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化的文化乡愁——“新移民作家”小说创作的新契机

近年来,不论是在海外华文文学界还是当下中国文坛,＂新移民作家＂的小说创作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劲力量。作为新一代移民作家群体,＂新移民作家＂拥有了与以往移民作家不同的留学背景和文化境遇,从而使笼罩在早期移民作家小说中浓重的文化乡愁大大淡化。淡化的文化乡愁使他们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更为自由的状态,也使得他们在人性的多元开掘和文化冲突的主题探索中走得更为深入,这正是＂新移民作家＂带给小说中国的重要财富。     

“渔”无“鱼”：两个“渔佬儿”的符号释义

从《最后一个渔佬儿》到《铁壳船》,前者根植于＂寻根文学＂的文化语境,后者根植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境遇,二十余年的时空更迭,他们从＂渔＂有＂鱼＂到＂渔＂无＂鱼＂的历史终结,两个＂渔佬儿＂——＂柴福奎＂和＂杨大头＂成了一个＂互文见义＂的人物符号。在人物符号能指的背后,表征出主人公一方面眷恋农业文明,另一方面又质疑现代工业文明,折射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化冲突、生态隐忧、叙事者文化心态归属等问题。     

当代中国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当代中国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已经成为藏族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体现出女作家基于族裔立场的文化写作,同时又是她们不同于藏族男作家的性别写作。在用汉语书写的同时,藏族女作家们面对本民族母语写作的质疑,而在进入当代文学话语场域中时,她们又未能受到主流文坛应有的肯定。尽管如此,藏族女作家仍通过不懈努力,使汉语写作具备了族裔、宗教、性别等诸多美学特征,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反映了藏族女性生活的多姿面貌。对此,有必要予以更多的关注。     

品牌榜单里的中国文学问题——以“中国作家富豪榜”为例

随着媒体、市场与文学日趋紧密的结合,各种文学榜单通过媒体的发布和炒作对中国当下文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中,＂中国作家富豪榜＂通过商标注册的形式,正式成为了文学榜单领域标志性的文化品牌。这一榜单不仅较为真实地体现了部分作家的财富面貌,而且也直观地反映出当前中国文学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如网络媒介对文学生产及其发展模式产生了强烈冲击与深度介入;文学创造的＂内视世界＂和影视创造的＂图像世界＂互相生发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读者阅读兴趣呈类型化发展是当前文学消费的基本取向;市场因素和媒体因素紧密结合不断演绎着文学资源产业化神话。对这些问题,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虽有所关注,但在深度和广度上仍需进一步加强研究。     

“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0年10月29日至30日,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国际研讨会暨首届博雅文学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杨河等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国内外近百名学者与作家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做不同专题的发言。     

西方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理论及其中国境遇

西方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理论是在弗洛伊德、荣格心理学理论及德里达学说影响下,在西方盛行自白派诗歌创作的文学氛围中产生的。中国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是以"身体写作"为重要理论源泉,并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英美自白派诗歌、中国当下社会文化与文学现实及作家个人生命体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某些特质亲密融合而产生的,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富有中国气质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色。     

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汉语写作

汉语写作民族性和本土性的自觉意识的形成 ,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息息相关。自我身份意识的确认 ,是汉语写作能否参与文化大语境交流并获得文化认同的关键。“中国形象”在百年中国现代性历史中的发展充满艰辛和问题 ,中国形象正在被世界重新认识和阐释。在全球化时期 ,汉语写作的意义在于传承和拓展中国精神的文化表达形态 ,亟需在文化创新和精神推进层面向世界展示东方魅力     

当代美国华裔英语作家的世界性

在当前世界多元文化背景下 ,新一代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作家所关注的焦点相对于其前辈作家已有所转移 ,他们的写作已超出了华裔作家的范畴。任碧莲在其作品中将华人移民问题与其他族裔移民问题相结合 ,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观照各族裔移民在美国社会中的经历以及他们在文化身份问题上产生的困惑 ,提出文化身份、族裔性的自由流动为解决多元文化语境下文化冲突的合理方案。     

戳破镜像:女性文学的身体写作及其文化想象

女性文学中的“身体写作”是 90年代中国知识界聚讼纷纭的重要文学和文化现象。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性别文化冲突中 ,辨析了男权文化建构的女性身体修辞学及其被扭曲的女性身体形象 ,诠释了“身体写作”在文化转型阶段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在的文化逻辑 ,并对“身体写作”中引人关注的几种共同的叙事模式和情景 ,做了文化语义学的分析研究 ,对存在的主要问题亦做了严谨的分析评价     

美国作家教育背景与写作环境分析——兼谈作家理论的构建

对作家研究的忽视是造成文学边缘化的原因之一。在对理查德.鲍尔斯等十位美国当代作家访谈的基础上,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本文全面总结并深入分析了当代美国作家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和写作环境等。美国作家大部分在早期都有机会接受写作指导,并且有过丰富的人生历练。青年作家大多是科班出身,获得过文学创作专业学位,成名作家在大学任教者居多。写作环境便利开放,和同行交流机会良多。对美国作家写作状况的研究可以打通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隔膜,在作家写作与文学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促成文学爱好者、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研究者共同关注文学的生成和意义。     

郁达夫的中国式“感伤”与德国式“忧郁”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创作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在审美特性和人物塑造方面具有很多相似性.郁达夫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欣赏与借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即体现出强烈而鲜明的主体意识: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创造性地汲取异国文化影响,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在一个世界文学时代,郁达夫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这种富有成效的接受,已构成了跨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范例.     

中国当代都市女性写作的性别视野

中国当代都市女性写作强调女性立场,突出性别视角,特别关注当代都市社会中的各种性别问题和性别现象,这使她们的创作必然具有浓厚的性别意识和开阔的性别视野;也由此,都市女性写作实际上主要表现为一种与传统写作截然不同的性别写作,呈现出与主流文学和传统文化判然有别的、颇具反叛色彩的文学主题、美学特点和文化意义。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女性命运书写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写作特点是集中性与多元性并存。女性作家多是写城市与乡村中的女性生活遭遇,从中可以看出女作家写作时对女性自身性别境遇、生活境遇及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与审视,建构了区别于男性文学的话语方式和写作方式,从而推动了中国现代两性文学的共同发展。     

“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

赵树理对文学的理解,其精神是与鲁迅等启蒙文学家相通的.他并非"天生的"大众化作家,但他热爱农民,关注农村,始终为农民而写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现代文学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他使文学写作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体现出一代作家的人格力量和文学良知,也使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落到了实处.因此,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分析其"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对当下中国作家极具启示意义.     

诺贝尔文学奖中的“犹太现象”及其文化机理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犹太裔作家占有惊人比例,诺贝尔文学奖中“犹太现象”的文化机理在于:犹太人散居世界所形成的多重性文化身份及与西方居住地社会的文化则。认同;犹太民族历史境遇和文化困惑的“标本”意义及犹太作家对此进行的形而上消解运用;犹太裔作家在文化思想、审美观念、文学技巧等方面突出的整合精神,以及他们特有的语言条件。犹太裔作家显示出独特的“文化优势”,其获奖的内在机理昭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一般规则。     

作为文化症候的“自我治疗性”写作

越来越多的作家自述其写作的基本动力之一是自我治疗，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症候。它首先意味着文学边缘化时代作家的一种无奈的退缩，也是文学市场化时代一种看起来更高尚和更为艺术本位的写作伦理，当然它也是创作观念改变的结果。另外极其重要的一方面，它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心理精神危机的普遍与严重，因为作家们——这些时代最敏感的神经的确需要写作来进行自我治疗。     

当代中国文化消费中身体商品化现象探析

在视觉文化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化消费中,身体的商品化与各艺术门类的商业化相伴随,成为一个习见的文化现象。＂乌鸦＂等文学现象中所暗含的＂半自传＋情欲文本＂结构,表征了一种文学商业化运作的常见模式,即文学也以＂香车＋美女＂型的组合方式完成了作家身体的商品化。     

当代女性写作的理想空间

女性书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境遇,因而理想写作空间的诉求也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更新。在当代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女性写作空间发挥其独有的魅力,以开放的姿态吸纳有利因素,但弊病仍然存在。就当代中国女性写作而言,只有将其置入多元文化中来考察,在创作者、文化批评者以及大众媒介的多方共同努力下,理想空间的建构才具有可能性。     

论陈染的“超性别”写作

在中国当代女性作家中,陈染的"超性别意识"小说理念是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双性同体"概念的影响下提出的,是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陈染的小说中,"超性别意识"涵盖了超越性别的纯粹情感、创作状态与人格理想等精神层面,代表着陈染对自身情感、创作和人格的完美追求及文本实践,其意义在于作家不能局限于对自身性别的书写和创作,不应摒弃异性的世界和视域,应该摆脱偏激单一的性别视角来观察世界,最终抵达对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关怀。"超性别意识"内蕴着温暖的人性关怀,它不仅是一种文学理念,更是一种人性化的追求,在其创作中,陈染避免自身性别局限,努力追求精神世界的双性融合,为男女两性的和谐共融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文学实践。     

“渔”无“鱼”：两个“渔佬儿”的符号释义

从《最后一个渔佬儿》到《铁壳船》,前者根植于“寻根文学”的文化语境,后者根植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境遇,二十余年的时空更迭,他们从“渔”有“鱼”到“渔”无“鱼”的历史终结,两个“渔佬儿”——“柴福奎”和“杨大头”成了一个“互文见义”的人物符号。在人物符号能指的背后,表征出主人公一方面眷恋农业文明,一方面又质疑现代工业文明,折射出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化冲突、生态隐忧、叙事者文化心态归属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