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的思考

本文探讨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进行多角度研究,建立多样的汉语语法学史体系的必要性。     

汉语语法学史的分系研究

目前对于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都是采用分期研究的方式,即不管其内部的学科和体系,完全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分阶段概述整个语法学史的发展过程。运用这种分期研究的方法固然可以大致了解汉语语法学历史发展进程,但是,我们研究汉语语法学史不仅要考察其历史发展进程,还要总结汉语语法研究的历     

汉语语法学史的开拓性著作——读《中国古代语法学探究》

汉语语法学史的开拓性著作——读《中国古代语法学探究》@彭占清     

试谈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研究汉语语法学史应该从语法学史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在本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古代或在《马氏文通》问世以前有没有汉语语法学，根据什么标准评价汉语语法学史实，元代卢以纬的《语助》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等。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逐步取得共识，必将进一步推动汉语语法学史这个学科的发展     

教育活动史研究述论

教育活动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各种方式参与教育过程以及互动的历史,是影响人们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发展过程的关键性因素.教育活动史主要以历史上感性、实在、具体的教育活动的发展以及演变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它作为一个崭新研究领域,应当建立全新的研究范式,即追求全景式总体史的研究宗旨;以民众的教育生活为研究重点;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研究取向以及树立地上与地下、史学与文学、书面与口述三结合的大史料观.     

台湾煤矿史研究述论

煤炭工业对台湾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曾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台湾煤矿发展史在整个中国煤矿发展史、对外关系史和工业发展史进程中有着特殊而不可替代的地位。本文通过对台湾煤矿发展历程的梳理,对台湾煤矿史著作的介绍和评述,肯定台湾学者对台湾煤矿史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十分可喜的成绩,指出在煤矿出现后对人的思想观念带来的变化等方面的研究存在不足,有待提高。     

高本汉直线型研究模式述论──汉语史研究理论模式论之一

高本汉直线型研究模式述论──汉语史研究理论模式论之一李葆嘉汉语语言史研究中的每一具体项目的作业都与特定的汉语史观密切相关，尽管研究者并非明确意识到这一点。那种不适当地夸大语言事实的自明性而漠视理论模式研究的倾向，除了表明研究者已经接受某种模式的支配之...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新时期汉语语法特点研究：现状·角度·反思

本文考察了新时期汉语语法特点研究的现状、主要观点，认为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观察问题的不同角度。文中还着重论述了进一步研究应处理好的７个关系：共性和个性、语法和文化、动态和静态、单一和多极、材料和方法、主要和次要、语法特点和语法研究。     

语法学研究的新收获——评《汉语语法专题研究》

高更生教授的语法学新著《汉语语法专题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由著名语言学家殷焕先教授作《序》。全书共研讨了9个问题:语法与语法学、教学语法系统的制订与修改、语素、词类划分、词组、句子分析、超句、句组、文章的语法分析,共41万字。细读全书,受益很大。作者提出并解决了一些语法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和一些语法教学中的问题,有创新精神。我们认为,值得称道的约有以下数点。     

晚清外债史研究述论

外债问题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三四十年代是外债研究的起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重点 :一是揭露外债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投资的反动性 ;二是研究铁路外债。 2 0世纪 70年代至今 ,在理论认识、资料整理、研究领域等方面有较大突破     

近代南阳盆地区域史研究述论

南阳盆地是一个在自然、经济、人文、政治、社会环境等方面一致或相近的地理空间,非常适合充当区域史研究的"标本"。当前学术界对南阳盆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研究南阳盆地水利盛衰与农业发展变迁的关系;二是从交通地理变迁角度研究南阳盆地的古今盛衰;三是从区域经济学角度研究明清时期南阳盆地城镇经济的发展;四是从生态环境变迁的角度探讨南阳生态畸变及其后果;五是从区域政治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宛西自治及其精英人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研究现状来看,中国区域史研究呈现明显的地区性研究不平衡态势,以南阳盆地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的研究明显滞后。鉴于此,我们应关注近代南阳盆地交通区位和社会生态变迁带来的影响,尤其要深入研究近代南阳盆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把握近代南阳盆地社会衰败的特征及影响。     

人的命运——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评论史

本文认为,在《静静的顿河》问世的第一阶段(1928年—40年代),苏联评论界对葛利高里毁多于誉,有的批评家甚至将他称为“人民的敌人”。这是由当时文艺思想的大背景决定的。第二阶段(1953年—80年代)肯定葛利高里的意见占了上风,他由“人民的敌人”转而成为“正面英雄”。这反映出苏联文学批评方法和价值观念的转折。实际上,作家有意识忽略了葛利高里的历史伦理价值,突出了其审美价值。     

汉语修辞史研究综论

从修辞史与修辞学史及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如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等研究的比较以及从修辞史自身的"史学"价值角度看,研究修辞史很有必要也非常迫切.汉语修辞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切可以接触、辨认的汉语修辞文本--包括所有汉语文献典籍和出土文献的语料,也包括现代互联网上的各种汉语语料资源.修辞史的研究任务就是在历史中探询、揭示、描述各种修辞现象的生灭规律,寻找它们的内在有机联系和演变轨迹,建构完整的修辞史理论体系.在运用归纳法、比较法等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应注意借鉴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阐释论等现代理论方法.要努力挖掘汉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丰富的修辞遗产,充分利用自己的话语"解释权"来研究汉语修辞史.     

汉语语法研究史简述

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了关于汉语语法研究,但直到1898年才出现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之后,汉语语法才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被人们进行探索,研究。我国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马氏文通》发表以前,第二阶段是《马氏文通》发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第三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     

汉语修辞研究史小引

从悠远岁月的动人民歌,到当今时代的撼人巨著,连绵成一座座文学艺术的峰峦峻岭。这亘古及今的山岭里,蕴藏着丰厚的修辞研究资源。它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急待我们去开采、淘涤、冶炼,让它发光,照耀出一条条通向广阔的语言艺术天地的新途径。让语言艺术之花,飘散出更浓的芳香,结出更丰的硕果。     

汉语史研究的批判

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也是最丰富最优美最发达的语言之一。研究它的发展历史,自然也就是一门极其重要的科学。汉语研究虽然早在两千年前就开始了,但由于缺乏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不能够把汉语作为一个整体,联系汉族人民的历史和中国社会的特点,来总结和阐述汉语发展的规律,往往陷于一字一义的训诂,一音一韵的考究,零敲碎打,不成体系。今天,随着社会主义文化的飞速发展,汉语史的研究也必须改变落后面貌,来个大跃进。在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鼓舞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1956级语言专门化三十个同学和三位年青教师,从7月8日至8月26日,大战五十天,写出了《汉语发展史》初稿,约六十万字。《汉语史研究的批判》就是绪论中的一节。在工作开始时,吴玉章同志曾经亲自接见我们,郭沫若同志也给我们提出过宝贵的意见。我们的整个工作都是在中文系党总支的领导下进行的。同时,校内外许多单位发挥了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这都保证了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     

汉语史研究“混成发生·推移发展”模式论──汉语史研究理论模式论之五

1华夏汉语，若以秦汉统一中国为界，公元前200年之前称为华夏语，之后称为汉语。华夏语通行的黄河中游河洛地区，即后来被称为中原的这一区域，北与戎秋（阿尔泰），西与氐羌（藏缅）、东南与夷越荆蛮（南亚--南岛）毗邻。华夏语与这些周边区域的语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而言之，中原河洛区域成了原始阿尔泰，原始藏缅、原始南方三大文明与语言的交汇之处。因此，历史语言学家们可以依据各自熟悉的语言材料．从不同角度分别探讨，华夏汉语与这三种毗邻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在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或接触渗透关系。依据汉语与藏语的同质部分，…     

宋代刑部建制述论——制度史的静态研究

宋刑部之制,沿袭隋、唐。在宋代,刑部之职能变化,分两个阶段：北宋前期,刑部官员无职事;刑部之权,为审刑院与纠察在京刑狱司所分。但刑部并非空壳,尚掌有昭雪天下死罪之司法权,及犯罪免职官员经赦重新叙用等职事。为宋初四家中央司法机构之一,则大理寺为最高审判机构;审刑院为复议大理寺断案机构;刑部为大辟复核机构;御史台为刑法最高监督机构。元丰五年,行新官制,刑部尚书、侍郎及其所属四司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郎中、郎中、员外郎,官复原职。职掌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之政令。元丰改制之后,中央司法机构由四家简为二家,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则为司法监督机构未变。天下奏案,必断于大理寺,详议于刑部,然后上之于宰执,决之于皇帝,这就是元丰改制后,确立的宋代刑事审判制度。这也从刑政方面,体现了宋代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