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离与新向度——1990年代文学的精神脉象

1990年代由"文学精神溃败"所引发的文化学术界"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以文化误读的方式无意道出了中国文学精神贫困的事实.所谓1990年代"文学精神危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精神的复位与回归,虽然有精神塌陷的现象呈现,但是人们依然能够从中看到文学精神在另一个向度内的积极生长.不过,1990年代文学在后现代精神向度内的"过度"生长,导致其初始因消解传统和现代价值而建构起来的精神成果,无穷地被无边界的后现代解构洪流所吞噬.     

中西方文化中的“自然”观念的冲突和融合

"自然"观念实际上讨论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念的差异是造成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一个关键点,也是达成它们融合的一个关键点.那么,这两种文化中的"自然"观念不同之处何在?它们("自然"观念)融合有没有必要?如果必要,那么可能融合吗?如果必要而且可能,那么融合后的新型"自然"观念应该是什么?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     

理性的演进与哲学的回映

理性的存在及演进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20世纪后半叶更是一个反思和批判理性的时代。回顾和总结这个过程,特别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观,考察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探索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思想,挖掘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内涵,对于理性地对待理性,使理性趋于成熟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论战,至今还没有结论.论战双方的一个共同点被众多的研究者忽略了,这就是双方都认为一个"玄"字可以代表中华文化.笔者认为,正如一个"科"字不能代表西方文化一样,一个"玄"字无论如何也代表不了完整的中华文化.道生万物,道玄物不玄.形上之道对应形下之器,道玄器不玄.玄妙之道,一是体现万物之中,二是体现在道器转化之中.在天地起源问题,中华先贤没有造神,而是创建了一个阴阳之道.在如何生活问题上,中华先贤没有依赖神的恩赐,而是用发明创造先进的器具来创造幸福.在中华民族开端之处,贤屯哲们的丰功伟绩大都体现在他们创造的器具之中.道在中华元文化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器具之"器"可以与"道"字相并列,从源头上说,中华文化应该是道器并重的文化.道器并重的文化孕育出了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先进的文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应该是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遗憾的是,科玄论战的双方均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正如大树不能没有根一样,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为了中华民族的重新辉煌,对中华文化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说价值理性

科学概念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成对儿出现,此所谓"对待范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对而言,也是一对儿。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在他那里,工具理性亦即技术理性,价值理性亦即人文理性。韦伯把人们的社会行为分为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两类,合理性行为又分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工     

《庄子》"见独"的视野及其价值再思考——兼谈《感悟庄子》创作

"外天下"、"外物"、"外生"、"无古今"、"不死不生",集中体现了《庄子》"见独"的思想文化视野和价值。"外"、"无"的"玄之又玄",是超越而"通于道"的理想追求。《庄子》打破了"象以尽意"的表达方式,而归因于"大象无形"之道性。从"象思维"视角,整体把握其"象思"、"象境",才能真正体悟《庄子》。《庄子》之道的核心,对自然之道的坚守和对人的心灵关怀,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之道和最高关怀,无论对于历史还是现实,都具有常青价值和意义。     

生态学原理对行政价值观重构的理念启示

当今世界是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各种学科也打开了原有的壁垒,"用系统的观点和学科交叉的眼光来看待各种问题"已成为学术界的一大趋势.本文力图从经济学和生态学视角来寻找建构当代中国行政价值体系的新思路和新理念.在结合具体国情和时代潮流与趋势前提下,本文大胆提出了"理性生态人"的新型行政价值理念,并对之以体系化的思索与探讨,力争为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文化建构提供新的思路与建议.     

"经济人"假设对行政价值观重构的启示

当今世界是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各种学科也打开了原有的壁垒,"用系统的观点和学科交叉的眼光来看待各种问题"已成为学术界的一大趋势.文章力图从经济学和生态学视角来寻找建构当代中国行政价值体系的新思路和新理念,在结合具体国情和时代潮流与趋势前提下,大胆提出上"理性生态人"的新型行政价值理念,并对之以体系化的思索与探讨,力争为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文化建构提供新的思路与建议.     

论老子的"有"、"无"和"道"

本文从名学定义的角度,对老子的"有"、"无"和"道"的义理及其相互关系,作了合乎逻辑的深刻诠释,不仅读通了《老子》,而且揭示了老子的世界有起源、运动和发展的思想是与量子理论相通的.     

论行为理性对"何然"的建构

行为理性是人类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理性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的统一.行为理性对"何然"的建构,是以工具理性对"实然"的把握和价值理性对"应然"的确立为基础的.以行为理性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三个层面上展现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实现了作为完整形态的理性对真、善、美的追求,使理性达到了在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范性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及人类社会自身和谐发展的最高境界.     

共产主义的三个维度:自然维度·社会维度·精神维度——重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共产主义的论述,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和谐思想,其理论前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理论预设是人的三重属性,内容涉及三个维度(自然维度、社会维度、精神维度)。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境界,不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终极关怀的是人的个性自由发展。     

中国战略思维需要强化的两个方面

中国战略思维需要以进化意识和全球视角强化软实力的建构和全人类共同利益观。软实力能够演化为重要的资源力量对国际社会的外生变量发生重要作用,亦会对国家利益的内生变量产生影响。中国急需在政治体制建设、文化生态环境、外交哲学与战略、“事在人为”诸方面建构和强化软实力。全人类共同利益观的确立符合世界体系的发展规律。强化共同利益观将对中国建构人类共同发展的共荣性理念和调整自我、改变自己发挥影响作用。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

本文认为,学界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中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科学理性的理解模式,即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科学,另一种是价值理性的理解模式,即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对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性的张扬.其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本真内涵是这两者的辩证统一,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维度,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都是不全面的.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公共管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是公共性价值理性诉诸于工具理性的结果,工具理性的扩张与异化是“统治型”公共管理形成的原因,价值理性的复归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及二者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催生了“管理型”公共管理的产生,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初步融合及和谐统一则是“服务型”公共管理初步形成及未来“民主专治型”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动力。     

论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视域中的执政伦理基本问题

执政价值合理性是对执掌国家权力＂何以必要＂的伦理审视和道德追问,执政工具合理性是对执掌国家权力＂何以可能＂的伦理审视和道德追问。执政价值合理性与执政工具合理性相辅相成相互转化。执政伦理的基本问题是执政价值合理性与执政工具合理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儒学与工具理性培育

儒学对于工具理性的培育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全盘西化派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而现代新儒家给出的答案却是肯定的。认同工具理性而拒斥科学主义,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梁漱溟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指陈传统儒学缺失工具理性的弊端。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缺失工具理性的问题,并非不可以解决。熊十力重申内圣外王并重模式,希望化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牟宗三把工具理性的意涵突出出来,主张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开出科学和民主来。在如何处理儒学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现代新儒家的看法比全盘西化派深刻得多。儒家文化有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积累知识的必要的文化土壤;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当代的科技创新也不矛盾。儒学重视价值理性并非排斥工具理性,反倒可以抑制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     

法律规范的合理性

法律规范的合理性问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法律规范的合理性可分为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法律规范的实质合理性在于对权利与义务的规定的正当性和可行性;法律规范的形式合理性是指法律规范的结构和表达形式的合理性,是对法律规范逻辑上和语言上的要求.     

伦理秩序的合理性

合理性问题是伴随着理性至上主义的式微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置疑而在20世纪西方哲学、伦理学中日益凸显出来的,它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伦理关系合理性是在对社会物质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具体交往关系的根本性把握中获得的;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合理性基础上的,伦理秩序是"活的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本身也要受到合理性的反思,正是在反思的过程中获得了合理性的存在。     

社会主义信仰及其存在合理性探讨

涵泳于马克思笔触的与资本主义质底殊异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作为理想模式存在的未来社会构思,它从"终极关怀"的意境感召人类超越现实局限两追求未来理想,因此可被看作是一种无神论信仰.这种信仰的理论基石是人的社会化本质.正是在"人应当拥有与自身本质相配称的社会"的意境中.马克思界定社会主义社会是高于共产主义社会(至少与共产主义社会同义)的未来理想社会.这种社会主义信仰对我们今夭资本逻辑统治的全球化时代具有批判性、导向性、意识形态性三大功能.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今天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并非马克思原意的后资本时代的社会主义,而是立足于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因此,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切发展战略都必须从具体国情出发.     

论政府责任的合理性基础——以政策过程为中心

台理性是指符合理性的行为或属性.从政策过程的角度可以把合理性分为政治的、行政的、社会的三种.政治合理性的判断标准有,政治主体所奉行的理念和所做出的行为是否符合时代及所代表的政治基体的利益要求,以及政权或权力地位.行政合理性的含义包括: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用尽量少的资源和时间解决好行政所面临的具体社会问题:符合法制规范.社会合理性是在具备有关政策意图和政策行为信息的条件下,在健全的沟通机制下获得的,又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可接受的属性.而以上政策过程合理性的三种含义,就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所在,也是实现政府问责制的基本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