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中文系文学史教学中的“崇古非今”

我們系文学史教学中有在的突出问题,叫它“厚古薄今”还说得太輕了,应該叫它“崇古非今”更为恰当。下面我們就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教师的崇古非今思想在我系文学課程的设置和讲授內容上,崇古非今表現得非常严重,探源求本,是由于教师的可怕的崇古非今思想。我們要详細揭一揭。一、我們的老师对古人、古代作品常推崇备至,錯誤地把他們捧到不应有的高度。研究詩经的認为只有詩经才是真正的詩,新詩不屑一顾。研究     

“中国詩史”詩經部分批判

“中国詩史”“詩经”部分是陆侃如写的,因此,我們批判的对象是陆侃如。“中国詩史”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一九三一年的旧版本;另一个是一九五六年的新版本。我們批判的是后者。新版本“中国詩史”有篇“自序”,说明新版本比起旧版本,已经作了“必要的修攻”,已经把“比較严重的錯誤地方尽量去掉。”現在,我們就来看一看这部已经作了“必要的修改”,已經把“比較严重的錯誤地方尽量去掉”的“中国詩史”,仅就“詩经”部分,就存在着多么严重的錯誤,暴露出陆侃如在学术思想上多么反动的观点。     

关于詩經的翻譯

在这里,我想就詩經的性質來談談詩經的翻譯問題。詩經是我国最古的詩歌总集,其最晚的詩篇距今也有二千几百年。以現代語翻譯詩經的工作曾有不少人从事过。各家譯法并不尽同;然而大家尚处在摸索的阶段,很难說誰的方法是最好的。其实,把各种譯法归納起來,也不外乎两类:一部分人主张譯文必須絕对切合原文,企图使譯文兼起注释的功用,給讀者以比照閱讀的可能。有人就这样說过:譯文的“字句不要顛倒”,要“保存些原有联     

談詩經“月出”篇答王季星先生

我对于詩經陈風月出篇的解釋与旧說大不相同。王季星先生看到了拙作“詩經引論”和“詩經选注”,針对我的論据,提出批評,因而他的批評比較具体而深刻,这是更值得欢迎的。但是他的批評僅僅是發揮了旧說,似乎还未能够推倒我的說法。此詩的第二章:“佼人懰兮?标懙旅鹘浀溽屛?“刘本又作懰”腋葑鳌傲酢钡墓疟?根据“刘”字的本义是“殺”,來理解此詩。王先生根据張揖埤蒼“刘”字作“嬼”而解做“妖”,又举玉篇廣韻等書为証,从而得出这样結論:“可見     

郭沫若文藝思想发展的道路

一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郭沫若是一位很重要的作家。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写詩,写小說,写散文,写历史剧,也写文艺批評。自然,他从事詩歌創作的时間最早,并且份量最多,影响也最大。因此,他主要地是作为一个优秀的詩人而为我們所称道的。他的早期的詩集“女神”以其全新的內容和形式,在中国新詩史上起了极其重要的划时代的作用;并且直到今天,还閃耀着它战斗的光芒。     

诗經大小雅所反映出的社会現实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总集,也是我国最可宝貴的文化遺產。全國解放以來,学術界对于詩經的論著、编譯和选注,曾作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可是在已經發表的作品中,大半是侧重于国風这一方面的;而涉及雅和颂这一方面的,数量就比較少。当然,詩經中國風的部分,絕大多数是出于廣大劳动人民的口头創作,它无論在思想内容上或者在藝術形式上,都远非貴族文人寫作的雅和頌所能企及的。它是全部詩經人民性最强藝術性最高的部分,也就是全部詩經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我們首先来对國風給予整理和發掘,这是完全符合于当前需要的。可是雅詩虽然是屬于貴族文人的作品,虽然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远不及國風;然而其中也有不少的作品暴露了統治階級的腐     

向大跃进中的新民歌学习

在我們祖国的文学史上,曾经出現过詩经、屈原、乐府詩、陶潛、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等大量优秀的詩人和詩作,这些詩人和詩作給世界文庫带来了丰富的宝藏,也給中华民族带来了光荣和自豪感。但是更值得自豪的是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产生的新民歌。它們以气吞山河、英勇豪迈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魔力,汇成了詩的海洋,詩的天国。胡风、馮雪峯都曾恶意地誣蔑过我們的民間文学,否定它在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就;資产阶級的民间文艺学家鍾敬文,則把民間文学看作遺产,否定它的发展前途,取消了它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伟大任     

蔡琰“悲憤詩”本事質疑——读余冠英先生“論蔡琰的‘悲憤詩’”

蔡琰的五言“悲憤詩”見于范曄“后汉書”,前人曾怀疑它是伪托的,余先生在“論蔡琰的‘悲憤詩”一文中,对此作了細致的考証与論說,肯定了蔡琰的著作权,我們是同意余先生这个結論的,但关于余先生所談的蔡琰被擄本事(也就是“悲憤詩”的本事)觉得还有許多疑問,特提出来     

讀“七月流火”

“詩經”里的“國風”,是我們中國二千五百年以前在民間口头流傳下來的民歌民謠的总选集,也是我們祖國最足珍貴的文学遺產。不論把它作为文学史料或社会史料來研究,都是有它高度的价值的。据“文藝报”、“國外文訊”报導过,最近,苏联的漢学家,正准备全部翻譯和研究我們这部“詩經”呢。“豳風”里的一篇“七月流火”,在研究史学、社会学和文学的,都常常要征引到的,就是在     

是什麽力量促使杜甫成长的——对傅庚生先生“杜甫诗论”的一点意见

什么是决定杜甫走向人民,成为我国古代偉大的詩人的主要原因呢?这是杜甫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問題。是人民,还是作家个人?兩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反映了文学研究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关涉到誰是歷史上的主人的問題。在这个关鍵問題上,傅庚生先生在‘杜甫詩論’中沒有明白的表示意見,也沒有作專門的探討。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傅先生关于这个問題的全部答案,虽然这些答案是支离破碎地分散在各个章节中。为了便于說明問題,揀主要的抄錄如下: ……更重要的是自述不羈的情怀,显示了詩人的傲骨,……这种詩人的傲骨在封建社会里难免‘不安分’起来,作了些刺时的詩如‘兵車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詠怀     

曹操“短歌行”试解

最近在文学遺產上看到刘射先生評“乐府古詩”的文字,其中提到徐澄宇先生解釋短歌行一篇,說是曹操思念刘备之作。刘射先生認为这样解釋,沒有歷史根据,不合乎詩意。随后徐先生的反駁說:“从前人对这詩有多少推断和理証,我是有点根据的”。徐先生所根据的究竟是怎样的推断和理証,未敢悬揣。玆就我平时对此詩的理解,写了这篇試解,確当与否,自不敢必,愿意提供大家討論的参考。短歌行一篇,在我看來,是曹操詩歌里一篇最有代表性的“言志”之作。全詩的思想情感,是表現了他对于統一事業不能完成而生的憂郁,和虽未完成統一,并不灰心,仍要積極進取的豪迈心情。詩的主要思想,还在積極進取一面。这样說,是根     

校点“皮子文藪”說明—兼論有关皮日体諸問题

一“皮子文藪”十卷,是晚唐現实主义詩人皮日休自編的一部詩文集。一至九卷是各种散文,第十卷是詩歌。关于書的命名及編輯的經过,作者在“文藪序”中曾作如下說明:“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归州(寿州)东别墅,編次其文,复將贡于有司。发箧叢萃,繁如薮泽,因名其書曰文薮焉。”咸通丙戍,是咸通七年,公元八六六年,也就是黄巢大起义的前十年。我們知道,唐代最重进士之科,但当时考試还沒有糊名的办法(試卷糊名始于宋真宗时),一个人及第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平素文名。为了取得公卿们的吹噓,当时举子們通常是在考試之先將平     

詩“駿惠我文王”解

“詩周頌·維天之命”称:“駿惠我文王,曾孙篤之”。郑箋:“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为周乱六官之职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言曾孙,欲使后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毛傳:“成王能厚行之也”。陈奐“詩毛氏傳疏”:“釋文本无行字,厚犹惇也,謂惇用文王之典礼”。朱子“詩集傳”:“駿、大,惠、順也。曾孙、     

论杜甫从秦州入蜀諸诗篇中的自我形象

文学是以它的特殊形式——形象性來和其他社会上层建筑相区別的,通过文学作品的藝術形象使讀者和作者联系起來。文学必須也只能通过形象表达思想。因此,我們研究文学作品时应該是根据作品中所塑造的藝術形象來評价它們,对于詩     

黄遵憲詩歌中的民歌風格

晚清詩歌革新派代表詩人黄遵憲的詩歌创作活动,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尽管这个革新活动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制,沒有徹底地把旧体詩加以改革,但它对1919年“五四”运动时候新体詩的提倡來说,是有它一定的影响的,單从这一点來看,我們就应該肯定他对中國詩歌的貢献。黄遵憲詩歌革新的中心思想是“我手寫我口”。这个口号虽然是他在二十一岁还很年輕的时候提出來的,但却是他很成熟的意見,因为他以后三十多年的詩歌創作活动都是忠于他的这个主張,是以他自己的創作实践來貫徹这个主張的。这只要我们認真     

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本质和内容

自党中央提出了百家爭鳴的方針后,全国学术界表現了更加活跃的气象。以前除批判外不談資产阶級思想,不談唯心主义思想,現在也有人談起来了。似乎資产阶級思想也有好的成分,我們应該“去其糟粕,取其菁华”,这在原則上我認为完全是对的。我們对于外国各种哲学和社会科学思想,只要对我們社会主义建設有益的,我們要采用它,如果对我們无益甚至有害的,我們要反对它,拒絕它。那末,我們用什么尺度来衡量呢?这一衡量的尺度,我認为,主要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对于資产阶級学术思想,如果不采用这一衡量的尺度,那我們可能誤入歧途。所謂思想改造就是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改造,     

司空图《詩品》研究的几个問題

一《詩品》研究的偏向晚唐诗人司空图的《诗品》是由二十四首描摹诗歌意境的四言诗组成的。这篇作品以风格论的形式,具体发挥了司空图在许多文章中提到的“韻味”的理论,它主要是总结的田园隐逸诗派的创作经验,而且具有严重的唯心主义倾向,对后代的诗歌创作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但如果我们能够以彻底的革命批判的态度来重新评价这篇作品,对于批判地研究古代文学中“神韻”一派的理论,对于正确地认识和总结唐诗创作的艺术经验,     

读周振甫:《鲁迅诗歌注》

1959年我們看到了张向天同志編注的《魯迅旧诗笺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称《笺注》);1962年我們又看到了周振甫同志編注的《魯迅詩歌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称《周注》)。后者的出版,标志着学术界、出版界进一步貫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同时也說明大家已經改变了过去一种类似或性質相近的作品只能有一个本子的狭隘的看法。对于讀者来說,这也是一件好事。由于《周注》出版在后,許多地方現示了它的后来居上。首先,《笺注》虽說注意了魯迅写作詩歌的时代、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注意了作者的詩是何所为而发,因何事而作,在资料的     

“宋云行纪笺注”读后

馮承鈞遺著“西域南海史地譯叢”六編(中华書局1956年10月第一版)有沙畹撰的“宋云行紀箋注”。宋云行紀是极可宝貴的第六世紀西域史料。沙畹是資产阶級东方学家中掌握实际材料較多的。馮氏譯文之謹严精审,更是讀者所素悉。这样的史料应該是比較令人滿意的。这里的“宋云行紀”出自“洛阳伽藍記”卷五。沙畹以“津逮秘書”本为主,参照了“汉魏叢書”本等,略事校对。关于“洛阳伽藍記”的版本,我們現在有了張宗祥先生很完善的“合校本”(商务印書館1955年11月重印),极便勘对,这里不拟討論。茲仅就沙畹的箋注和馮氏的譯文,略志意見数則。     

“抓早”

“早”是什么意思?用古話說,叫做“先其时也”,用我們时代的語言来講,就是“走在时間前面”。夺得了“早”字,就意味着在工作中取得了主动权。正象人民公社的社員們說的:“早字貴如金”。“早”是要靠人們发揮主观能动作用来爭取的,这就叫“抓早”。毛澤东同志教导我們,革命和建設事业的发展是不停頓的,而又是有阶段的,因此,我們在做一切工作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