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安文学的西部书写

以“三曹”与“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上承《诗经》、《楚辞》以来中国文学之精华,下启唐风、宋韵以后中国文学之新貌。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家都是东部人,而他们的向西开拓,则建构起了汉唐之间“骨气奇高”、“梗概而多气”的“建安风骨”。建安文学的健将除孔融外,几乎都将文学描写的目光投向了雄奇壮美的蜀道沿线,曹植、王粲、陈琳、阮、徐、应等先后随曹操到过关中与汉中,曹操与王粲、陈琳等深受西部文化的影响,西部文学的书写成就最高。建安文学的描写地域由东部扩展到了西部,使秦汉豪放雄浑的开拓精神与建安文学的建功立业精神相融合,进一步扩大了建安文学的影响。     

建安作家与文学传统

建安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起点,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建安文学发展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从建安作家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方面略加论述。安建文人重视文学的价值,而且敢于创新。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对诗赋敢于提出形式华丽的要求,第一次提出了诗赋在形式上的标准。这是思想解放,敢于创新的重要标志。在《典论·论文》中又称赞王粲“长于辞赋”,这说明他对辞赋的重视。这样,建安文人在创作上摆脱了两汉辞赋的创作追求堆砌词藻的弊病而创作出一些清新明丽、词采华美的抒情     

建安文学研究的新收获──喜读《建安诗文鉴赏辞典》

建安文学是我国文学的觉醒期、繁盛期、是文学史上不以朝代断限而以独特风貌擅名的唯一阶段，以“建安风骨”的鲜明格调辉映后世。但是，在鉴赏辞典风行多年的潮流中，却迟迟未见有关专题辞书问世．最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建安诗文鉴赏辞典》（1994年4月第二版）填补了这一空白，令人欣慰。本书主编王巍、李文禄是多年潜心这一课题研究的专家，前此曾合著《建安诗文鉴赏》（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王巍还有专著《建安文学概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问世，颇受学术界重视。他们在已有丰硕成果的基础上，。邀集数六位著名学…     

曹丕《与吴质书》解读

三国是文学灿烂多彩的时期，因统治者的提倡，文人学士地位得以提高，个人的创作受到重视。“通脱”的文学个性，造成了建安时期文学的辉煌。“三曹”、“建安七子”虽地位不同，但共同的文学爱好使他们常常集会，开展文学活动，都成为名噪当时的文学大家。贵为太子的曹丕，一封《与吴质书》用优美的骈句，体现了“清绮”风格，是古代骈文的优秀之作。     

从曹丕的《典论·论文》看文学的自觉

鲁迅先生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个概括,精辟地道出了建安文学的时代特征。作为建安时期政治上的风云人物和文坛上的实际领袖曹丕,以他《典论·论文》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标志着一种和以往文学观念不同的新思想的产生,并开辟了我国文学史上的自觉时代。     

试论荀悦《汉纪》中的天命论思想

荀悦(公元148—209年),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市)人,是东汉末年进步的政治思想家和重要的历史学家.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荀悦始辟镇东将军曹操府,旋迁汉庭黄门侍郎,和荀彧、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积极为东汉王朝的“中兴”出谋画策.他于这期间(建安元年—二年)写成的《申鉴》五篇,即是这“旦夕谈论”的集结.建安三—五年,他任秘书监、给事中.时献帝雅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后汉书·荀悦传》).书成奏上.迁为待中.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代表诗人吗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历来人们把曹植看成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代表诗人。钟嵘《诗品》称曹植为“建安之杰”,说他在文学领域里的地位“譬人伧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风。”谢灵运更激赏曹植的才气:“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其它赞赏曹植及其诗歌的评语,如“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成书倬云:《多岁堂古诗存》卷三)、“与‘三百五篇’异世同律”(张戒:《岁寒堂诗话》)等等,比比皆是,俯首可拾。从现在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对曹植的评     

四种明翻刻宋黄善夫本《史记》辨

建安黄善夫所刻的《史记》,是历来学者公认的宋代名刻之一,上海涵芬楼《百衲本二十四史》即据此刻本影印。黄本《史记》,合集解、索隐、正义为一书,卷首集解序后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双行木记,目录后有“建安黄氏刻梓”篆文双行木记;宋讳缺笔至惇字。考宋光宗赵惇,兼讳敦、弴、錞、鹑等字,可见此书当为南宋中叶宁宗庆元至嘉定年间(1195至1224年)刻本。     

曹植《名都篇》新证

建安文学的早期特征,是崇尚征实。且不说曹操的作品有“汉末实录”之誉,就是认为“文以气为主”而主张“诗赋欲丽”的曹丕,同时也主张“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答卞兰教》),所谓“文气”和“欲丽”,是以征实为前提的。因此,建安作家的不少作品,都有本事可寻。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古今研究者总是遵循文史互证的方法,尽可能地去探寻隐伏在这些作品后面的本事。这是合理解释作品内容,正确认识作家创作道路的重要依据。     

对《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和由来》的异议

“建安七子”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习语,本于曹丕《典论·论文》的:“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王易)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胡刻本《文选》卷五十二)向无异说。高敏同志的《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     

曹操与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由群雄并起的东汉末年，经三国鼎立时期，直至“五马渡江”之后，仍微波尚传。它上承西汉，下开盛唐，独领风骚数十年。也正因为它的发展，打破了汉代几百年来文人诗坛的沉寂，开辟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新时代，成为继《诗经》、《楚辞》之后我国文学的一个新的高峰。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是东汉末年文坛的领袖，他统治整个建安文坛，开创了一代诗风、文风，组织、保护了一代文人，给后世的文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一位帝王作家，他的功绩是卓著的。一、曹操对改变汉代文…     

魏晋南北朝文学举要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和整体风貌,可分为两个时期来考察,第一个时期是魏和西晋文学,第二个时期是东晋和南北朝文学。魏和西晋文学经过建安、正始、太康、永嘉四个不同的阶段。众所周知,建安文学不限于建安(196—219)年间,而特指汉末魏初时的文学。建安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主要作家有“三曹”、“七子”和蔡琰。他们以五言诗取代了两汉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辞赋,开拓出一个诗歌繁荣、群星灿烂的新局面。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无疑是历史学家十分关注的重要人物,作为诗人,他又确实是一位开一代风气的杰出人物。曹诗共二十余首,全是乐府诗,借乐府旧题反映汉末动乱的社会生活,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的《薤露行》、《蒿里行》是汉末社会的     

关于邺下文人集团的构成

建安文学即是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即“三曹”“七子”的文学，这是长期以来人们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三曹之文学自不待言。“七子”之说源于曹丕《典论·论文》，然曹丕初衷只在试图昭明新故友朋文章之不朽罢了。终观建安文学“彬彬之盛”，自非“三曹”“七子”所能涵盖     

也谈孔雀东南飞“序”——与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商榷

《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篇重要作品,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所经常讨论的篇章之一。前不久,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在《学习与探索》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上以《孔雀东南飞“序”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为题,对《孔》诗序提出了异议。《质疑》的作者说:“此序,古今学者每多误信,我们则认为有问题。盖年代定为‘汉末建安中’,靠不住;地点说成‘庐江府’,有差错;主角称作‘刘氏’,‘焦仲卿’,无根据”。认为这篇序是“基于道听途说,以致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总之,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篇序。作者声称,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们“一反常见,始求甚解。”《质     

王巍教授

王巍教授，中共党员，中共辽宁大学党委委员、校学术委员、中文系总支书记。1945年1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1970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于辽宁大学中文系任教。1993年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晋升为教授。她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先后为研究生、本利生、专科生、留学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建安文学研究》、《史记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等多门课程。长年坚持科学研究，撰写并出版了《建安文学概论》、《建安文学研究史论》、《三曹评传》、《建安七子论稿》、《建安诗文鉴赏》、《建安诗文鉴…     

曹植与五言诗

一建安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黄金时代。在群星灿烂的建安诗坛上,曹植是一颗最耀眼的明星。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建安”是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为核心,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一批著名诗人,诸如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踽、徐幹、应场等,即所谓“建安七子”。三曹与七子,他们有个共同的倾向,就是都运用五言体这种带有歌谣特点的形式,以慷慨悲凉的基调,描写社会动乱的现实,咏唱建立统一局面的理想,形成了“建安风骨”。不过,以成就最大的三曹而言,他们也还各自有所侧重的:曹操使四言诗重新放出了光彩,他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四言佳作;曹丕对七言诗的发展有贡献,他的《燕歌行》是我国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而曹植则使五言诗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对推动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简论《典论·论文》对前人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汉末魏初的建安时期,我国文学有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标志着文学发展的新时期已经到来,表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较之以前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特别是曹氏父子的努力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勃勃生机。刘勰称这一时期为“崇文之盛事,招才之嘉会”。鲁迅先生也热情洋溢地称道这一伟大的时代:“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典论·论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第一篇文学批评专著的诞生,一方面它高高擎起“建安文学”的大旗,继续发扬建安精神;另一方面     

论曹植的辞赋创作

被《诗品》称为“建安之杰”的曹植,他的古诗、乐府创作历来备受推崇,论述者颇多;然而在他平生创作之中,或占大半的辞赋,却很少有人论及,解放后尤其如此。其实,这对全面评价这位大作家以及认识建安文学的全貌,都是不应有的。本文试对子建的辞赋创作做一粗浅的探讨,不当之处谨望同志们指正。 子建在其《前采·自序》》中云、“余少丽为赋,所著繁多,芫秽者众,故删定别撰     

略论“建安风骨”

一 建安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成就是比较辉煌的,而且有其特色。如从文学创作角度来看,所谓建安时代文学,不应该只限于汉献帝的建安二十五年,而应该从汉献帝即位的初平元年算起,到魏明帝景初三年止,也就是从纪元一百九十年利二百三十九年,共约五十年左右。 这一时期,五言诗体刚刚被文人们所喜爱,而且形成为主要的诗歌样式,加之当时人才辈出,于是掀起了一个创作高潮。当时出现的诗人,大都是在中原地区,他们依傍在曹氏父子的周围,形成了“邺下文风”。正如锺嵘在《诗品》中说的:     

建安时期文学的接受与传播

建安文学的研究历来多以作者或作品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当时文学文本的流传,即文学接受与传播活动的状况,也应是重要的研究方面。互赠诗文、相互品评、配乐歌唱及编撰文集为建安时期文学接受与传播的几种主要形式。而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重文轻笔,以及对艺术表现技巧的探索,反映了这时期“期待视界”的变化,并导致一些题材、体裁及创作手法被淘汰,新的内容与形式被采用。因此文学的接受与传播是形成建安时期“彬彬之盛”创作局面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