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冲突中公众行为演化及化解策略——以浙江余杭垃圾焚烧项目为例

近几年中国公众对有害邻避设施（垃圾焚烧、化工厂等）带来环境风险的强烈感知,使得邻避类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风险感知视角下浙江余杭垃圾焚烧项目先后经历了强烈的风险感知、坚决反对—风险感知的下降、尝试了解—态度转变、迎臂接纳三个阶段,最终成功破题原址建设。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项目中公众的行为演化机理遵循的逻辑为：项目本身的实体风险—风险感知的放大—危机产生—介入因素转变—风险感知降低—危机解除。要摆脱邻避项目陷入应急处理的窠臼,应构建嵌入公众风险感知的常态化决策程序,其内核为公众风险感知的嵌入,中间为到位的风险沟通、科学的技术评估与合理的利益补偿三环相扣的闭环环节,协商民主的理念则贯穿整个过程。     

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冲突中公众行为演化及化解策略——以浙江余杭垃圾焚烧项目为例

近几年中国公众对有害邻避设施（垃圾焚烧、化工厂等）带来环境风险的强烈感知，使得邻避类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风险感知视角下浙江余杭垃圾焚烧项目先后经历了强烈的风险感知、坚决反对—风险感知的下降、尝试了解—态度转变、迎臂接纳三个阶段，最终成功破题原址建设。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项目中公众的行为演化机理遵循的逻辑为：项目本身的实体风险—风险感知的放大—危机产生—介入因素转变—风险感知降低—危机解除。要摆脱邻避项目陷入应急处理的窠臼，应构建嵌入公众风险感知的常态化决策程序，其内核为公众风险感知的嵌入，中间为到位的风险沟通、科学的技术评估与合理的利益补偿三环相扣的闭环环节，协商民主的理念则贯穿整个过程。     

邻避风险的运作机制研究

基于风险竞技场理论,通过对ＢＯＢＯ 城垃圾分类转运站事件的个案研究,审视了邻避风险的社会生成逻辑及其运作机制,从而揭开了“中国式邻避冲突困境”的症结。首先,作为一种社会互动的产物,不同风险心智图式及风险建构策略是风险竞技场中邻避风险运作的内驱力,即风险认知结构错位是博弈双方风险沟通失败的重要原因;其次,家园意识崛起及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导致社区居民采用非常规行动以打破政府单方主导的博弈规则,进而实现利益诉求的非正式表达;最后,一方面邻避项目是地方领导者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它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会侵蚀政府权力行使的社会基础,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执政危机,使得博弈双方的风险互动陷入新一轮的“立项—抗议—停止”之中。     

邻避事件中公众环境话语权的实现路径探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公共产品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在邻避设施兴建过程中日益突出,引发邻避事件。作为邻避事件的主要治理者,政府在治理邻避事件时易忽视公民的环境话语权,产生选址前封闭决策、选址时听证程序无法落实、选址后忽视监管与风险控制等问题,这既不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又有损环境正义,还会给当地带来社会稳定风险。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拟从沟通机制的畅通、程序的正当设置与监管赔偿制度的建立这三种路径调和社会公益与公民私益之间的矛盾,提升公众在邻避事件中的环境话语权。     

重大“邻避”设施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现实困境与政策建议——来自S省的调研与分析

重大邻避设施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着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更具特殊性,也意味着该类决策的稳评将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困难局面。这些困境表现在邻避设施决策稳评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法制建设以及理论指导等多个方面。要有效摆脱困境,就应从体制上理顺维稳办与其他评估责任主体的关系,建立异地评估与备案审查制度;在技术层面努力提高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风险沟通的形式、内容和权重方面做出改善,保障公众充分的知情权和平等的参与权;在法制层面从根本上明确稳评的法律地位,理顺与其他风险评价法律依据的关系;从学理上阐明公众邻避情结的路径依赖,加强对公共信任脆弱性的研究,构建风险感知-风险沟通-公共信任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升邻避设施项目风险评价的理论指导水平。     

多因型抗争： 对邻避运动肇因的多维审视——以R市反核电站建设运动为例（1983—2015年）

已有的邻避运动肇因研究,一直遵循“诉权—感知—谋利”的解释框架。通过对R市邻避运动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邻避运动的产生至少包括身份特质型动因、风险机会型动因与媒介建构型动因三个维度。对比传统解释框架可以发现,无论诉权、感知还是谋利,都不是邻避运动产生的核心肇因。相反,高动员特质、较低的抗争风险、新媒介的助推更易导致抗争行为。鉴于此,“多因型抗争”的解释框架应包含身份特质、风险机会、媒介建构等三个肇因维度。相比于传统解释框架,多因型抗争对中国国情的环境抗争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差序政府信任”是形塑中国邻避多因抗争行为的深层机制。它既引发民众进行邻避抗争,也规范民众在有限范围内有序地抗争。     

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考量及其治理

我国因邻避设施的兴建而产生的邻避冲突越来越多,邻避设施的后果承担者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收益享受者之间是不对等的,这种负外部性和成本—效益不均衡性的存在致使邻避设施极易升级为矛盾的导火索。减少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实现成本—效益对等,避免或解决邻避冲突的对策在于:提高邻避设施的科学技术水平,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采取适当的经济补偿,弥补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扩大利益受损者的话语权,降低因预期性负外部效应引起的不安和忧虑等。     

“中国式”邻避运动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对22个邻避案例的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

使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003—2015年间22个典型的邻避运动案例进行系统的比较,结合中国抗争政治的特点提出理解邻避运动成功的探索性分析框架,指出相较资源动员理论,政治机会理论对当下“中国式”邻避运动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研究发现,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以及温和型运动策略并存是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针对不同类型的邻避设施,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与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并存是污染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公民参与与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并存是风险集聚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风险感知与东部地区共存是心理不悦和污名化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发现环保组织介入运动可能阻碍抗争的成功。此外,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抗争结果的研究方法。     

“一带一路”海外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的发生机理与防控策略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日益增多,围绕这些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产生的邻避冲突呈现多发态势,并对项目建设、“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和我国与东道国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一带一路”海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经历了一个从邻避风险产生到风险积聚,最后到风险爆发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项目建设和运行中的不规范现象、项目公共关系意识和能力的不足、项目建设背后的复杂政治博弈以及国外媒体的长期污名化宣传等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一带一路”海外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的治理存在冲突场域的异域性、冲突性质的复合性、冲突主体的多元性、冲突方式的极端性等难点。基于此,应该整体着眼,综合施策,采用涵盖国家间—国家—企业—媒体与社会的多层、多元冲突防控策略。     

邻避事件治理的定性比较研究——基于动机-能力框架

基于动机-能力框架，采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析了地方政府在邻避事件治理过程中选择妥协型回应或渐进型回应的内在机理。地方政府的回应策略根源于利益偏好、规避问责风险、资源整合能力与沟通协调能力的四元互动。经济效益型项目比公共福利型项目更能激发地方政府选择渐进型回应路径。纵向支持与横向整合能有效促进地方政府选择渐进型回应。相对沉默的项目潜在受益群众理应成为衡量项目价值的重要参数。为避免陷入“项目实施-民众反对-冲突升级-停建”的怪圈，地方政府应由刚性维稳思维转向韧性维稳思维，通过全流程协商沟通机制实现利益偏好的双向转换，通过纵横联结的资源协作网络实现社会和谐与区域发展双重价值的均衡。     

转型期我国邻避冲突的发生机理及成因——基于对什邡群体性事件样本的分析

近年来,以环境保护为主要诉求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中以公民因反对带有明显负面影响的公共设施或工业设施选址与建设而导致的邻避冲突尤为突出。从事件表面来看,邻避冲突是政府、潜在污染企业和公众之间利益矛盾激化的结果。从深层来看,负外部性、风险感知偏差及风险分配不公是引燃邻避冲突的现实性诱因,精英决策模式下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渐微是诱发邻避冲突的体制性根源,脆弱的社会心理环境则是引发邻避冲突的助推器。     

社区利益协议视角下邻避项目信任危机与应对

近年来,我国邻避项目不断爆发信任危机,究其原因是邻避项目的负外部性、信息不透明、企业的逐利性和公众对邻避项目认知缺乏。社区利益协议要求信息公开、平等沟通、互利合作使其对化解邻避项目信任危机具有优势。我国已经具备引入社区利益协议的基础,但在协议的适用范围、社区利益代表、内容和政府定位等方面还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我国社区利益协议的制度建设需要合理界定邻避项目和相关公众,明确社区利益协议适用范围;设置科学的公众利益代表机制,确保公众利益的实现;将政府定位于服务者和监督者,保障社区利益协议的签订和实施;引入第三方组织参与,推动社区利益协议的专业和公平。     

邻避冲突主体间认知差异评估框架与建构方法--基于模糊德尔菲法的综合运用

邻避冲突行为主体间的认知差异不仅影响周边民众的行为意向,还直接影响其行为动作。采用模糊德尔菲法,以公众参与、利益补偿、信息公开和风险防范为研究基础,建构邻避冲突行为主体间认知差异评估框架。该评估框架能有效弥补因语义认知差异而产生的评估缺陷,较为完整地表达专家意见,使评估结果更具客观性和稳定性,为揭示不同行为主体对邻避冲突应对策略上的认知态度、寻求不同化解策略在周边民众的真实反映奠定了基础。     

何以形成“邻避”或“邻利”——基于组态分析视角

近年来，心理不悦类邻避事件频发，对社会安全与稳定构成极大威胁。本文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对比剖析20个典型的心理不悦类邻避事件案例，基于组态视角探求影响事件结果的因素和组合路径。研究发现：公众参与和风险感知分别是邻避项目停迁和不停迁的必要条件。致使邻避项目停迁的组态路径可归纳为利益受损型、民意不畅型和威信缺失型三种类型，引致邻避项目不停迁的组态路径可分为公开透明型、权力信任型、利益保障型和服务满意型四种。结合研究结果，从公众参与、法治建设、利益补偿与观念引导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焦虑情绪、风险认知与邻避冲突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垃圾填埋场为例

以北京六里屯垃圾填埋场为个案,通过描述统计、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填埋场周边民众的焦虑情绪、风险认知和邻避态度三者状况及其内在关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近3/4的居民属中度以上焦虑,近6成居民邻避态度强烈;焦虑情绪与邻避态度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风险认知的4个因素——生活品质、环境污染、身体健康、补偿意愿中,补偿意愿与邻避态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生活品质、环境污染、身体健康三者均与邻避态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危机情态下公共政策执行的困境及其破解!

公共政策是政府治理公共危机的常见工具和有效手段,其治理目标的实现主要取决于它的顺利执行。但在以情况危急、局面骤变、人心不安和舆论关注为基本特征的危机情态下,公共政策的执行面临着"先天缺陷"、认同障碍、参与困惑和价值纠结等困境。要想破解这些困境,政府在平时应该牢固树立危机意识,并致力于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同时注重对民众的危机教育和训练;政府在危机中应该及时与民众沟通和回应民众诉求,并注重运用价值排序和价值妥协的策略。     

基于公民参与视角下邻避冲突的应对研究--以广东省茂名市PX项目事件为例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公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社会冲突也不断增加。随着民众民主维权意识和环保意识的增强,邻避设施及其引起的邻避冲突也成为了比较严重的公共问题,缺乏有效公民参与是邻避冲突发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笔者以广东省茂名市的PX项目引发的冲突事件为例,从公民参与的角度分析了茂名市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且提出了邻避冲突应对的具体相关建议,即培养公民树立正确的参与意识、完善公民的参与方式、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加强公民参与的法律制度建设,强化相关司法保障。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治理

当前层出不穷的邻避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了基本方法、价值导向和制度平台。目前我国邻避冲突及其治理的突出问题是严重的协商不足,其原因在于协商意识、协商能力以及协商制度不足等。应从树立协商理念、提升协商能力、拓宽协商渠道、丰富协商方式等多方面来寻求以协商民主破解城市邻避冲突治理困局的对策。     

重大邻避设施决策风险评价的关系谱系与价值演进

重大邻避设施决策风险评价是一个体系,其中的经济评价、安全评价、环境评价和社会稳定评价虽然功能各异,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经济风险评价是基础,安全风险评价是保障,环境风险评价是深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是归宿。重大邻避设施决策风险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本质上源自人们对生存不确定性的认识升华和价值演进,现实风险的类型及威胁程度影响着人们决策价值的选择方向与转换方式,从开发主义始,历经科学主义和生态环保主义,最终演进到包含环境正义观和后物质主义在内的邻避主义。     

“缺席”抑或“在场”？我国邻避抗争中的环境NGO——以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为切片的观察

围绕“我国邻避抗争中环境NGO究竟是‘缺席’还是‘在场’”这一理论与实践争议,对5家垃圾议题NGO在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中的行动进行持续观察与剖析,认为可将其策略解读为“缺席的在场”。即有异于西方邻避运动中环保组织的激进角色,我国大部分环境NGO的确“缺席”了对抗争的直接组织与推动,尚未成为公民环境维权的引领者和动员力量,但若放眼邻避抗争所依存的整个环境治理链条,很多组织则已具有显著“在场性”。其经过“获得—拓展—展演”三个阶段,成功实现从抗争中“孕育”与“脱胎”,并依循“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完成对冲突治理的“反哺”。这一发现对我国邻避风险应对、环境困局破解以及社会组织的培育等可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