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熊大木对历史演义小说的贡献

为了探讨熊大木创作对历史演义小说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把握其发展脉络,运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交叉互动法、比较研究法及实证、分析与归纳的研究方法,认为熊大木小说给后来的历史演义创作提供了一系列的借鉴作用;熊大木在题材内容、小说观念及编创方式三个方面对历史演义小说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熊大木刻书考略

建阳书坊的雕版刻印书籍闻名于世，有“图书之府”的美誉，这里曾聚集了众多经营、编撰、创作、刻版等书坊专业人才，熊大木则是其中的多面手。他既是书坊主，又是著名小说家。从熊大木现存作品尤其是历史演义小说来分析其编创作品在通俗性、实证性、创新性和继承性等方面的特色，揭示出熊大木对建阳刻书和明代通俗小说发展等方面均有很大影响。     

明清演义小说理论概说

鲁迅曾指出:“宋人之‘说话’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其中讲史之影响更大,并且从明清到现在,‘二十四史’都演完了。”明、清两代的历史演义小说,自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获得成功之后,许多文人竞相仿效,“其浩瀚几于正史分签并架”。在演义小说蜂起的同时,明清文人在小说序跋、评点文字和笔记之中,对演义小说进行了理论性的阐述和总结,成为我国古代小说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一端,有虚构事实者,亦有踵事增华者”,演义小说作为整个古代小说中     

历史演义小说:中国小说家的一大发明

世界诸国均无历史演义小说这一品种 ,只有中国才有历史演义小说。中国的正史 ,历来就有神话、传说、虚构的成份 ,以史为本 ,并敷演其大义 ,达到以史为鉴 ,教育和娱乐民众的目的 ,于是乃有历史演义小说的出现 ,历史演义小说经历了衍变过程。中国历史演义小说 ,具有其鲜明艺术特点。     

熊大木书坊主身份的考证尚难动摇--与陈旭东先生商榷

历来研究者认为,熊大木以小说编创者兼书坊主的特殊身份对明代小说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陈旭东先生《熊大木身份新考》一文,认为“熊大木作为书坊主的说法是不成立的”。遗憾的是,陈文立论并没有以过去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观点虽有新意,但无更有说服力的文献材料可以举证,熊大木书坊主的身份尚难动摇。     

唐修《晋书》叙事二重性深层原因详探

唐修<晋书>虽作为官修正史却多采小说入史,尤其是大量采用了<世说新语>的材料.这使得唐修<晋书>在叙述过程中时时呈现出小说化倾向,它也因此具备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双重性质.而先秦至六朝、唐初以来历史观念的转变和六朝文风影响下小说文体观念的不断发展,使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走向融合,这也正是唐修<晋书>呈现叙事二重性的深层原因.     

试论《三国演义》历史观——关于“英雄史观”和“正统观念”的辨析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它以自己特有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取得了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上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对于后世不断产生的历史演义小说(几乎可以沟通二十五史的一系列演义)来说,无疑具有开创性和典范性的意义,正好象司马迂《史记》之于后世纪传体正史一样。《三国演义》是小说,是文学,因此,它首先是作者文艺观点,审美观点的体现,这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前提。但是,由于它是一部历史小说,是通过对复杂纷繁的历史题材的处理     

论《隋唐志传》的创作结构及对明后期历史类小说的影响

《三国演义》虚实高度融合的写作方式，对历史题材的创作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影响；在紧承其后的一批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作为向这种方式的努力靠拢，《隋唐志传》在内容安排和写作观念上，显示出了历史类小说创作走向分化的开始。其主观上已经开始的对虚实关系的探索和客观上材料拼凑的失败，即文中循环组合《三国演义》情节和《资治通鉴》内容的手法，已经孕含了对“正史”与“戏说”的人为割裂，并影响到稍后的书商小说对“通俗演义”的理解，以及由此开始的历史演义体裁创作在重“史”与重“趣”两方面的逐渐分化。由此。在小说史上，《隋唐志传》有着不容忽视的分界点的意义。     

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小说之预言性探微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将包含预言的志怪故事引入《三国志》中,是通过预言这一媒介将史书与小说沟通、结合,用文学故事之含义注释史书所述历史事件,阐发历史事件所含深义以及给人的启示,一定程度上勾画出了小说的轮廓,启发了后来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     

“新历史小说”：虚构、想象的历史

80年代中后期,中国一批作家以自己的观点和方式创作了一类新的小说--"新历史小说"。这 类小说以"时空交错"和"强化偶然性"的方式虚构、想象了历史,并以鲜明的"个人性"质疑、改写 了传统的历史文学观念。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时间处理艺术

在时序变位方面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虽以顺叙为主 ,但也常用倒叙和预叙 ,采用倒叙和预叙 ,常伴随大量的诠释性、评论性干预。这一特点的形成 ,是与史传、说唱乃至传统天命观念等的影响分不开的。在时间变形方面 ,成功的演义小说都擅长于“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 ,热闹处敷衍得越长久” ,并爱将笔墨集中在那些野史、传说色彩比较浓的部分 ,致使叙事跌宕有致 ,引人入胜 ,具有鲜明的民族叙事风格     

《太玄》的撰著旨趣及儒道兼赅的哲学思想

扬雄创作<太玄>有其深刻的社会人生和历史文化背景.<太玄>仿象<周易>,吸收秦汉以来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并与当时社会所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密切结合,构建了一个无比庞杂而又自成条贯的哲学思想体系.扬雄继承并发展了其师严君平"引<易>入<老>"的学术特点,他的<太玄>兼赅儒道,对后来的魏晋玄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辉英抗战题材长篇小说论

李辉英是一位身跨现当代地跨大陆与香港两地的抗战小说家,他的抗战长篇小说创作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他全景式地展现了从抗战前到抗战后,从前线到大后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图景,塑造了上至总司令下至普通士兵、群众的人物群像,其中集团军申总司令形象堪称典型,为抗战人物画廊增添了厚实的一笔。他作品中所弘扬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东北作家天然秉传的文学品格并生生不息于中国新文学史册。尽管在思想的穿透力、文本的时代氛围等方面有些许遗憾,但作为一位抗战小说家,李辉英的文学贡献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桑怿传》及其文史意义探析

《桑怿传》以“捕盗”为叙事主轴,行文策略、写作手法与传统人物传记同中有异。糅合正史人物传记与传奇小说笔法,刻意不完整撰写传主生平,以与正史“互见”之法,不仅超越前代的传记、小说,开创史笔入文集之新例,也体现了欧阳修跨越文史,以及“事信言文”“纪次而传”的文道观,对宋代人物传记与古文发展影响深远。     

重析早期历史传奇中女性形象的近代内涵

在宋元说话中,原是儿女故事与英雄传奇并重的。早期的章回小说首先突出了对历史的浓厚兴趣,这时,重建历史秩序的英雄事业成为叙述的重心,而“家庭”与“色”这一纯粹的个体欲望,便被视为英雄实现建功立业这一社会欲望的障碍,成为备受冷落又无法摆脱的情节——它实际成为一种潜在因素,而支配着历史传奇的整体结构。当小说完全摆脱了对帝王将相的描写,当英雄走向神魔化、走入家庭闺阁的市井风情时,这一潜在因素便逐渐走向了前台。从历史传奇到神魔到世情,女性形象逐渐由湮没到喧哗,但个中的否定内涵却是一脉相传的。     

论扬雄的史学思想

扬雄作为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史学思想上也颇有建树。他将历史学看成是研究政治培养政治家、叙述事实揭示真理的学问,其功用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提供借鉴。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在于"时激"和"人事",实际有"正道"和"它道",其动力在于人类的实践尤其是圣贤的意志;历史认识的条件在于认识客体的规律属性即"神"、认识主体的主动属性即"心"和认识媒介的传播属性即"言"书",其目的是掌握历史规律,体验创造历史的自由,其验证标准为儒家思想和历史实践。扬雄讲究的是"与道神之"即按照历史发展来把握事物的本质的历史方法、将历史人物或历代王朝放在一起的比较对照方法和史学论著编纂的模仿法。政治史学中的游离性、官方史学中的民间性和人本史学中的谶纬性,构成了扬雄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沈从文小说的道德困境及其审美表现

沈从文作品给人的表面印象是道德的彰显和“历史”的缺席。然而,在历史视角和道德视角的双重审视下,我们发现沈从文作品中的历史意识与道德意识往往共同“在场”、相互纠缠,造成了沈从文小说的独特性。表现之一是叙述者立场的暧昧与游移,表现之二是两者的相互渗透,即以道德视角去质疑历史,同时又以历史视角来反观道德。沈从文小说的理想性、悲剧感、蕴藉性等审美特征也由此生成。     

梁启超与中国小说的近代化--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的角色考辨

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担当了主导角色,为中国小说近代化历程做了三项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创办《新小说》为小说革新开辟阵地;二是努力开创小说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新模式;三是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开辟现实主义新蹊径。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小说创作,以及他对革新小说所作的努力,使中国小说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演义与历史小说——传统演义的现代转化

在新文学运动发生的初期,传统演义经历了向现代历史小说转变的过程。胡适经过和钱玄同争论,以文学革命者的身份首先提出了传统演义的性质与归属问题,他通过对西方现代小说文体观念的接受,重新定义了历史小说,并把演义归为通俗历史讲义,这样,胡适以断裂的方式实现了演义与历史小说的分离和转化。鲁迅从小说史的角度指出演义本身具有的悖论性质,不仅存在于传统演义中,而且也内在于现代历史小说里;演义作为现代历史小说的否定性力量,在对历史小说的"抵抗"中实现了向后者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鲁迅突出了历史小说的"自律性"特征。     

论莫泊桑长篇小说的历史价值

莫泊桑长篇小说的历史价值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小说文本成为了一段压缩的历史 ,体现了法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种种特征 ;二是社会历史与小说文本构成了生活世界的隐喻 ,莫泊桑作出了生活即死亡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