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研究的可能性

王晓葵认为,记忆研究已逐渐从分析近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扩展到近代社会文化的整个领域,并为解释当下的文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法。记忆具有身体性和主观性的特征,为了避免记忆研究的平板化和定型化,需要综合多学科视角,开拓新的方法。     

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

陈蕴茜认为,社会记忆是国家与社会运作的重要合法性来源,作为其载体的纪念空间日益受到重视。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纪念空间得以存在并发挥塑造社会记忆功能的基础,而且在近代中国,纪念空间的转换与社会记忆的塑造更具有现代性与本土性。     

遗忘与记忆:“被遗忘”的翻译家张友松研究——基于社会与文化记忆理论

张友松是马克·吐温作品的翻译大家,却多次被媒体报道为"被遗忘""被埋没"。本文从其"被遗忘"的叙事切入,借助社会与文化记忆理论,结合史料研究及访谈法,探讨其是否"被遗忘",原因何在。研究表明张友松并未被遗忘,原因在于:张氏译著的经典性;压制性遗忘的不可持续性;保存性遗忘的记忆潜伏性;社会关系网的延续性;大众媒体及互联网的记忆效应;记忆的伦理责任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有关张友松记忆的构建问题:由自传记忆和他者叙事记忆共同建构,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唯我偏颇性,后者因为叙述者自身及社会框架的制约作用,同样具有选择性。这些多样化、多层次、动态的叙事语篇互构出事实的多层性质,复调式的集体记忆构建了张友松的多重身份。     

遗忘与记忆——试论郁达夫《沉沦》中的身份焦虑

本文旨在通过对郁达夫的小说《沉沦》的文本细读,去品味隐藏在文本中的或隐或显的身份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郁达夫及其小说人物的认同危机和身份焦虑,与其在＂他者＂文化的观照下的文化震惊和＂文化恋母＂息息相关。他的小说由是成为海外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与自我建构的艺术写照。     

身份与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构建

纪实影像既是摹写记忆的载体,也是重塑记忆的场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对象的纪实影像作品开拓了国产纪实影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呼唤民族集体记忆的精品化路径。从近年来的创作实践来看,其建构“记忆之场”的方式在于：一方面,以时间维度联通历史记忆与时代语境;另一方面,以空间维度重塑大众在地性的身份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除叙事的表述以外,还含纳象征性意味,是一种符号化的记忆再现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非遗纪实影像本身构成了国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在影像建构的“记忆之场”中,人们未知或误解的非遗不再是“迷思”一般的存在,而是成为其坚定身份归属、增强文化认同的精神力量。     

“被遗忘的权利”:个人信息保护的新问题及对策

2012年,欧盟出台了一项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改革方案,主张民众有权要求相关机构删除有关他们的个人数据.这项新的权利被称为“被遗忘的权利”,本文阐述了该项权利的法理渊源,分析了该项权利的主要内容,并探讨了该项权利对言论自由的影响,最后讨论了将该项权利移植到我国将遇到的问题以及相关的对策.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之“空间”概念辨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是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理论范式,重新理解和解释传统地理学中的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并在批判传统地理学空间分析的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应该重新解释和定义“空间”概念,主要代表人物有列斐伏尔、哈维和苏贾等。他们对于空间概念的重构,启示我们应当更加重视空间问题的理论研究工作,并重新认识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当代问题的理论指导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主义根基:遗忘与重建

自产生之日起,历史主义理论就一直为它内含的矛盾所困扰:既要对事物的相对性和暂时性给予肯定,又要为其寻求确定性根据。在历史主义的诸种类型中,只有与决定论相结合的历史主义,才能避免相对主义的困扰,合理地处理这一矛盾。黑格尔以思辨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历史观,只是虚假地克服了历史主义所必须面对的这一难题。马克思哲学既主张超越性的理想,又要在现实的历史中为这一理想的实现寻找必然性根据,因此它在以历史性原则揭示人的自由的同时,又以科学认知为自由的实现安置了客观性和确定性的基座,构建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主义。长期以来,由于遗忘了马克思哲学的这一历史主义根基,就出现了单纯从认知进路上和单纯从规范进路上解释马克思哲学的两种倾向。对于完整理解马克思哲学来说,重建它的历史主义根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纪念原因及历史作用探析

1949年以来大陆官方对辛亥革命的高规格纪念,作为一种政治仪式,既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也是延续纪念传统,弘扬辛亥志士的精神,表明中共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实现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及传承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需要。通过辛亥革命的国家纪念,诠释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表达、宣传了政府及各党派的主张,弘扬了辛亥革命的精神,构筑了两岸交流的平台,保存和传播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     

建国以来辛亥革命纪念的历史作用

1949年以来大陆对辛亥革命的高规格国家纪念,诠释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表达、宣传了政府及各党派的主张,弘扬了辛亥革命的精神,构筑了两岸交流的平台,保存和传播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     

被遗忘的大教育家黄钰生

黄钰生（1898—1990）,湖北沔阳人,字子坚,中国现代大教育家,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名人。此言并非虚妄,可从一文献细节得到印证：1936年出版的工具书《古今人物室名别号索引》收录了他,却不见闻一多、郑天挺之名。出于特殊的原由,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他突然变得阒然无闻。世纪之交以来,随着“西南联大研究”在海内外“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网上检索“黄子坚、西南联大”,反馈条目上千,在无数回忆研究文章中,与黄钰生并列的都是现代文化史上广受尊崇的大家名流。     

被遗忘权的场域思考及与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的关系

被遗忘权不仅在大数据领域中存在,而且在古典的隐私权或者个人信息权(信息隐私权)领域中也存在.在大数据领域中,被遗忘权以删除权为主要内容,而在非大数据领域中,被遗忘权以禁止或者限制收集、使用为主要内容.在大数据领域中,被遗忘权的出现并没有产生一种完全独立的新兴权利,毋宁是在古典隐私权的地基上并依赖于个人信息权(信息隐私权)的保护,增加了广义的隐私权的内容.对个人信息权和被遗忘权的认知应当在古典隐私权的地基上进行.     

基于知识管理的组织遗忘模式及管理策略研究

组织学习是双刃剑,一方面组织知识的积累有助于提升组织的竞争力,而另一方面,如组织不能甄别无价值的知识,不善于遗忘固有知识,也可能形成竞争力的刚性。面对这一管理悖论,组织遗忘管理凸显出其重要性。本文首先阐述了组织遗忘的概念和遗忘管理的四种模式,然后按照知识管理的四个核心流程系统分析了知识管理中的组织遗忘模式以及相应的管理策略。组织须在学习中学会遗忘,才能达到学习的最终目的,从而提升组织的竞争力。     

被遗忘权的明晰及本土化探究

数据信息时代下,为适应社会实践需要和契合国际化发展趋势,应对以保护信息主体权利为目的的被遗忘权予以确立.通过研究国外相关学理、案例和考察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对被遗忘权宜采取广义的理解.被遗忘权具体是指在网络数据领域,为保护信息主体的信息安全,促进信息主体更好的发展而赋予信息主体在不违背例外规定的条件下所拥有的一项删除其网络数据信息的权利,是一种具有人格权属性、关乎隐私数据与其他信息数据的权利,是个人信息权在大数据时代的一种特殊表现.该权利行使方式主要为在特定条件下,信息主体有权向相关网络信息控制者申请屏蔽或删除属于信息主体的网络数据.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应加快被遗忘权的本土化研究,探索有本土特色的被遗忘权制度,以解决网络数据信息所带来的新问题.     

现代爱国主义的情感场域——基于“记忆之场”的研究

现代爱国主义源于一种历史记忆基础上的信仰构建。"祖国"的符号、国家的象征、纪念的仪式是承载记忆的意义单元,它们可以通过物质、理念、空间等形式构成民族—国家的"记忆之场"。由此形成的象征体系又是滋生爱国心的"情感场域",既包括象征符号所营造的当下情感体验,又汲取了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中的情感资源,继而形塑了一种过去—当下—未来、场所—区域—全国之间的"共情"。它不仅担负着再造记忆与形塑认同的政治社会功能,还致力于培育信仰与实践上的情感共同体。如果说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补充了传统爱国主义的历史叙事的话,集体情感则存储和展示着一种国民信仰,它攸关当代国家治理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论侵占罪中的遗忘物与埋藏物

侵占遗忘物和埋藏物是侵占罪的两个特殊类型。遗忘物是指持有人有意识地放置于某一特定场所,由于疏忽而忘记带走,而为该特定场所的特定人员所控制的动产,不包括遗失物。埋藏物是指埋没或隐藏干地下或他物之中的物,包括隐藏物。     

纪念仪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以江西公安英烈纪念墙为考察场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就是主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深入了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发展变化过程。仪式是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各种象征符号的反复操演,仪式能够将抽象的、处于意识形态最高层次的核心价值观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纪念英烈仪式,具有构建集体记忆、凝聚社会共识、巩固政治信仰、形成价值认同的教育功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的生动载体,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有效途径。     

纪念空间的网络化转型及其文化影响

作为一种记忆之场与文化传播媒介,纪念空间一直是人类缅怀历史、共享记忆、传承文化和建构认同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传播科技迅猛发展引发传统实体性纪念空间的网络化延展,主要体现为纪念空间仪式时空、参与方式和话语权力的转型与演变。网络纪念空间兴起,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网络纪念空间给集体记忆建构和文化自觉提升带来新机遇;另一方面,纪念空间网络化转型也可能消解纪念空间固有的仪式感和文化意涵。理性评估技术的利与弊,规避网络纪念空间的消极文化影响,已成为当前必须面对的挑战。     

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军歌与日本的战争记忆

“声音景观”和“听觉经验”在当代历史研究中蔚然兴起,但关于战争军歌与历史记忆的研究方兴未艾。军歌本身不仅是记忆的媒介,也是媒介的记忆,是一种易被历史表征化的政治声音。作为战争记忆的“同期声”,日本军歌随之兴起,成为昭和战争的“进行曲”,日军形象的“美化剂”,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在1945年宣布战败后,日本军歌作为战败记忆的“回潮曲”,仍依旧传唱复兴。需要警惕当代军歌“怀旧潮”中体现“历史伪饰”的情感共同体、假借“军事趣味”的代际延续、甄别“反战和平”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