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中国宪法司法化之必要性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既然是法律就应当可以在司法领域中运用,这就涉及到宪法司法化的内容.在中国,目前宪法在实际生活中实施现状堪忧,所以必须让宪法与人民群众生活拉近距离,在实际生活中增加其可探作性,那么中国的宪法司法化就十分必要,由此可以成为加速中国宪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论宪法的司法化

作为时代的产物与回应,宪法司法化的形成与发展,构成了当代宪法与宪政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宪法司法化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逐步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直接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判文书中援引。     

实现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机遇与困境--从我国宪法司法第一案谈起

近来,一则简单的民事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件做出的批复引起了各界对宪法司法化问题的广泛关注.宪法司法化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法治与宪政的产物.宪法司法化现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因此,在我国确立宪法司法化有其必要性.但在现实语境下,我国实行宪法司法化必然会碰到诸多障碍.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和扩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权是我国实现宪法司法化的现实途径之一.     

宪法司法化的意义及其路径分析

宪法司法化问题是近年来法学理论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宪法的司法化是我们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方面。本文通过对宪法司法化概念的界定及其在司法改革中实践历程的分析,强调了宪法司法化的重要意义,并对宪法司法化的路径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索与分析。     

宪政时代的法律发展

宪政时代的宪法及其司法化的问题涉及司法审查(违宪审查)和具体适用宪法规范(宪法私法化),不同的制度安排凸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宪法之直接司法适用与间接司法适用。刑法时代———民法时代———宪政时代是法律发展的基本轨迹,齐玉苓受教育权一案引发了人们对宪法及其司法化的理论探究,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然中国宪政建设之路仍很漫长。     

宪法司法化的悖论——兼论法学家在推动宪政中的困境

本文对围绕齐玉苓案形成的宪法司法化讨论进行分析 ,展现了法律人就“宪法司法化”问题所形成的两个话语悖论 :其一 ,宪法司法化究竟是将宪法作为法律渊源的司法判断过程 ,还是对成文法进行违宪审查的过程 ;其二 ,“认真对待宪法”究竟是对待抽象的宪法理念还是具体的宪法文本。由于多数论者采用了法律政策学的话语策略 ,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真正的宪法缺场了。这些悖论暴露出法学家在推进宪政时所面临的困境 :一方面 ,变法心态和文人政治与宪政本身要求的宪政神圣权威之间存在着冲突 ,另一方面 ,宪法的司法化与宪法的政治化存在着紧张。为了克服上述悖论与困境 ,应采用法律解释学的方法来取代法律政策学的方法。因为法律解释学不仅展现了法律的智慧 ,而且由于它坚持遵从权威、审慎节制而成为宪政改革应当遵循的政治美德。     

住房权宪法保护之模式分析

住房是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住房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它对人权体系中其它权利的享有举足轻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从宪法层面对住房和与住房有关的权利加以规定和保护,住房权的宪法化和救济的司法化趋势非常明显.住房权宪法保护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宪法明确规定住房权,并作为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给予间接司法保护;二是宪法明确规定住房权,并给予直接司法保护;三是宪法未明确规定住房权,但通过其它方式予以间接司法保护.     

宪法司法化探析

宪法司法化具体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对法律、法规以及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进行违宪的司法审查；二是在普通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在具体案件中适用宪法规范作判决。宪法司法化制度来源于西方。一、宪法司法化的来源１、宪法是高级法宪法的高级法观念源于古老淳厚的自然法思想，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近代启蒙思想家从自然法理论出发，认定人民制定的宪法是最能反映自然正义的法律，因为它是人类理性的直接体现，它可以成为检验制定法的标准。这一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契约论代表人物洛克认为从自然状态到政…     

近代中国立宪的契约性流失

谈判与协商、宪法至上、和平化与司法化,同构了宪政的契约性。但是,在近代中国的立宪过程中,却表现出了宪政契约性的严重流失,从而导致了宪法的虚文性。     

论中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出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了宪法司法适用现象。这一现象在打破宪法虚置化状况的同时,亦显示了宪法司法在功能、重心、方式上存在的诸多问题。要保证宪法司法适用的良性发展,必须实现三个转向:从使“宪法越位下放”、“宪法降格”转向使宪法至上;从专注私行为侵权转向重视公权力侵权;从普通司法程序引用转向有限制的司法审查。     

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

本文从中国的现实出发 ,对西方国家宪法私法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 ,得出宪法的实施是由两种解决纠纷机制组成 :一是宪法中的国家权力纠纷和国家权力侵害纠纷 ,它通过违宪审查机制实施 ;二是宪法中公民基本权利受到国家权力以外的侵犯或两种公民宪法权利相冲突的私权纠纷 ,它通过宪法私法化的宪法诉讼方式实施。作者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走违宪审查之路面临的困难 ,提出根据中国国情走宪法私法化的司法化之路的建议 ,并探讨了有关的理论难题     

宪法司法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与契合

宪法司法化要求之一是允许宪法作为判案的依据进入诉讼实务领域,但是在刑事领域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却阻却了宪法的适用。本文通过对宪法司法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分析,试图找到两者的契合点,解决宪法在刑事领域的适用问题。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

近年来 ,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人民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不断涌现。有的能用普通法律救济可以解决 ,而有的在具体的普通法律中却找不到相应的法律根据。在这种新的形势下 ,法官如何突破以往的惯例 ,直接运用宪法规范作依据来断案就显得尤为迫切 !由此引发了本文的旨意“宪法如何救济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一、理论误区 :宪法保障等于宪法司法化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通过双重保障才能具体化 :一为宪法保障 (宪法救济 ) ,一为普通法律保障 (普通法律救济 )。前者表现为抵制国家权力侵犯公民权利 ;后者通过立法机关制…     

关于宪法司法化问题的研究

宪法的司法化是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但是，由于体制上的“困惑”、观念上的偏差以及宪法本身存在的缺陷，宪法仍被排除于司法领域之外。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先建立保护宪法上私权的宪法诉讼机制，把宪法的权威建立起来，然后在国家有条件的时候再建立违宪审查机制，从而走中国的宪法实施之路。     

试论我国宪法司法化存在的问题

宪法的政治性和宪法的法律性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会对另一个方面的充分性和真实性产生影响 ,从而进一步影响宪法本身。我国宪法司法化的障碍不仅仅是人们在观念上存在误区 ,更大的障碍在于体制障碍 ,其体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限制了我国宪法的司法化。     

宪法解释体制下的司法空间与界限

立足于我国宪法解释的现状,无论从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方式解释宪法的社会基础和活动空间亦即其面临的现实动力和压力方面,还是解释的运作方式和实际表现亦即其个案和附带性质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宪法司法解释得以规范和奏效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在我国几个效力不同、功能各异和相对独立的宪法解释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宪法解释体制中符合司法的特性及其依附的政治体制架构。     

民国司法院:近代最高司法机关的新范式

从清末司法改革到1947年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和修正《司法院组织法》,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近代中国形成了特有的最高司法机关模式——司法院。在司法行政方面,大理院自始便拥有非常独立的院务自主权,司法院承袭了这一权力,并加以扩充;最高审判权与司法行政权是否合一的问题是民国制宪时反复争论的问题之一,但事实上司法院长并不直接从事审判工作,所以最高审判权与司法行政权从未真正合一。司法院继承了大理院统一解释法令权,并将其规范控制权扩展到宪法解释领域。民初大理院、平政院(肃政厅)分立,开日后司法院内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并行的先河。可以说,在《中华民国宪法》颁布之前,司法院体制已经渐趋成熟,甚至宪法本身也无法另起炉灶,根本改变既有的中央司法体系。如果说司法院本身的制度设计尚有可取之处的话,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际的司法运作则是腐败盛行。     

当代中国法官的宪法意识实证分析

法官宪法意识除了包括应具备的宪法知识外,主要包括法官宪法理念、宪法职声意识和宪法思维三个方面.法官宪法意识对司法中贯彻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法官宪法意识具有什么样特点,有又哪些变化?调查数据和访谈情况表明当前我国法官宪法理念、宪法职责意识反映中国宪法制度的特征和时代变迁,但是法官在审判工作中宪法意识不足.如何进一步培养宪法思维,加强法官宪法意识,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宪法规定既是现实要求,也是一个重要的宪法理论研究课题.     

宪法司法化之模式选择与具体构想

宪法对公民权利保护的终极目的,是维护国家主人即人民的自由,而在我国,宪法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上,却断无直接效力可言,司法判断无所凭据,对公民权利的规制无直接效力,因此不得不思考宪法司法化的问题。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富有实效的违宪审查体制,实质上也是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这对于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的建立和进步,对于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将起重要的作用。     

理论与现实的碰撞:当代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困境

宪法司法化包括宪法的直接适用和司法审查两个方面。鉴于宪法规范的特点、宪政体制以及法律传统等原因,宪法的直接适用性在我国目前缺乏可操作性,而对违宪的司法审查则缺少制度空间和现实基础。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应当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内寻求自我完善。