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而“分封”：“天下共主”之成败

周代的政制、礼法、宗庙、祭祀维系于血缘伦理，都与公羊家的“亲亲”原则相关联。“嫡长子继承法”是周人的制度创新，解决了夏商以来王权交接的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周王分封遵循“褒有德”，“尊勤劳”，血缘亲属优先，兼顾异姓战功。“封建亲戚”是对血缘关系的绝对信任，借助宗法力量而维护王权核心利益。周天子作为盟主并不拥有天下疆土统治权，只充当首领。柳宗元否认诸侯能倍加爱护封国之土田人口，其势力过大却挑战朝廷权威，乃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封建必将被郡县所取代。但分封制激活了地方，加速土地开发与人口繁殖，促进经济发展、文化振兴，催生贵族阶层，则也是事实。整个西周历代天子都把精力消耗在为“亲亲”确立制度体系、处理复杂血缘关系上，可依然有不断的亲亲相害，应该认真反省这种政治方式。     

析“更名民日黔首”

本文首先根据文献和地下发掘资料证明,“黔首”是战国后期流行于秦地的一种称呼,它表示了一个地位较低的至少失去部分人身自由的社会阶层。然后考察了商鞅至秦始皇时期秦国的治民政策,认为,商鞅治民政策有两个基本方面,对秦民是酷苛的“弱民”、“制民”政策,对境外移居秦国的移民则是较优惠的“徕民”政策;这种政策获得很大成功,使秦国强盛并最后兼并六国;统一以后的秦统治者不仅未及时调整政策,反而将战国后期治理秦民的政策推广到所有新统治地区,“其道不易,其政不改”,这就是“更名民曰黔首”的基本背景和内容;变本加厉持续执行战时对待秦民的治民政策,是秦二世而亡的最主要原因。     

小麦助秦统天下

秦王赢政当政初年，秦国统一天下的雄心已渐显露。燕、齐、楚、赵、魏、韩六国惶恐不安，纷纷想办法阻止秦国发展壮大。 在这些战战兢兢的国家中，与秦国相比邻的弱小韩国所感到的威胁最强烈。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阴谋，派出一位名叫“郑国”的高级水利工程师到秦国，说服秦王在关中平原上横向开凿一条长约150公里的大水渠，连通渭河的两大支流——泾水和洛水。     

“分封”与“郡县”之辨的复杂意蕴

历史表明,分封制所期望的“血亲屏藩”是一把双刃剑,始终存在着“内讧”的危险。虽然自秦代起郡县制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定式,但一个疆域庞大的帝国单一依靠郡县制存在着极大的管理困难,故而,既能维护中央集权统治又能兼顾“亲亲”之道的“两制并存”和“两制综合”的出现便成为必然。关于分封与郡县的争论,还经常涉及“公”或“私”的伦理评判,尽管争论者观点各异,但其中他们对历代君主莫不以“公天下”的名义而成就一己之“私”的揭露是深刻的。纵观郡县与分封的历史演绎,在君主专制下,唯有君臣权势悬殊,才能上下相安;而实行分封制又必然导致君臣彼此猜忌、对抗与仇杀。因此,如何把握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立意高远 运笔不凡——李斯《谏逐客书》赏析

《谏逐客书》写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是李斯上给秦王的奏章。这年,秦国发生了一起有名的“郑国事件”——首当强秦威胁的韩国为遏止秦的威胁,派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游说秦王,劝秦王修筑郑国渠,以企图消耗秦国的民力财力。这一阴谋被发觉后,秦国的宗室大臣借机建议驱逐在秦国任事的所有别的诸侯国的人,“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秦王接受了这个建议,遂下了逐客令。此时的李斯在秦做客卿,也在被逐之列,由此,他写了《谏逐客书》以劝谏秦王。秦王看后,马上取消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职务。 众所周知,当时的秦王(秦始皇)是个具有雄才大略     

景颇族“贡晶贡萨”与“贡龙贡查”制研究

“贡晶贡萨”与“贡龙贡查”是１９５０年以前存在于景颇族社会的两种政治制度。该文对“贡晶贡萨”的起源和发展、统治机构、贡萨德拉法及“贡龙贡查”的起源和发展作了对比分析,认为贡萨制属于封建农奴制,而贡龙制则属于封建地主制     

元代佛教文化与国家整合———以王权合法性构建为中心

有元一代,统治者对佛教文化大加利用,其藉由皇室仪式仪仗、君王名号赋予、帝师之制创立等路径,形塑出元朝皇帝为佛教“转轮王”的君主面相;同时亦借助皇权推动,促进了蕴含着强烈护国色彩与王权思想的佛教文献的弘播,继而从世俗与宗教两大领域双向强化了其统治合法性与政治领域中的“国家”“君王”观念。这不仅为论证元朝之正统性提供了重要的宗教理论基础与思想意识支撑,且对元代思想文化整合、多民族融合乃至大一统国家建构等皆发挥了重要意义。     

“亡秦”“逃秦”“避秦”“遁秦”:秦代人口流失现象

秦崛起与扩张进程中，在占有土地的同时，亦逐步重视对人口的控制。“徕民”政策的施行，促使作为强势政治实体的秦国愈益强大。秦实现统一之后，在所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的形势下，由于行政方面的问题，民人脱离政府控制的现象多有发生。社会人口“亡秦”“逃秦”“避秦”“遁秦”等情形的普遍出现，可以看作秦王朝行政控制力严重削弱、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秦代人口流失，应当与秦短促而亡的史实联系起来理解。     

唐代后期的宦官典军制度

一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廷采取了两项紧急应变措施:军事上大力扩编北衙禁军,加强中央直辖武装力量;政治上大力扶植宦官势力,使之与不断膨胀起来的军阀势力相抗衡。宦官将兵,典制军政,是唐王朝控制地方,加强皇权统治的重要手段。唐代宦官将兵,虽肇端于唐玄宗时期的杨思勖,但只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宦官才利用皇权统治面临的危机,积极参与军事,插手兵权。“唐制,始自肃宗参用内臣典制军政,或莅戎于征讨,或护兵于镇守”。这一时期的宦官,有的在中央执掌军机,如     

秦代“孝治天下”的政治尝试

秦代“孝治天下”的政治实践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西周以来政治制度的继承与演变。自春秋以降,周代宗统与君统混而为一的局面被打破,呈现出“君统”与“宗统”合一的伦理政治体制及宗族系统与政治体制二元分立的态势,秦王朝定法家为一尊,将孝道伦理直接纳入到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确立了孝道伦理法律化的单纯尚法为治的统治策略,并开始了“孝治天下”的政治尝试。秦王朝重视孝道,但其对孝道的推行有别于儒家。     

略论西汉“贵治狱之吏”的原因及其后果

重视“法治”,依靠狱吏执行严刑峻法去镇压劳动人民和维护剥削制度,是历代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共同现象。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各时期,除秦王朝外,都没有达到西汉统治者“贵治狱之吏”、“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的程度。那么,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表现何在?其结果又怎样?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认识西汉社会状况,无疑是有作用的。     

清初顺治朝巡抚之属籍

清朝于顺治元年入关,至十八年基本统一中国内陆.其所依靠的统治地方的军政首脑,主要是来自与满洲贵族利益关系密切的八旗汉军.清朝沿用"明制",以总督、巡抚掌管地方大权,其中巡抚以民政为主,至关重要.据统计、考证,顺治朝出任巡抚者125人,其中97人为汉军旗人,占78%,余22%为汉族籍.汉族籍出任巡抚,主要是清朝入关之初,满洲贵族出于拉拢汉族官僚士大夫及地方汉族势力的需要.随着清朝统治日趋巩固,汉军旗人几乎垄断了巡抚之职,汉族籍巡抚寥若晨星,且受到汉军督抚的节制、监控.因此可以说,清朝入关与汉族政权角逐,化劣为优,最终取得开国胜利,与其利用汉军旗人出任督抚,争夺掌握地方大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传统“天命”观的确立及其象征

殷周剧变诞生出“以德配天”的天命观,旨在为世俗统治提供某种来自天意的合法护符,其后经春秋战国到秦汉一统。“天命”受重视的程度恰与它所代表的王权之强弱相互照应。终于形成一套由“奉天承运”和“天谴弗违”辅助论证的天人感应体系,与西方的“命运”说不同,这种意识形态更强调天命与人事之间的双向效应,因此又具有强烈的象(取象于天)征(有徵予人)色彩。     

论秦始皇即位初年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兼评吕不韦

在秦始皇即位初年,秦国统治阶级内部相继发生了三次大的政治事件: 第一是在秦王(始皇)八年,秦王政的弟弟长安君成蛟借发兵攻赵的机会,谋反于屯留。第二是始皇九年,长信侯嫪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官骑戎翟召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学古”到“非古”——嬴秦文化政策变化对石刻文本书写及士人心态之影响

秦统一天下之后,对六国文化有一个初步的整合,具有“整齐百家”的政治意图,并在秦始皇初期进行了“外法内儒”的尝试。其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儒生、博士、方士与秦始皇、李斯等人在“学古”与“师今”的问题上产生重大矛盾,“法家”之名正式出现且地位不断上升,儒家被排斥出秦王朝的文化领导地位。秦朝初期的“学古师今”一变而为“非古师今”,秦王朝文化环境就此恶化,石刻文本的书写内容与士人心态随之发生变化,进而动摇了嬴秦的统治基础。     

清前期江西棚民的入籍及土客籍的融合和矛盾

棚民,是明中叶后,主要是清代出现的一种特殊流民。“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①,据雍正二年清查,通省十三府,“除九江、南康、抚州、建昌四府无棚民外,九府共计一万五千余户。”②乾隆年间,赣州府定南县,因“广东无籍穷民来此垦种,异籍环处,日渐繁剧,”③升县为厅。乾隆以后,江西棚民大规模的流徒已不见史载。本文所论仅限于清前期江西棚民的入籍定居及由此而来的土客籍融合和矛盾这一侧面。其目的有二:一是从棚民入籍、土客籍融合看棚民的流徙对近现代江西居民构成的影响;二是为近现代史上江西土客籍矛盾追溯它的历史渊源。不当之处,还望史学界前辈指正.     

“百代皆秦政”的历史逻辑辨析

“周秦之变”虽然实现了从“周制”到“秦制”的转换,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事实上,秦制也继承了周制中的王权世袭、家天下、大一统等内涵。不仅如此,秦汉以降的政治实践并非“秦制”对“周制”的完全替代,而呈现出二者相“混融”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就治理规范而言,自汉代儒法合流,先秦礼法制度又重新焕发生机,这一礼法一体化进程至隋唐基本定型,最终形成独特的“礼法之治”;在官僚体制上,秦代三公九卿制虽然成为汉代以降的基本模式,但其间在制度设计上多有变革,这种制度变迁所体现的一个总的发展态势是君主权力和威势的不断加强;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上看,虽然秦汉以降郡县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但分封制始终与郡县制相伴随;从政权基础来看,经过宗法与政治的重新整合,先秦时代的“家国一体”模式在秦汉之后得以重构,实现了皇权政治与地域性宗族组织的有效结合。秦汉之后的中国政治是“周制”和“秦制”的相互渗透和复杂融合,将此简单称为“百代皆秦政”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吻合的。     

吴越国元氏家族演进述论

危全讽、危仔倡原为地方“有武力者”,乘唐末混战依靠武力据抚、信二州,通过与地方实力派及上级割据势力联姻的方式维持统治二十余年。五代初,危氏兄弟在军阀混战中败于南唐,危仔倡投奔吴越国,子辈改姓为元,家族成员逐步由武转文,并依靠吴越王权,渐次完成家族转型。入宋以来更是人才荟萃。     

论秦始皇“焚书”未“阬儒”

秦始皇“焚书”确有其事,“阬儒”则是“阬方士”之讹。秦王朝不仅不反儒,而且率先把儒家大规模地引入“庙堂”,为儒家走向“独尊”开辟了门径。     

释“无已”

《鲁仲连义不帝秦》中“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的“无已”,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上册第一分册释为“没有止境”。可是,“秦国没有止境”这句话,在意思上显然说不通;而说成“秦国的贪欲没有止境”,虽然意思通顺了,却又犯了“增字解经”的毛病,实际上是改变了文章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