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主义到服务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基础的演变

公共行政的发展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阶段和新公共管理阶段,现在又向新公共服务阶段演进。传统公共行政以古典管理主义为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以新管理主义为理论基础。当代公共行政以新公共服务为主要发展方向,其理论基础是服务主义。     

穆尔的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述评

纵观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历程,倡导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的流派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并逐渐将两种理性加以融合,呈现出一种钟摆运动。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形成于这种运动之中,并较好地实现了两种理性的融合,推进了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本文系统地阐述了穆尔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并把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置于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历程中,评价其价值与贡献。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人学困境

在国内学界对新公共服务理论一边倒式推崇的背景下,一项客观理性的理论分析与价值对话显得十分必要.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和批判,新公共服务理论把公共利益置于人的抽象规定和虚拟的价值层面,这也导致它所倡导的基于共同价值的领导并未能形成统一有效的责任机制.尽管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参与式管理能够融合政治与行政的行为一致性,然而分散的权力和责任在操作层面容易产生一种真空的状态,从而致使国家行为偏离基于人性的基本需求.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阈中,新公共服务理论中这种公共行政逻辑的矛盾性从反面彰显了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与个人性在本质上的同一性,理想的公共行政需要立足于现实人的自由发展,在“议行合一”的民主政体中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     

论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的同异性

20世纪末叶,西方世界出现了一些改革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新理论、新流派,其中堪称典范、影响深远的有两大理论流派: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这两个流派在理论上体现着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新成果,在实践上指导着西方国家的公共部门改革,因此被学术界称为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新范式.通过对这两种新范式异同的分析,既可以把握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的相通性,又可以了解新公共服务相对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创新,从而有助于我国借鉴其思想精华,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     

公共价值管理:西方公共管理发展的新动向

在新公共管理时代之后,建立在公共部门战略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和网络化治理理论基础上的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应运而生。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主张,公共管理者应该寻找并创造公共价值,拓展公众参与,建立开放型的、灵活的公共服务获取和递送机制。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相比,公共价值管理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使公共管理者更具战略思维,重新审视管理过程中的政治,使政府的合法性更有保障,民主和效率的矛盾得到解决。     

西方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

本文考察了西方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 ,分析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效率至上”的行政价值观 ,新公共行政学以“社会公平”为核心的行政价值观 ,以及新公共管理以“企业化”、“市场化”和公共服务“质量”为核心的行政价值观的利弊得失 ,以期把握西方公共行政和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规律和走向     

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比较研究

自从新公共管理理论兴起以来,传统公共行政受到了无情的批判,而如今随着以珍妮特·V·登哈特和罗伯特·B·登哈特为代表人物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论也可能被替代。本文拟对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未来公共行政的走向。(一)1、     

新公共管理的范式转生论

新公共管理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理论体系与逻辑结构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本质性改变 ,但两者在理论与实务上的更替和转借并存。这种转生互动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标示了范式转换的趋势 ,即公共管理学范式的兴起。公共管理P途径与B途径的融合 ,形成了新公共管理 ,这表明公共管理学开始成为一个显性的学科范式。从行政到管理的视角转换 ,反映了两个同向的变化 ,即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的转变。新公共管理为公共管理学范式的兴起提供了历史契机。     

公共行政学的变迁与行政法的演进——兼论行政法律秩序的构建

行政法是关于公共行政的法.公共行政学与行政法之间存在互动互助的紧密关联.公共行政学从诞生之日起,在政府体制改革和社会模式变迁双重影响下,历经了传统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以及新公共服务等理论范式转换.与此同时,在公共行政学影响下的行政法学也自主地做出相应的理论变革,并先后构建管制型、回应型、参与型以及整合型的行政法律秩序.     

批判的公共组织观——简评登哈特的《公共组织理论》

罗伯特·B·登哈特的<公共组织理论>一书通过对公共组织理论的哲学反思,梳理了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成果.在重新界定公共行政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理念,强调了公共组织的民主、公平、回应性、知识性和学习性.登哈特的公共组织理论是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它超越了传统理性组织模型,倡导民主的治理,为我们理解和管理公共组织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新思路,对于我国公共组织理论研究与公共服务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服务型政府塑造——公共服务理论与中国实践

西方早些时期盛行的福利国家理论与目前风靡一时的新公共管理理论,都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普遍影响,不仅在学界同时也成为政府实施公共服务的指导原则和目标.然而,随着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推进,新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逐渐受到质疑,新公共服务理论开始成为挑战主流公共管理的一种替代模式,引起了关于公共服务价值理念的广泛论争.梳理研究公共服务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对于我国服务型政府塑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及意义.     

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的公共行政伦理价值

作为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批判和反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充分融合了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组织人本主义和新公共行政以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主张,提出了公共行政的七大理念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追求公共利益;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承认责任并不简单;服务,而不是掌舵;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倡促进公共服务的尊严和价值,将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的价值观重新肯定为公共行政的卓越价值观,体 .矗现了现代公共行政所强调的以服务和公平为核心的"责任中心主义"道德价值.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新趋向

新公共管理作为20世纪后期风靡全球的管理思潮,它在部分纠正传统行政模式弊端的同时,也与民主社会核心价值相冲突.而由罗伯特·B·丹哈特提出的新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新公共管理价值取向上的偏差,代表了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向.     

新公共管理中的有限人本主义

与有限理性主义即一种限度的理性主义一样,有限人本主义也是一种限度的人本主义.强调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性;实现公共服务机构主体的多元化,以提供公民"以脚投票"的机会;顾客导向;政府公共服务社会化及政府内部分权化等是新公共管理中有限人本主义的内容.新公共管理中的有限人本主义的积极意义是继承了新公共行政学的价值理念;实现了管理主义理念与宪政主义理念的有机结合;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改变了公共管理者与政治家和公众的关系.而有限人本主义在新公共管理中处于价值从属地位;不恰当的"顾客"隐喻;公共服务社会化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是新公共管理中有限人本主义的局限性.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四位一体”解构

新公共服务理论建立在新公共管理改革不断遭受批判与质疑并逐步陷入合法性危机的基础之上.从理论传承的视角来看,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种扬弃和超越,两者彰显诸多共性.然而,从公共行政范式发展的本质来看,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在"效率"与"民主"这两大价值观之间进行平衡博弈进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的集合.新公共服务理论更多地彰显其鲜明个性,该理论恪守多元博弈的价值取向,并且寻求相应的理论基础.进而设计特定的制度安排,最后依赖特殊的研究方法进行知识积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理论架构.     

西方国家责任行政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责任行政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从传统责任行政、新公共责任行政、新公共管理责任行政,到如今的新公共服务责任行政.西方国家责任行政的动态发展是在公共行政理论的演进背景下进行的,并且与西方国家公共行政改革同步进行.西方国家责任行政的发展为我国责任行政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的多维辨析——价值取向、理论基础与政策安排

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是在行政学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学术派别，它们是在“民主”与“效率”这两大价值观之间进行相互博弈相互取舍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管理手段的集合。双方产生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中，面对着类似的社会问题，双方选择不同的价值取向，寻求不同的理论基础，进而主张采取不同的政策安排。对双方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辨析将有助于对我国的行政改革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     

对“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历史可能性的证明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公共管理到行政管理再到公共管理的历程。人类伦理关系的普遍性决定了在公共行政的领域中研究伦理问题的必然性。但是 ,2 0世纪的行政学发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否定了伦理研究的可能性。随着行政学理论的发展 ,以及公共行政从政府管理推广到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建立已经成为时代课题。揭示公共管理伦理产生的可能性 ,对于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来说 ,是非常必要的     

公共行政伦理研究的特殊意蕴探析

公共行政中的伦理价值,已得到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的认同,但由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引入企业管理的技术和方法"的偏爱,并在西方的"政府再造"中得到印证,当代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中多半存在回避或者忽略之前新公共行政运动对"社会公平"关注所取得的成效,大有重新回到韦伯重"事实判断"(亦即"形式理性")之老路上去之趋势.面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在公共行政伦理的理论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价值理性"的合理性、行政伦理视角的合法性和"行政"与"伦理"结合的价值性等诸重要问题,以便使我们对西方的"政府再造"运动、新公共行政运动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来自实践和理论层面的问题,有一个客观、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我国行政改革实践和理论层面的认识.     

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中的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价值回溯、体制追踪与轨迹探寻

公共行政中的伦理价值,已得到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的认同,但由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引入企业管理的技术和方法"的偏爱,并在西方的"政府再造"中得到印证,当代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中多半存在回避或者忽略之前新公共行政运动对"社会公平"关注所取得的成效,大有重新回到韦伯重"事实判断"(亦即"形式理性")之老路上去之趋势.面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在公共行政伦理的理论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价值理性"的合理性、行政伦理视角的合法性和"行政"与"伦理"结合的价值性等诸重要问题,以便使我们对西方的"政府再造"运动、新公共行政运动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来自实践和理论层面的问题,有一个客观、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我国行政改革实践和理论层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