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伊朗神话中“世界末日”预言的哲理思辨

谢林曾断言:“希腊神话富于象征性,印度神话极重比喻性,波斯神话则流于程式化”。笔者认为,伊朗神话确属西亚北非神话的善恶二元论的结构模式,一切观念都基于“程式化”的善恶二本原的对立;但深入分析,其固定的结构模式和观念内层,却充溢着生气勃勃和发展变化的辩证思维。本文从前伊斯兰时期的古伊朗神话中对“世界末日”的预言故事,探讨了古伊朗民族的哲理思辨,以求得对古伊朗神话和文明的正确理解和评价。     

试析波斯帝国时代的文明大汇合

波斯帝国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波斯民族创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的世界大帝国，开辟了“帝国时代”，因此形成了世界上第一次文明大汇合，使所有的文明国家（或地区）都沟通了。东方和西方的文明都获得了同步发展，尤其是希腊世界和波斯帝国有了空前的发展。在文明大汇合中产生了第一部“世界历史”巨著──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并成为此次文明大汇合的丰碑。     

文明交往论和通史研究问题的思考——《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编后记

在数千年世界古代文明中 ,中东地区一直处于创造力的中心。如同整个人类文明史一样 ,不同文明间的交往贯穿于全部中东文明史之中。文明交往的作用 ,最重要的内在精神在于不同文明相互激发彼此的创造力 ,促进彼此吸收对方经验 ,充实各自的生命力 ;文明交往的原动力 ,是它的开放性、主动性和自主性 ;文明的本土因素在交往中起关键作用 ,失去本土因素即失去文明主体。泛义上的叙利亚文明交往史还凸现出三个重要性 :1 .商贸交往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2 .文明交往的互动性表现为文明间的影响与反影响 ;3.叙利亚地区文明交往中的分解转化环节 ,延续了叙利亚和希腊文明解体后的断层 ,衍生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文明     

论波斯帝国对犹太民族的统治政策

波斯帝国对犹太民族的统治政策与古代许多帝国的征服政策不同,它对被征服地区往往采取极为宽容的统治方略,这一点在它对犹太民族的统治政策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波斯帝国对犹太民族的统治政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政治上,犹太民族不仅建立了神权自治政体,后来甚至取得了行省自治;经济上,犹太民族的负担从帝国与行省的双重压力向帝国的单一负担过渡;宗教上,犹太民族成功地重建了圣殿并取得了神权自治地位。波斯帝国对被征服民族统治政策的独特性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这一帝国具有重要意义。     

帝国的冲动、惯性和极限——基于希罗多德波斯史撰的帝国战争考察

与其他文明的不可避免的接触是扩张主义帝国冲动产生的一个根本诱因。希罗多德笔下的古代波斯以其强劲的帝国冲动,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奔上了对外大规模扩张之路。居鲁士大帝唤起了波斯人征服异族的愿望,塑造了对外征服战争的基本样式。冈比西斯以其个人激情,急剧加大了帝国动能的扩张主义要素。到大流士和薛西斯时期,波斯帝国已完全形成并达到巅峰,在政治制度和战斗精神等方面显示出对邻近民族的显赫优势。波斯四代君主的对外战争都显示了帝国冲动的惯性,大流士和薛西斯的希腊战争的失败则展示了帝国扩张的根本困境和极限。从希罗多德史撰展示和透视的古波斯帝国历程,可以提取关于帝国和帝国战争的某些重要遗训。     

试析波斯古典诗歌中的“酒”意象

文章结合波斯传统中的“酒”文化背景，梳理出波斯古典诗歌中的“酒”意象主要体现出五大层面的含蕴：爱情、美好事物、正义力量、及时行乐和排忧解愁，这反映了波斯文学的一种地域性，展现着波斯人独特的民族心理，彰显着有别于其他民族“酒”文化的特征。     

试论伊斯兰教的传播对维吾尔书面语的影响

语言总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教,对语言的影响尤为显著。例如,由于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阿拉伯语在波斯战胜波斯语,在叙利亚战胜罗马语叙利亚语,在埃及战胜科普特语和罗马语,在北非战胜拉丁语,七十年之内阿拉伯语竟变成为上述诸地的普遍语言。”     

西安地区古城垣保护与展示模式初探

从历史沿革、保存现状和保护方式等方面对西安地区各时期不同类型的城垣遗址进行综述和分析,总结出古城垣保护与展示的四种模式:遗址公园模式、博物馆模式、回填复原模式、重建仿建模式.四种模式所适应的情况不同,各有优劣.古城垣保护要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坚持真实性、系统性、可持续性的保护原则以及整体保护、整体展示、分期实施的“动态观”.西安地区古城垣保护与展示的探索与实践,对于其他地区古城垣遗址的保护具有借鉴意义.     

“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南民族智力资源开发的教育文化思考

[提要]古丝绸之路文明孕育了丰富灿烂的西南民族文化，酝酿了底蕴深厚的智力资源，为西南民族社会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创造力。“一带一路”建设为西南民族地区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智力资源联结着文化之根，以教育途径传递丝路文明的薪火，需要在更加开放的格局中构建起“内外互通、和谐共生”的新型发展模式，以开放创新为驱动，加强跨文化、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以文明互鉴为方向，开发具有世界意义的民族文化课程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智力支撑。     

论民法对政治文明建设之作用

政治文明是由文明的政治理念、文明的政治制度、文明的政治秩序和文明的政治目的四个要件构成的。文明的政治理念是整个政治文明的先导。这些文明的政治理念主要有：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人民主权、宪政、法治等等。近代民法也是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两者在基本理念上有很多相同之处,本文仅从三个方面论述民法与政治文明在理念方面的一致性,从中概括出民法对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并得出结论：对于国民施行政治教育的是私法,绝不是公法。     

ISIS的钱从哪里来?

和一些极端组织不同,“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不再单纯依赖海湾地区的“同情者”捐助的资金,而是发展出多种筹资方式,包括掠夺控制地区的原油、绑架人质索要赎金等. 敲诈勒索,每月敛财1200万美元 伊拉克摩苏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杂货店老板,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回忆了被极端组织“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敲诈的经历. ISIS成员有时假装来买东西,有时发来短信,有时打来电话……无论采用什么方式,传达出的信息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给钱!     

博综深究新意多 --评张创新《中国政治制度史》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政治状况及其未来走向,必须学习和了解中国政治实践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吉林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创新先生新著《中国政治制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正是一部可以帮助人们“鉴古观今”的佳作。通读《中国政治制度史》,笔者有以下深刻感受:第一,砥砺学术,功力非凡。张创新教授是我国著名政治学家王惠岩先生的门生,早在1989年,他就与王先生一起研究此课题。16年来,作者对先秦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政治制度发生、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多部学术…     

政治文明与政治制度建设

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制度又是社会政治文明的“骨架”和“脉络”。建设政治制度应遵循四条原则，即民族性、合法性、合理性和合道德性，在我国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根本政治制度及各项县具体政治制度的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意象思维”与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

从考古学的角度看，三星堆出土的主要器物显示出古蜀人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古蜀人的思雏以原始“意象思维”为主，这决定了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的模仿性、具体性、象征性。     

民族地区诉源治理研究——以凉山彝族“德古”为切入点

诉源治理是在坚持“枫桥经验”指导社会治理、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基础上的创制和发展的，其和平共处、团结协作、共融发展的价值取向本质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观具有统一性。凉山彝族地区的“德古”调解是少数民族中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解纷模式，虽然“德古”在凉山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不同阶段被赋予不同的时代特征，但“德古”作为地方治理资源所表现出来的弹性，决定了它是地方治理的稳定因素。“德古”纳入现代规则体系下统一管理的“德古+法律”模式，坚持了诉源治理事前预防与化解的宗旨，实现了诉源治理所追求的多方主体合作、一体化运行的秩序。由于诉源治理的主导力量恪守国家法，在相关配套不完善的条件下，该模式的运行出现瓶颈。应重视民族互嵌型格局的构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出发点，探索当前民族地区诉源治理不断推进的法治化路径。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容建构

政治文明包括政治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等多方面内容 ,其中政治制度文明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政治制度建设包括制度公正、制度伦理和制度创新。     

古罗马史上的两个”三头同盟”——兼谈从共和制到帝制的转变

古罗马奴隶制共和国转变为奴隶制帝国,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在历史巨大变革中形成的“三头同盟”,对促进以至完成古罗马政治制度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弄清“三头同盟”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表现形式及其历史作用,无疑是古罗马史研究中的一大课题。 “三头同盟”产生的历史背景     

重启“古今之争”

<正>时间本无限，既无始，也无终，因此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存在“古今”问题。就算在古代，也同样有“古今之争”，因为总还有比那时更古的往昔。柏拉图身处古希腊的“古典时期”，在他之前还有数个世纪的“古风时期”。所谓“古风”，意为“开端”（arche），但古希腊的古风时期还远不是西方文明的开端，且不说古希腊文明深受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小亚细亚文明的影响，即便在古希腊内部，也还有青铜文明以及杳不可考的远古时期。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其实都在围绕一条道路展开，     

大国“治权”与特殊行省——奥斯曼帝国行省管理的“埃及难题”

奥斯曼帝国晚期对埃及行省的统治,前七十七年(1805—1882)拥有名义上的主权而没有治权,后二十七年(1882—1909)得到了虚幻的“治权”。埃及实质上是独立政体,政治机构的设立具备“国家”的规模,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子孙是世袭君主,独立开展外交。1882年英国在埃及驻军之后,奥斯曼帝国政府派遣一名专员到埃及,既保持了对埃及的名义主权,也得到了对埃及行省的“治权”。为了对付埃及,奥斯曼政府多次求助于英、法、俄等国的帮助。埃及统治者能否对抗并挑战奥斯曼帝国政府,也取决于欧洲大国的态度。“外国干涉内政”成为奥斯曼帝国和埃及行省的共同需求。英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宣称“埃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和奥斯曼政府共同制造埃及“回归”帝国的假象。     

元代至近代临汾书院数量、分布及其变迁

“尧都平阳”即今临汾。临汾古为“冀州”之地，正中冀州曰中土，中土亦可作“中国”，这便是“中国”一词的滥觞。临汾地处于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它被誉为“华夏第一都”。在这片地域上孕育了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帝王将相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等，这些人物的涌现与临汾当地的文明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一个地区文明的发达程度依托于教育的发展，教育事业的开展与知识的传授当然离不开与之相关的教育机构——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