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学对诗歌本质的探讨

中国诗歌在《诗经》时代甚至更早的时候是诗文不分的阶段,诗兼有文的功能,诗歌的功能是记。随着史的产生,诗文分家,各有其不同的功能,但没有文体分别,诗歌的功能是"言志"。随着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不同的文学体裁开始出现,因此,要想正确地把握诗歌的功能及本质,就必须将专属于诗的部分提炼出来进行分析。     

从“言志”到“缘情”——试论中国古典诗学“意”本体论的遮蔽与显明

在中国文论史上,"意"与"志"、"情"一样,是文学之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子,但"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为两种最为基本的诗学本体论,遮蔽了与其所同出的"意"之存在,甚至剥夺了"意"在诗学本体论上的立足之地."以意为主",是宋代诗学对中国传统诗学本体论的贡献,是对"诗言志"、"诗缘情"所遮蔽的"写意"诗学本体论的显明,对于今天构建蕴含"言志"、"缘情"与"写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学本体论,具有不可忽略的理论价值.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诗言志"的嬗变史解读

"诗言志"以语言符号的神秘,揉和了长远时间里那些或隐或显的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等文化因素,在巫觋特定的仪式中生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本文对于"诗言志"的解读,重在考察其在开放的历史时空中对流动着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文化情境与其互动生成之关系,以揭示其发展与嬗变.     

论《坛经》禅美学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关系

<坛经>禅美学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密切相关.在中国禅学史与中国美学史上,禅与文学相互渗透,禅宗把俗世点化成佛土,把佛土还原为俗世的做法,大大影响了文士的生活与创作;而文士对禅法与禅门活动的参与,也对禅门造成影响,如导致文字禅的形成.     

历史视阈中的"诗言志"文化意象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史的诗的国度,诗论亦是中华民族诗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性沐浴的早期文化中,诗所言之志是指其担荷的弥合天地神人的神圣职责;伴随人文文化的日渐觉醒,赵文子们借助《诗经》营造了一种诗意的生活,而研读诗论的嬗变,则可以触摸中华民族在诗性文化中传达的浓郁的历史信息,体会诗缘情这一国人对自己诗性文化的清醒反思和理性定位。     

对具体语境下"诗缘情"的解读——细读陆机《文赋》

本文在分析《文赋》的基础上,通过对《诗经》的以及后世文体发展的探讨,阐述了对“诗缘情”一说的理解,并试图对陆机相对于传统儒家文论的突破(而不是反叛)作出自己的解释。     

文艺美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分野

我国文艺学领域的学术发展,有赖于自觉的学科意识和内部的合理分工。这其间,文艺美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三大学科不仅在内容上要实现互补,而且在方法上要实现分工。只有真正明确了这一学科分野,才可能打破长期以来名异而实同、混沌而未分的研究模式,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文艺美学、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     

从文艺学、美学到文艺美学建构——论康德对近现代文艺美学的理论贡献

康德之前,文艺学与美学虽有联系却未构成完整的文艺美学知识体系。直到康德解决了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美与艺术的关系、创作与制作的关系、艺术创作的审美特性等基本而重大的理论问题之后,近现代文艺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学科。康德之前,西方美学始终存在着美是主观或客观之争。康德认为,美既非客观属性又不是主观意识,美根源于人类的主体判断能力,从而为解决艺术的审美本质问题确立了理论根据。康德相信,美绝非单一维度,而是多种属性的审美文化过程。这样,康德将艺术从传统文艺学的真实性或道德性的本质界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定。当艺术被确立为审美活动时,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就超离了形而上的哲学预设和逻辑推演而进入艺术领域,艺术使美的本质真正回归。康德实际上完成了文艺美学最重要的理论建设工作。     

20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

“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理论范畴。它最早见于西晋陆机《文赋》之中 ,后来它超越了文体论范畴 ,成为继“诗言志”之后又一重要诗学范畴。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其阐释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诗缘情”与“诗言志”的比较、“诗缘情”的美学意义、“诗缘情”的诗学意义。对这一古老诗学命题 ,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去分析它的内涵 ,挖掘其新的理论意义     

古典诗歌中的葫芦意象与中国人文精神

中国诗人将身世遭际寄托于诗歌之中,以葫芦为意象抒发内在情志,呈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显示个体的欲求与人格指向。诗人绘制田园匏瓢图,借葫芦的历史义与象征义,写出了表层闲适背后深层的悲伤;以葫芦为象征勾勒隐逸图,表征逍遥游的自由追求;创造葫芦仙人图,在现实之外描绘新的社会秩序,以乌托邦世界及秩序为依托建构理想中完美的自我。此等意趣催生了中国独具魅力的人文精神的生成,而葫芦的诗化、图像化,随着历史、空间的传播成为重要的文化象征。     

人文精神张扬：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动力源

面对入世后的国际竞争及多样化、优质化的市场需求,要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就必须提高农民的人文素养,张扬人文精神,为农民增收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流变

中国古典诗学经过数千年的艺术积淀,已形成一套稳定而成熟的艺术形式,审美形态及具体的操作规范,进而在诗人的内在气质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创作心态、观照视角及写作惯势.这种美学风范已形成一种潜在的艺术气质浸入历代诗人的血液.同样,古典诗学作为一种顽健的文化因素亦影响着,甚至制约着中国新诗的草创者们.因此,将"言志"与"缘情"置于意识形态/艺术本体,与外在功利宣传的载体/内在情感表达的物化形式,这两种理念上去阐释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历程,将会为梳理中国现代诗歌史提供新的观照视角.     

文艺美学与文艺研究诸相邻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艺美学作为一门以传统的美学、文艺理论、艺术哲学和各部门艺术美学等文艺研究相邻诸学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与这些学科之间天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新时期以来这些相邻学科的蓬勃发展,为文艺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文艺美学的形成和发展,也为其相邻诸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从汉魏思想到陆机的"诗缘情"

本文考察汉魏形上哲学观念和形下文学经验的演变,尝试为"缘情"说寻找内在的依据.性情论,在汉代占主导地位的是"性善情恶"论,但刘向、扬雄提出不同的看法,苟悦详细批驳"性善情恶"论,向秀肯定"称情自然",陆机及时吸收哲学思想上的这些新成果,肯定诗歌表现人们因生活中"非性之适"而产生的个人感情.在汉代主流思想之外,遭挫折、遭厄运的文人秉承了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的精神,而且随着时代的愈趋昏乱而越来越强烈,甚至要"娱情"、"放情",陆机总结诗赋创作的这种感性经验,而加以理论提升,提出"诗缘情"说,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命题,影响着后代创作和理论的发展.     

中国古代文论人文精神的张扬

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传统，这种传统的人文精神也贯穿着中国古代文论的 整个发展过程。考察古代文论中的文艺本质观，特别是考察古代文论中影响极为深远的情感论的发展，能够 从中发掘出中国古代文论中深厚的人文内涵。     

文艺美学:当代文艺研究的学科增长点

在经济运行商品化、电子传媒信息化的时代,文艺以其鲜活的生命力突破了固有的"象牙塔"的束缚而将多维的触角伸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空间,以其内容的丰富性与形式的灵活性构成了多元化并置的新格局.     

古典哲理诗对人生内蕴的理性张扬

诗以抒情言志为主,最忌枯燥抽象的议论,但古典诗歌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把情、景、人、物融为一体,阐发出一种闪烁智慧的人生哲理。这种特有的哲理阐发形式是我国古代诗人的创造,可以说是中国诗歌中不可多得的“特产”,其中不少优秀作品堪称古典诗歌的精华。（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对积极人生阐发弘扬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是积极进取的,把追求高标人生作为其人生价值的主导取向。唐代诗人王之涣在《登鹳雀楼》诗中,通过登楼所见之景与由景所悟之理,把这一心态阐发得淋漓尽致。前两句写登楼所见之景,西有白…     

生态审美视域下的中国古典园林价值分析

中国古典园林蕴涵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智慧,其不仅是一个由自然景观和人工景观构成的图像世界,更是一个寄托性灵,让生命畅达的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体现着中国古人对宇宙、生命的认识,寄托着艺术家的审美情怀.它提醒我们,如果用爱的情感去观照世界,世界就不再是一个为我所用的世界,而是一个与我亲和的世界.唯有如此,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生存境遇与生存空间才能真正达到和谐.     

中国古典传记中道德生命的张扬

中国古典传记中优秀传主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传主的自然生命结束了,但他们的道德生命会在后代复活,并产生影响。在复活的过程中,都要经过时代道德的净化,并升华为更高层次、服务于时代的新的生命。在净化过程中,除了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外,还要受历史因素、心理因素、美学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