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地图及其建构:基于实例的分析

知识地图是指人类的客观知识按其结构绘制成各个单元概念为节点的学科认识图。本文介绍了知识地图所描绘的对象以及知识地图的建构。     

专题:在地图、地名、考辨中深化历史认知

本期三篇文章带有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研究特色，在地图、地名、考辨中拓展研究视野，钩沉史实，深化历史认知。从本质上说，中国古代地图包含时间与空间结合的信息，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古代全国总图历来是地图史学研究的热点，但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少量重要的单幅全国总图，且以地图学史和绘制技术为重点，忽略了古籍中插图形式古代全国总图研究，研究的窄化影响了古代全国总图史料价值的充分发掘。通过历史文献学与地图史学相结合的综合复杂的研究，揭示各类古代全国总图蕴含的时空信息和地理认知，探讨不同时代国家疆域观、疆域认知、政区体制和地理认知水平等。成一农研究员提出，要强化插图形式的古代全国总图的梳理，从史料的角度进行研究，作为未来古代全国总图研究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研究任重道远，意义重大。地名承载着历史、文化、社会和民族等多方面重要信息，地名学研究是探寻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的重要手段，边疆民族地区地名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上云南存在过四套政区地名体系和三次地名大变迁，反映了云南边疆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和变迁的深层原因。陈庆江教授文是地名学与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相结合的有益尝试。汉晋中原王朝经营西南边疆形成的云南第一套政区地名体系，“绝大多数为当地民族语方言地名”， ① 是中原王朝治理西南边疆进程中对西南夷族群部落与地理环境认知相结合的产物。南朝梁以后，云南脱离中原政权统治自行发展，经历爨氏称雄，乌蛮、白蛮分野，至唐统一在云南设置羁縻州县，云南民族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分划组合构成新族群部落分布成为唐朝羁縻政区设治的基础，形成云南历史上第二套政区地名体系和第一次地名大变迁。可见，以地名的视角深化边疆民族史地研究，大有可为。以往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着重于交通路线、交通站点的考证，研究结果以交通示意图甲点至乙点、丙点等一线相连，平面展现，淹没了高山大川的阻碍。张轲风副教授之文探讨交通器具在古代交通史和军事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独出心裁，颇具启发。特别是结合地理环境和民族生产方式考辨得出“浮囊渡水一直是蒙古军的军事传统”，为深化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因素认知提供了客观准确的依据。“元跨革囊”是云南历史上划时代里程碑重大事件，1253年10月，忽必烈率十万蒙古军出萧关，越六盘山，“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 ② 一举灭大理国，进而由云南挺进广西、湖南迂回征伐灭南宋，结束云南500多年的地方政权割据历史，且使中国历史进入元朝统一新纪元。渡水皮具之考，以小见大，溯源穷流，揭示了宏大历史事件中历史军事交通的关键因素，是矫正历史交通地理研究平面化倾向的有益尝试。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以征实性治学精神推进历史地理学研究，地图史学、地名学与史地要素考辨是该所正在开拓三个特色方向，将在方国瑜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上传承与创新，做出新的贡献。     

企业知识交流系统中知识专家的优化选择模型

从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角度分析了隐性知识对于企业的重要性，认为隐性知识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指出了企业内部隐性知识共享的主要途径，对知识专家地图的定义、构成、设计原则以及在知识交流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以总咨询费用为目标建立了知识专家的优化选择模型，同时兼顾企业知识交流效率，从使员工到达交流系统后必须等待的概率尽量小的角度，建立了相应的目标优化模型，并结合实例进行了计算分析。     

企业内部知识市场的知识交易方式与机制研究

将企业内部的知识交易划分为管理不参与交易、管理直接交易和管理参与文易3种方式，并运用Holstrom和Milgrom模型对3种交易方式进行了分析，为推动企业内部的知识交易顺利地进行，企业应解决知识地图，企业文化和激励机制等问题以促进交易并最终形成知识共享。     

一种基于知识管理的政府知识构架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传统的政府组织和业务模式提出了挑战,以知识管理为标志的政府革命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分析了政府实施知识管理的原因的基础上,给出了一种基于知识管理的政府知识构架,并系统阐述了政府知识构架所涉及的各项环节及其作用.最后给出了知识地图的定义,分析了其在政府知识构架中的具体功能,指出知识地图是政府知识构架的核心内容,为政府实施知识管理提供借鉴性指导.     

化“隐”为“显”：知识可视化工具研究述评

<正>知识可视化是一种能有效促进知识学习、传播和创新的技术,知识可视化工具则是一种可将隐性知识显化的有力工具。概念图显性能呈现概念与概念间的逻辑关系,思维导图能分类组织信息并呈现各级主题关系,认知地图能以地图模型的形式展示隐性知识结构。思维地图是基于认知技巧而提出的一种视觉思维模式,语义网络则以三元组的形式提供了一种因果关系知识图解工具。     

利玛窦对中国地图学发展的贡献

利玛窦到中国传教 ,带来了西方的地理知识 ,尤其是对地图制图知识的传播 ,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地图制图技术的发展 ,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他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成为明末以后中国地图史上极为重要的地图作品。     

基于角色的LCC控制知识地图构建

运用系统工程原理完成产品全生命周期成本(LCC)目标的分解,建立了目标与任务的映射、角色与任务的匹配、任务与消耗资源的关联、角色所执行的任务与知识需求的关系.研究了LCC控制目标的实现机制,提出面向LCC控制的知识地图概念模型,采用本体技术构建基于角色的知识地图.通过领域本体开发、知识组织与描述,生成适用于不同角色的五种LCC控制知识地图.     

元前文献图籍所载黄河河源

有关黄河河源的概念，古代各种史学、地理、以及宗教文献都有相关记载。早期文献中提出的重源潜流的概念，也为塑造河源空间概念留下了发挥余地。及至唐朝，各种类书、笔记、野史关于位于境外的河源的著述沿用了上述文献中已有的地理知识，并融入了佛教世界观的空间概念以及唐代实地考察的纪录，逐渐构成了河源这一多元化的空间想象。本文探讨了不同知识框架对唐代河源记载的影响，以及在几幅现存宋代地图上所反映出的相关影响。这类文献资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古地理知识的深化与演变，以及后代地图上展示河源的更丰富的地图表现形式。     

一种网络导航学习路径生成方法

该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反馈的、满足全局优化和充分必要条件的网络导航学习路径生成方法。将知识单元及其依赖关系作为知识地图的顶点和边,全部存储于广义表中。测试学习者已经学过的知识单元,根据知识单元中心度和难度量化计算方法,生成知识地图总路径集合,基于不同的学习基础,学习者在集合中"按需所取"知识单元。该方法产生的知识地图导航不再是海量知识单元的不完备近似集合,而具有全局精确性;解决了学习路径的充分性和必要性难以同时满足的缺陷;针对学习者个性化要求,有效提高学习效率,具有教育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双重价值。     

试论晚清武昌舆地学会的舆图出版及其经营特点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成立的译印西文地图公会（后改称武昌舆地学会）是中国第一个地理学会。学会用西方先进的测绘方法和印刷技术编制出版了七百余幅中外地图，在晚清地图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绘制出版的地图严谨、科学；用小比例尺绘制地图；地图表示和绘制方法新颖，并经过仔细审查修订；用新式烂铜版法印制地图，开铜版雕刻彩印出版小比例尺地图之先河。学会的经营特点是：集资招股编绘、印制地图不以投资为终极目的；购股者分次付清股票款项；以推广舆地学为务，厘清所筹股金的用途及作用，通过售书偿还股金和利息。     

专题视点：17、18世纪中西地图对海洋的表现

海洋面积占据地球表面的大部分，连通着世界各大陆。在历史时期，海洋既是各大文明区之间的地理障碍，也是沟通其间的桥梁。自明末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人来到中国，将大航海时代所获得的世界地理知识带给中国人，与此同时，也将中国及其周边海域的地图和地理知识传回西方。中国与西方的地理知识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交流，而中西对海域进行的探索和地图绘制，则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长卷式是中国沿海地图的一大特色，其特点是将中国的海岸线呈“一”字形绘制，用册页刊印或者绘成长卷。有以海为上、大陆为下的，目前所见以明代郑若曾《万里山沙图》为最早，对当时及后世影响也最大；同时也有以大陆为上、以海为下的，在历史时期对当时与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清代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所附的系列地图，催生出诸多版本的地图，其中的世界地理和东半球地图，也对清代地理图籍产生广泛影响。孙靖国《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及其系列地图的版本和来源》对《海国闻见录》的版本进行了梳理，指出乾隆九年或稍后的初刻本的存在，并根据各版本的文字和地图地物的差异，推测在今日所见五个版本之外，还可能存在多个版本，形成了复杂的局面。文章对摹绘、翻刻自《海国闻见录》的系列衍生地图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并对陈伦炯地图与地理信息的来源进行了考证，指出正是明末以来的中西地理信息交流，催生了这一影响广泛的地理图籍。 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伴随着对亚洲海域进行的测绘活动。其中，荷兰人作为17世纪的“海上的马车夫“，在近代地图史上也占据了重要位置，尤其是其商业地图的刊印出版，成为当时欧洲的中心。低地国家的制图师和地图出版商，如赫拉尔杜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洪迪厄斯（Hondius）家族和布劳（Blaeu）家族等，纷纷出版了多样而精美的地图、地图集和球仪。但正如丁雁南博士在《地理知识与贸易拓展：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手稿地图上的南海》中所提出的一样，商业地图上的成功并不能代表荷兰地图学的真实成就，他对新近披露的欧洲各收藏机构的一批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所绘制的以中国海域为中心的手稿海图进行了研究，指出荷兰人的地图制作活动存在一个在手稿和印刷品之间平行发展、各有侧重的二元结构，认为其地图学成就有待于深入认识和进一步肯定。 　　在现代统一标准的地图学范式形成以前，世界各地的地图绘制和刊印都呈现出各区域、各机构，甚至是不同个人分别进行的态势，形成了诸多的“小传统”。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的世界地理知识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之间，荷兰的手稿测绘地图与商业地图，以及中国传统的长卷式沿海地图与西方的波特兰地图之间的并行状态，都是这种地图绘制多元发展、并未整合的时代折射。     

论历史地图教学

历史地图类型众多 ,题材各异 ,内容丰富 ,在历史教学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利用现代教学手段辅助历史地图教学 ;加强学习指导 ,培养识图能力 ;加强地理学知识的渗透 ,培养综合能力 ;挖掘隐性知识 ,深化历史地图教学     

马修·帕里斯的行程地图与中世纪地图制作者世界观的转变

13世纪中后期,英格兰本笃修士马修·帕里斯及其后继者在圣奥尔本斯修道院创作了一系列行程地图。这些地图原是编年史抄本序章中的一部分,不仅包括自伦敦至南意大利阿普利亚的分段路线图,还包含作为此行程出发地与目的地——不列颠与巴勒斯坦的区域地图。长期以来,研究者多以传统的宗教进路来解读这些行程地图,视其为一种精神的朝圣之旅,认为作者旨在为那些不能亲临圣地的修士开启一次通往天上耶路撒冷的富有想象力的旅程。然而,以抄本古文字学与古抄本学方法考察这些行程地图可发现,它们不仅在外观上呈现出与传统基督教地图迥然不同的特征,还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金雀花王朝统治者扩张领土以建立帝国的野心与欲求。不仅如此,基于新近复兴的古典地理学知识,这些行程地图的实用性、精确性与科学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强。     

基于战略地图的全面预算管理模式

传统全面预算管理的有效性正受到质疑，变革与创新势在必行。基于战略地图的全面预算管理的模式是为克服传统全面预算管理的局限，融合全面预算管理和战略地图的思想，构建的有更强适应性和有效性的预算管理模式。该模式引入平衡计分卡和战略地图，解决了预算组织、预算编制、预算执行与控制、预算考核评价及预算调整等预算管理环节与企业战略相脱节的难题。     

历史时期高原浅水湖泊变迁的复原方法研究———以明清以来嘉丽泽演变为例

历史时期云贵高原遍布浅水湖泊，这些湖泊的演变多与人类活动相关，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探索了综合利用地名志、地方志和相关历史文献，发掘老地图的相关地理信息，并利用遥感ＤＥＭ数据，以及ＧＩＳ技术等多学科方法，重建高原浅水湖泊演变的方法，并成功重建了１５世纪中叶以来云南嵩明嘉丽泽多个时间断面的湖泊水面，垂直分辨率达到１米，据此讨论了嘉丽泽的演变及消亡的过程。这一目前对历史时期湖泊演变的研究中分辨率最高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高原浅水湖泊的历史演变提供了方法的范例。     

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

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谢国先云南本无汉族。司马迁称此地为西南夷地区。常璩说：“南中（云南等地）在昔盖克、越之地”，①夷和越都是与汉族相对而言的少数民族。楚人庄王滇，为云南人口增添了新的因素，但楚人亦被视为蛮夷。汉武帝征服了云南地区，“募豪民日南夷”，②这...     

“地球与地图”教学中的计算问题

地理是一门综合性、渗透性很强的学科．自然地理学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知识联系较多，而人文地理学则与政治、历史等学科的知识结合的较紧．也正因为如此，古人形容某人知识渊博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上知天文，下识地理”．在实际的地理教学中，如果地理教师注意的话，就会发现有不少学生对自然地理部分中涉及“地球与地图”的计算总是不尽如人意．     

从《云南彝族歌谣集成》与《诗经》比较看我国古代社会自然科学的萌芽

《云南彝族歌谣集成》是云南彝族的第一个比较系统、全面而又有代表性的民歌总集。这部歌谣集的内容极其丰富,不仅有社会科学知识,也有自然科学知识。现将《云南彝族歌谣集成》中反映的自然科学知识与《诗经》所反映的这方面的内容试作一比较分析,从中了解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某些方面的情况。     

专题视点：文明的图籍表达

主持人弁言：地图,是人们对地理的认知和反映,自古以来,其绘制都有着强烈的主观性,只是近代以来用经纬度数据绘制的地图,其表面上的准确性将这些主观性掩盖了起来。近现代之前的中西方地图上,充斥着对世界秩序和空间秩序的构建、对地理空间的人为划分以及对地理要素的想象。中国古代地图上绘制长城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古地图上绘制的长城,除了展现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防御工事之外,还表达了古人赋予长城的各种政治文化内涵,如作为“华夷”之间的界线等。在这些地图上绘制长城另有一层含义似乎也不能忽视:这类地图还表达了“华夷一统”的思想,即将华夏（汉）与夷狄（胡）整合在一起的观念。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地图上的很多长城并不是写实的,如大多数宋代地图上绘制的长城都一致地从辽东半岛斜向西南,横贯今陕西北部,延伸至甘肃洮河,但实际上很难确指这表达的是哪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其可能只是按照宋人的观念对秦始皇修筑的各段长城的表达,而宋人的观念则体现的是他们所认为的北宋与契丹、北宋与西夏划界时的理想疆界。李孝聪教授的《试论地图上的长城》一文除了对上述这些思想进行分析之外,还对明清时期基于各种目的绘制的长城图及其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的展示。中国古代的各种史学、地理以及宗教文献中都有着大量与黄河河源有关的记载。通常认为,随着唐代之后对河源的不断探索,有关河源的文本记载以及地图上对河源的描绘,应当逐渐由“错误”走向“正确”。但实际上,这种简单的线性“进步”并不存在。在很长时间内,历史传闻中的河源概念和实地考察的记录都受到关注,也都出现于文本和地图中,因此最新的地理发现并没有取代传说和传闻中的关于黄河河源的空间概念。甚至到了19世纪,尽管元、清两代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推翻了河出昆仑的说法,但在文献,尤其是在地图上,黄河发源于昆仑山的传统认知依然占据主流。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对黄河河源的理解应当被认为是神话与地理、想象与现实的交汇。上述认知正是冯令晏教授的《元前文献图籍所载黄河河源》一文的撰写主旨。这篇论文探讨了不同知识框架对唐代河源记载的影响,以及这些知识框架在现存宋代地图上的反映,展现了地图与产生它们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体而言,作为史料的地图,其史料价值除了图面内容之外,更多地体现在了地图与其社会、文化、政治及经济等背景的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