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我国刑事公诉撤回制度的思考

撤回公诉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撤回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的公诉案件的诉讼活动。我国现行刑事公诉撤诉制度存在着立法规定缺失,撤诉性质、事由不明确,撤诉时间规定不合理,撤诉后的处理及处理程序不明确,对撤诉的制约不力,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保护,撤诉后重新起诉条件不严格等缺陷。重构我国刑事公诉撤诉制度的基本思路是:立法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撤诉权,明确规定撤诉的理由和方式,规定撤诉的时间、效力及重新起诉的条件,强化撤诉的制约监督机制,加强对撤诉过程中当事人的权利保护。     

公诉案件撤回起诉权的限制与规范——以审判权对公诉权的制约为视角

A直辖市2012—2017年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运行现状表明,撤回公诉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无罪判决率。于检察机关而言,申请撤回起诉已异化为规避无罪判决的手段;于审判机关而言,则表现为撤诉审查权的虚置与二审程序的救济无能。统一上位法的缺失和多部门规定的杂糅是造成撤回起诉异化现状的部分原因,但现行法律规定并未失去指导意义。分析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条文规定可知,公诉机关的撤回公诉申请权在属性方面仍属于请求权,因此人民法院有权通过审查申请时间、撤诉理由等因素来决定是否准许撤回公诉。一审"被告人参与+必要实体审查"的审查模式与二审"裁定+判决"的救济模式,可以在现行法框架内改善我国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人民法院可通过吸收被告人意见、分诉讼阶段审查等方式促进法院落实实体审查权,并且通过允许二审法院改判的方式拓宽被告人对准许撤诉裁定的救济途径。     

对起诉后检察机关自行强制取证的质疑

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不应继续享有自行以强制手段调查取证的权力,因为这种做法侵害了法院在案件起诉后的诉讼主导权,使公诉权失去制约,同时违背控辩平等原则,也无法保障审判阶段集中审理的实现。因此,必须在我国构建对公诉的证据进行审查的起诉审查程序,防止检察机关对不符合证据标准的案件提起公诉; 同时禁止检察机关在起诉后自行强制取证,废除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可以在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规定,而应赋予检察机关与当事人平等的调查证据申请权,将决定起诉后是否可以进行强制取证的权力交由法院行使。     

诉因与公诉事实：效力评析两种公诉方式之

起诉制约裁判,是现代不告不理原则的基本体现。在起诉方式上,英美法系采用诉因制度,大陆法系采取公诉事实制度,两种起诉方式在公诉效力方面存有差异,尤其体现在法官变更罪名之裁判权方面。两大法系起诉方式与公诉效力的差异主要源于诉讼理念以及诉讼制度的不同。我国在公诉效力问题上尚缺乏明确立法规定,实践中法院越权裁判时有发生,确立公诉效力原则很有必要。     

检察机关撤回起诉适用“危机”及改革出路——对北京市近年来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案件情况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环节存在一些问题，并且出现扩大适用撤回起诉范围的现象，这对于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和实体判决都造成较大的影响，亟须予以重视和研究。通过探讨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法律依据和后果，分析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期规范撤回起诉工作和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     

试论建立公诉变更制度的必要性

法院自动变更起诉罪名甚至起诉事实的做法，在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现实。笔者以为，这种由法院白行变更起诉罪名和事实的做法，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违背了公诉权与裁判权划分的最低界限，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对抗式诉讼模式，这一模式一个基本支点就是控审职能分离，如秉再允许法院以职权直接改变指控，这种职能分离必然受到损害，造成一定程度的自审自理。因此，有必要建立公诉变更制度。     

论民事二审程序中原告撤诉权的司法适用——兼与李海涛法官商榷

私权自治并不能证成二审撤诉权的自由行使,《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57条也不能成为二审撤诉权的规范依据。二审撤诉权必须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的规定》第191条为适用依据。在原告申请撤诉、被告同意撤诉且生效判决尚未确定等要件之下,方可允许原告撤回起诉,且应通过禁止再诉防止原告滥用诉讼权利。     

认罪认罚程序的中国模式：“起诉中心主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用的是一种“起诉中心主义”模式，即认罪认罚程序通过侦查引导、检察“预决”、法院审核，形成了一种公诉权主导下侦诉协作、控辩合作、控审协同的新程序样态。该模式既具有域外认罪案件“检察官司法”的动力机制，又植根于我国刑事司法现实场域，更加契合职权传统和线性诉讼结构，更能确保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也能避免审辩协商可能产生的胁迫，但是，亦潜藏一定的诉讼风险。“起诉中心主义”模式既受审判中心的统摄，又是为了实现非认罪案件的审判中心。当务之急，应认真对待“起诉中心主义”模式，通过相关制度建设谨防检察官权力滥用、有效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化解其对刑事正当法律程序的消解等，避免“起诉中心主义”的失范化。     

在我国建立暂缓起诉制度的必要性

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在我国建立暂缓起诉制度的必要性。它们分别是建立暂缓起诉制度,顺应了起诉便宜主义的国际发展趋势;弥补了我国现行公诉制度的不足;有利于教育、改造、挽救犯罪人,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利于被害人受损利益的恢复;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益。     

检察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研究

现有的检察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将诉前程序混同于一般民行检察监督程序，将诉前程序的内容简单地理解成督促建议其他机关组织履职。然而从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整体来看，公诉化的构造决定了检察机关负责把握起诉要件，法院负责审理诉讼要件，诉前程序正是检察机关履行其诉讼职能的审查起诉程序。诉前程序回归到审查起诉的本位，既是为了理顺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关系，也有助于检察机关从积极履职与恪守谦抑的矛盾中解脱，在发挥诉讼职能的理论框架下强化检察权的行使。     

民事检察调解————法律监督中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

当今社会矛盾日趋多元化,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已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成为司法的重要路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将“检调对接”纳入社会大调解格局,在履行对法院民事审判权监督的同时,积极参与民事纠纷的化解,促进社会和谐,体现法律监督中的公共服务职能。然而,民事审判检察监督中引入调解、和解却缺乏法律的具体规定。它是否属于法律监督权范畴？如果不是,那这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的运用会不会弱化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权的监督？民事检察调解是否会损害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及胜诉方的合法权益？以上问题均需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立足于民事检察调解的现实价值可知,在尊重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基础上,法律监督与替代性纠纷解决及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是可以兼容的。民事检察调解应遵循自愿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原则、衡平原则、效率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界定民事检察调解的范围和模式对司法实践与民事诉讼立法有所裨益。     

民事抗诉的终结与民事公诉的再生--试论我国民事诉讼检察制度的重构

民事诉讼检察制度是现代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各国立法均规定了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起诉权和参与诉讼权,而我国却只规定了审判监督的抗诉权,这不仅与各国立法潮流相逆,同时因缺乏理论基础的有力支撑,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的矛盾.基于对检察权性质和功能的科学定位,我国应当取消抗诉制度,重新激活民事公诉制度,实现民事诉讼检察制度的重构.     

我国应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我国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这是检察机关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也符合我国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还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也是国外实践经验的借鉴。在具体设置民事公诉制度时,应当明确民事公诉案件的范围、条件、检察机关的地位和提起的方式,理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几种关系。     

论人民法院不应承担证明责任

在我国诉讼理论界,传统的观点是人民法院也承担证明责任。但随着我国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及刑事诉讼法的不断完善,这一观点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无法适应新的要求。文章主要从对传统观点的质疑并结合理论和现实来论证人民法院不应负证明责任,从而明确人民法院不负证明责任是实现控审职能分离、保障法院公正审判、强化公诉职能的重要途径。     

起诉法定主义刍议

起诉法定主义是指导起诉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起诉法定主义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其存在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在各国的表现也有不同。在刑事诉讼中,起诉法定主义是司法活动发展的必然要求,有价值也有缺陷。其诉讼价值决定了起诉法定主义应是起诉的主要规则,其缺陷也决定了起诉法定主义不能成为唯一规则。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两者应互相取长补短。     

我国犯罪嫌疑人申诉制度构建初探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申诉权只是宣言式的,尚未制度化,表现为既缺失明确适用条件的实体性规则,又缺失明确申诉的裁决主体及其行为的实施性规则。申诉的适用条件应是侦查机关和审查起诉机关针对犯罪嫌疑人所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诸多决定;申诉的裁决机关应是人民法院;应由决定的作出机关对所作决定的事实根据与法律根据负证明责任。     

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是检察机关综合考虑各种条件,对罪该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暂时不起诉的决定,考验期满后视其表现,再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一种制度。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的法理基础和价值取向。我国的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现实情况为实行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提供了可行性,但必须对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的适用条件、具体程序和制约机制作出具体规定。     

刑事公诉案件庭审前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公诉案件中控辩双方在庭审前故意隐瞒重要证据 ,在庭审时突然袭击对方 ,使对方不得不申请法庭延期审理的现象非常普遍 ,而这种做法在我国的法律上又是合法的。但我国目前的这种立法体例又与我们要求提高庭审效率 ,排除法官预断 ,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庭审改革目标相违背。在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 ,如英国、美国和香港地区 ,以及大陆法系的日本在刑事案件的庭审中却是不允许一方利用隐藏的证据突然袭击对方 ,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立法上都有一套完整的证据开示制度 ,这种证据开示制度确实也起到了提高庭审效率、排除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诉讼基本原则的作用。我国在立法上应当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 ,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开示制度 ,赋予控辩双方庭审前的知情权 ,禁止庭审中的突袭 ,以实现提高我国刑事公诉案件的庭审效率、防止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诉讼基本原则的庭审改革目标     

解构与续造:法院变更罪名的实践困境与完善维度——以C市Y法院近5年司法实践为研究范式

变更罪名制度的完善有利于保障控辩双方充分行使控辩权和法院正确适用法律、公正司法.然而,当前法院审理变更罪名案件存在适用面窄、程序保障不足、审判质效不佳等问题.究其原因,是受到适用前提不明、程序规定不够细化、考核指标不够科学的影响.法院变更罪名应以没有超出检方指控的范围为前提.除辩护方辩护罪名与变更罪名一致时外,法院应及时书面告知控辩双方变更罪名的情况及理由.同时,应取消对变更罪名的抗、上诉指标和发改指标的考核,并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