能，从而导致财产与自由产生一种悖论；他将劳动看作是实现闲暇的手段，而把闲暇视为财富和自由的标志；他将商品的价值规定为每个劳动者能够获得的相当于他的劳动时间的生存时间，同时还指出了货币和资本的本质并加以批判，并主张用谷物券取代金属货币。最后，费希特将经济问题的终极目的指向人的文化培养和道德教化，指向人类自由的实现。     

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透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他指出,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广义上讲,整个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李德顺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明确政治哲学在西方及中国兴起的现实原因,从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南湜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即说明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归属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则是这项研究当前最迫切和最实际的问题。吴晓明认为,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代表的黑格尔哲学揭示了政治事务中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则批判地拯救了政治哲学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并给予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

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他指出,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广义上讲,整个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李德顺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明确政治哲学在西方及中国兴起的现实原因,从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南湜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即说明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归属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则是这项研究当前最迫切和最实际的问题。吴晓明认为,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代表的黑格尔哲学揭示了政治事务中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则批判地拯救了政治哲学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并给予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社会现实——从黑格尔谈起

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他指出,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广义上讲,整个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李德顺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明确政治哲学在西方及中国兴起的现实原因,从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南湜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即说明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归属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则是这项研究当前最迫切和最实际的问题。吴晓明认为,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代表的黑格尔哲学揭示了政治事务中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则批判地拯救了政治哲学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并给予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     

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他指出,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广义上讲,整个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李德顺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明确政治哲学在西方及中国兴起的现实原因,从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南湜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即说明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归属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则是这项研究当前最迫切和最实际的问题。吴晓明认为,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代表的黑格尔哲学揭示了政治事务中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则批判地拯救了政治哲学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并给予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